没有怀疑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对于信仰者而言，勇于面对疑惑，才能在信仰之路上前行。
文/任晓雯
摩西十诫，第一条确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第二条指出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第一条“别的上帝”，即指第二条的“偶像”。
一次次自造偶像
提姆·凯勒认为“偶像”是指，当我们的心将某些事物“奉为神明，以它们为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得到它们，它们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保障、安全和满足”，这类事物就成为了偶像。显然，名声、钱财、事业、爱情、政治、知识……都可能成为偶像。
提姆·凯勒甚至说，生命中美好的东西尤其容易变成偶像。就像小说《魔戒》中那只代表黑暗的权能之戒，会败坏任何使用它的人——包括寻求自由公义者。
在提姆·凯勒看来，我们的内心不去敬拜上帝，就会敬拜偶像，没有中间状态。摩西在西奈山40昼夜，百姓要求亚伦做神像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出埃及记》32:1）。虽然此前不久，百姓曾目睹耶和华的大能，但在稍纵即逝的敬畏之后，他们又对不可见的上帝失去信心，希望信靠看得见的人与物，比如摩西，比如金牛犊。
我们有与生俱来对上帝的渴望，却困于经验，囿于肉身沉重，惑于眼见为实，愿将确信托付于可见之物。不认识上帝的，难免把世界上的人与物作为偶像；认识上帝的，难免有将无限的上帝拉低到有限的感官范围的狂妄。因此，加尔文对不可拜偶像的理解是：“这条诫命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禁止我们将无法测度的上帝局限于我们感官的范围，或以任何形体代表他。第二部分禁止我们在宗教上敬拜任何形象。”
然而，人的历史，就是不断背弃上帝诫命的历史。一次次自造偶像，于是，政治偶像引发政治浩劫，文化偶像扼杀文化丰富，宗教偶像引起纷争流血、人与上帝的阻隔。当下更有不少宣称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事实上转而以物为偶像——拜金、拜权力；或者以自我为偶像……难怪加尔文会指出：“人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
不知死，焉知生
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时说，一种“奇特的郁闷萦绕着那些在丰富之中的居民”。美国人相信物质繁荣可以平息他们对快乐的渴望，但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盼望是幻觉，因“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心”。
空虚的情圣、不快乐的富翁、内心煎熬的名人……人生需要标杆，否则生命会变成没有方向的虚空；而当人以世上可见的人和物为标杆时，又必然通往生命的无意义，因为世上的欲望是不完美的，我们无法籍此将人生从痛苦与无聊的摇摆之中解脱出来。人存在于世的终极价值，无法从肉身及可见物推导而得，它们只可能来自高于肉体的地方。
更何况，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10）倘若没有灵魂，没有比肉体、比世上的人与物更高的东西，一切意义将随着生命消失而灰飞烟灭，归于虚空。
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虚无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虚无，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相比于孔子所言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愿相信：“不知死，焉知生。”
在敬畏中得自由
如果不将有限置入无限之中，有限本身就没有意义。上帝将对永恒的渴望，放在人心里。读书人想立身后名；艺术家想创传世作；帝王造像、立碑；普通人拍照、录像、写日记……然而，在无限的时间面前，人的这些行为都极有限。
面对此生有限的绝望，提姆·凯勒区分了伤心与绝望：“伤心是源于失去了某件好东西，其痛苦可以用其他的事物来抚平和安慰，因此如果你在事业上遭受到挫折，还可以在家中找到安慰而得以度过。但绝望则是无法被安慰的，因为它是源于失去了一件终极的东西。当你失去了终极的生命意义和盼望时，没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帮助你度过，因此你的心灵就破碎了。”
在此意义上，上帝的不可见性，实在是对人的恩典。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20》）上帝必须超验地存在，才能让人持续保持仰望和敬畏。而人在仰望并敬畏那无限、至高的不可见者之时，才能得到真正且广大的自由，获取超拔、向上的力量，使我们不至困顿于痛苦和无聊，受制于有限和罪性，沉迷于肉身沉重和人生虚无。也许，因为怜悯人的软弱与短视，上帝才不让人见他的面。
“信”超越了“看”
正因上帝是不可见的，人的信不能建立在看的基础上。“眼见为实”的需求，最终只能导致拜偶像。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翰福音》9：41）又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前者表明理性的狂妄，会遮蔽对上帝的认识；后者表明终极的信心，出自对不可见的无限仰望。
人通过“看”这种理性行为获得知识。学者汪丁丁说：“‘看’在西方思想里占据着核心位置，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于‘看’。通过‘看’，人们形成了人生的方向感，得到了效用。”
然而，当我们谈及“信”，意味着必须承认：人不把“看”当作他自身的全部，他的世界也不由他所见之物来界定。在肉体视野之外，在人类理性之上，存在更高的秩序、更恒定的法则。“信”超越了“看”。这也是为什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所认知的，不过是局部的“意见”，但在各个局部意见之间的对话中，另有自行显现的世界秩序，他将它称作“logos”。柏拉图认为，人基于局部经验的看法叫“意见”（doxa），对“意见”的超越，则是“知识”（epistem），知识是认知真理的过程，是“真理自行显现”的过程。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由“看”得来的知识都是局部的，那个终极的logos真理，是超越人的局部经验的，来自作为整体的无限远的至高者。
“我信”不证自明
既然“看”作为一种经验方式，是有局限性的，那么通往无限的“信”从何而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10：17）即信仰不是思考所得，而是来自聆听，是聆听、接受并回答的表现形式。
这并非说，信仰与理性相悖。信仰恰恰是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信仰是意义的赋予过程，人只能在那种支持他的意义的框架下行动。不证自明的“我信”包括：我是否相信在人的有限的理性之外，存在恒定真理？我是否相信关于善的法则，是被普遍放置在人心之中的？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和“作为一种关系的善”。前者因表现了善之共相而被称为善，后者因成为有用之事而被称为善。摩尔在此基础上说：“善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首先，善是简单的；其次，它是非自然的、不是自然界所有的，即它是抽象的、看不见的；最后，它是不可定义的。
总而言之，“善”这一概念是不可被定义的，也是抽象不可见的，无法被论证的。这种无法被论证的简单概念，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这样的“理性的起点”是被放置在人心之中的。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善恶的绝对标准在于上帝，不在于人。人自以为上帝，自行分别善恶，会将于己有用之事当作善。这种利己心就是堕落和罪性。这也是为什么，倘若不认为真理来自更高的绝对者，人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局限，容易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
信并非一劳永逸
在承认“我信”的同时，也要承认另一个事实——“我怀疑”。上帝赐名雅各“以色列”，即“与上帝角力”之意。它暗示着：人的信仰之路从来都是一场艰辛的“与上帝角力”，充满着怀疑、抗争与背离。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不信的时刻。他不信上帝能赐予平安，为求保命而谎称妻子撒莱是妹子；他不信上帝能赐予后裔，同意娶妾生子，导致家庭纷争，乃至带来未来历史中的民族纷争。
以虔诚著称的圣女小德兰，死前曾陷入绝望的怀疑：“一种最坏的无神主义诱惑在猛烈地攻击着我。”
因为见不到上帝，因为内心软弱，“信”对于人来说，并非是全然的、一劳永逸的。信仰者只能在虚无、诱惑、疑问之路上，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信。然而，这样的沉重与软弱，何尝不是出于上帝的秩序？
在上帝的秩序里，有善，也有恶。有光，也有暗。人有信，也有疑。上帝全然掌控，又给人以自由意志。他允许暗的存在，并将光与暗分开，形成秩序。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别光；有恶的存在，才能认识善；因为有怀疑，才能更坚信；人作为如此渺小的受造物，能够拥有自由意志，能够在信与疑的张力之间，施展想象力和理性的能力，这何尝不是上帝的大能与美意。
信仰不是可以被“摆到面前的桌子上”的东西，它不可见，也不能被演示。然而，人的肉身所能见、理性所能认知的领域，是不是一个绝对性领域？信仰者会受到无信仰的侵袭，无信仰者也同样会受到信仰的诱惑与侵袭。约瑟夫·拉辛格说：“在这种疑惑与信仰、诱惑与确定之间的不断竞争中，寻获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命运归宿的基本模式。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疑惑使双方不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成为双方交流的通衢。”
有一首赞美诗，每次吟唱我都受感动。歌中唱道：“我真无法解释，天天疑惑，天天相信。”在我看来，没有怀疑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对于信仰者而言，勇于面对疑惑，才能在信仰之路上前行。人是软弱、多疑、时时站立不稳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才可能加固信心。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
所以，我愿天天疑惑，天天相信，持续地祷告、仰望与敬畏。
作者是70后作家，现居北京。
刊于OC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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