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认识的悲剧。人靠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真正认识他人，更不能建立真正的完整性……
文/石衡潭
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年代发生的悲剧爱情故事，张艺谋却以之来探索人性的永恒之谜——记忆与自我。
描写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成功影片不少，曾经构成中国银幕的一道亮丽风景。它们主要是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去反思，否定过去的错误，肯定现在的道路，讴歌患难之中潜藏的人性之美，也鞭挞荒唐岁月迸发的人性之恶。如《天云山传奇》、《伤痕》、《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
张艺谋显然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他用各种影像、声音、音乐、场面还原了那个时代，如暗夜中长久嘶鸣的蒸汽机车汽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们的旋转腾挪、斑驳老旧过道中堆满杂物的居民楼、电话亭、黄军装、黑雨衣、红袖章等，都让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但其思考的重心却已经变了。
人是什么？自我是如何构成的？记忆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一旦丧失记忆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导演是在引导人们思考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活在记忆之中
人的自我是靠记忆构建的。记忆把生活中的种种碎片连在一起，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若没有记忆，人就失魂落魄，只能活在当下，而没有过去与未来。人的记忆又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什么都能留下，而是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珍贵的内容保存下来，随后，又不断地加工打磨，直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永恒。
冯婉瑜就是这样。丈夫陆焉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监押在劳改农场，他们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她所拥有的，只是丈夫中青年时期的记忆：大学教授，博学多才，温文尔雅，懂得外语，会弹钢琴。
应该说，最最深刻的记忆是丈夫冒死逃出农场来见她们母女，在车站天桥上，他蓬头垢发、衣衫褴褛，面对四周的险恶环境，他奋不顾身，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不再逃跑，而是朝着她所在的方向飞奔——结果，被众人拦阻扑倒……这是她看到丈夫的最后一幕。她已经将之定格在心中。
当一个人对现实完全绝望时，她会选择活在记忆之中。这是冯婉瑜心因性失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脆弱无依的个体，面对无情现实能够选择的最好与最后的防御与反抗方式。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与深度是其他方式所难以比拟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活在记忆之中，也意味着心灵之门的关闭，向现实的关闭。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与事，不能或很难再进入到她的心灵之中，只有与过去多多少少有关联的才能进去，如过去与同学们一起拍摄的老照片，丈夫曾经弹奏过的《渔光曲》等。
记忆幻为偶像
对记忆的坚持是好的，但这样一种对记忆的执着，却使记忆或说记忆中的丈夫形象成了一种偶像。
人的死亡伴随着记忆的终止，反过来，记忆的终止也意味着死亡，即使这个人的肉体生命还在延续。可以说，对于冯婉瑜，在车站天桥那一幕之后，丈夫陆焉识就已经死了，她自己的生命也已经死了。
死使生命定格，死者可能被生者化为偶像。就像周朴园心目中的鲁侍萍。周朴园以为鲁侍萍已经投水自尽，香消玉殒，所以，他将她生前住过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甚至还保留着她当年按时开窗关窗的生活习惯，他要在记忆中将她掌握到永久。而一旦见到并没有死去的鲁侍萍本人，他却惊慌失措，反问她到此何干？
冯婉瑜也是这样，她每月5号到车站去迎接记忆中、幻想中的完美丈夫，却不能接受现实中这个陪她慢慢变老的丈夫。冯婉瑜在美化和偶像化丈夫的同时，实际上也美化和偶像化了自己。在对丈夫的无尽盼望与等待中，她早已化作了一尊偶像。人习惯于拜偶像，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外因驱使。这是人性的真相。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一定像他们这样绝对，但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倾向，特别是在爱情与婚姻生活中。我们会美化自己的情人与配偶，我们同时在与想象中的以及现实中的他/她生活，我们的欢乐、痛苦可能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相关。
感到幸福，可能是由于对方满足了自己的想象；觉得失望，可能是因为对方显示出了真实的面貌。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认识与看清对方，因为我们总是在想象与真实之间对焦不准。
无知于罪性
陆焉识帮助冯婉瑜恢复记忆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是对偶像的重建，另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寻找。应该说，这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人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回到从前。
陆焉识只能与冯婉瑜，同时也与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寻找自我，等待戈多。他用理想的我（老右派）来引导，以现实的我（念信人）来陪伴。对于冯婉瑜来说，她生活在想象的统一之中；而对于陆焉识而言，则是生活在现实的分裂之中。此情何堪？就如同泰戈尔诗中所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冯婉瑜不能恢复记忆，不能认识丈夫和自己，除了自觉不自觉的偶像崇拜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软弱或者说罪性没有明确的认识。在天桥事件之后，她受到极大的刺激，思想行为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她在两件事上是存在过错的。一件事是把女儿赶出家门，不让她再回来。如果说，基于一时气愤或管教，让女儿暂时离开还可以理解，但她长年如此，始终不肯原谅。就像女儿说的：“她什么都忘了，就记得我的不好。”当然，后来，陆焉识借着自己的信帮她解开了这个心结，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点，她不如陆焉识。陆对女儿充满慈爱，尽管他知道是女儿出卖了自己，但他却能宽恕且从不提及，即使女儿自己愧疚地说出来，他也没有多言。
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隐蔽，就是那个并没有露面的方师傅。大概他是文革中的一个小领导，冯婉瑜害怕丈夫被枪毙，多次找他求过情。他可能借着这个机会欺负过她甚至占过她的便宜，不然，她不会在已经请进家门的陆焉识试图给她盖被子时表现得如此激烈。这当然是她作为女性的软弱，但这种软弱以及惧怕之中也包含着罪错。
她没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错，承认、悔改并胜过之，而是讳莫如深地将其包藏起来。这样，它就成了拦阻她认识自己的一座顽固的暗堡，甚至她丈夫陆焉识也没能帮助她突破，反而在这里被炸得人仰马翻，畏而却步。
真正的完整性
说到底，这是一场认识的悲剧。人靠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真正认识他人，更不能建立真正的完整性，而只能建立自我眼中的完整性。人的完整性只能靠完美而永恒的他者——上帝，才能建立起来。如圣经所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纪》1:27）
人对自我的建立有三个维度，或者说通过三种美德——信望爱。信，主要对应的是过去；爱，主要对应的是现在；望，主要对应的是未来。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望爱，人才能建立真实的自我。反观电影，冯婉瑜对过去的相信是盲目的，对未来的盼望是虚幻的，所以，她面对现实中的丈夫不能有爱。陆焉识只能无奈地承受这种分裂，并且陪伴她活在这种分裂之中，因为他也没有对上帝坚定的信望爱。
上帝满怀热爱与期待寻找人，希望人认识自己，但是人囿于自己的视野、经验与才智，就是不能认识他。就像使徒约翰所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5，10-11）上帝寻找人，也将信望爱的恩典赐给人，上帝的恩典人无法抗拒。
冯婉瑜和陆焉识都活在记忆之中，也就是活在过去，准确地说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只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无意识，一个有意识。他们都把过去凝固化、偶像化了。
其实，过去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突破的力量还在于对上帝的信望爱。我们说，信望爱好像对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三个维度。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在上帝那里，并没有过去、未来、现在的区分；在他那里，永远是现在。人不能固守过去，也不能紧握现在，更不能妄想未来。
那么，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使徒保罗早已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上帝对每个人的心意每天都是新的，人也必须以新的心与态度来加以回应。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原来的我，只有随着上帝的旨意而不断更新的我。因为随着人理解力的更新变化，人每次看到的真理也有所不同。
任何时候，人都无法穷尽真理，而只能被真理不断更新。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在真理被发现之前，真理居于自身之内；当真理被发现之时，真理更新我们。”而上帝会把每一个这样的 “我”，放在他永恒的记忆之中。
作者为大陆哲学学者，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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