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之二）

文／范学德

文化冲突

自从1978年我进入大学哲学系读书后，随着对中国古典哲学了解的增多，我越来越热爱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武术戏曲，这一切为我徐徐地展开了一个“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神天地。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骄傲，我对一些人践踏中华文化而痛心疾首，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排斥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怎能容忍基督教取而代之？中国人如果接受了耶稣作为生命的救主，那么，中华文化真的就要亡了。

当然，我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我也不得不承认孔孟之道在今日中国的影响日益淡薄。但是，我没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惨心态，我不信这延续了数千年的独特的人类精神宝藏会在我们这几代人手中一夕丧尽。我坚信，如果天不绝中国人，中华文化必不死；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必是中华文化重现其灿烂的新生命，怒放于世界文化百花园之时。

我接触了一些华人基督徒，他们人品很好，热心地关怀中国同胞。但是，他们往往很不关心也很不在乎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问题。他们不觉得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有一份不可推卸、无法逃脱的历史责任。在接触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讲道及向个人传福音中，他们所引用的思想材料和实际例子，大都是西方的，他们思考神学问题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他们对中华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我断定，他们在美国生活得太久了，心灵的深处已经被西化了。

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家庭聚会时，几位好心的基督徒反覆地向我解释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我完全无法接受。我告诉他们，在汉语中，有罪的基本含义就是违法或犯法，罪人就是被法官判刑的犯人。说人皆有罪，岂不是说人皆为罪犯？认为人生而有罪，岂不是判定人生下来就该统统关进监狱中！我常常反问他们，如果人生而有罪，上帝何必造人！如果连小孩子都罪孽深重，为什么耶稣会指着小孩子说，“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3-5）

此后，我读了一些阐释基督教教义及探讨基督教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的书籍。有的书力图把孔孟老庄批倒批臭，好像中国人如果不与中华圣贤彻底决裂，就不能成为基督徒，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冲突、对立的关系，只能导致你死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而冲突的焦点则集中表现在对人之心性的不同看法上。

人性之辩

我虽然没有进过私塾堂，但也能背下几段《三字经》，尤其是“人之初，性本善。”待到学过了《论语》和《孟子》之后，人性本善的观念，几乎变成了我思考人性问题时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出发点。我认为，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仁心或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如果否认了性善论，也就意味着否认了以《四书》为代表的古典儒学的心性论，也就意味着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

我还接受了古典儒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即人皆能自救，或云“为仁由己”（孔子语）或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人能醒悟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自觉地遵循仁义之道，实现仁于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么，他就可以依靠自己而成为仁人志士，正人君子。

我尤其欣赏“天人合一”的伟大理想。每当我沉醉于《大学》所论及的“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合外内之道”；每当我深思孟子的名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也”（尽心上）；每当我低吟张载在《西铭》中所抒发的伟大情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总有一种闻先圣之高风亮节，懦夫有立志的感觉。我向往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升华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如此，我这一生也就问心无愧了。

但是，我无法抗拒《圣经》中关于“罪”的观念对我的强烈冲击，它迫使我不得不多方面地思考罪的问题，特别是罪存在的心性基础。

首先，我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类似于人皆有罪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只不过是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人作事的标准是“中，”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过。过与不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过尤不及。”（论语：先进）“过”与“不及”都是不得中行，偏离正道。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在与美国朋友讨论信仰的过程中，我多次认真地阅读了《罗马书》，“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寻找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齐走入歧途。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敬畏上帝。”（3：10-12；17-18）这些话语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直刺我心，使我心里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我一方面承认它所包含的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我又力图削弱这些话语的锋芒，磨平它们的棱角，我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话太片面了，太极端了，太绝对了，太偏激了。

但是，无论如何，在圣经的反覆冲击下，我终于认识到了，人的实际存在是一个不完美的存在。只是我拒绝承认，这个不完美之所以能够存在，有它的心性基础。因为我明白，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我建造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思想系统、价值系统，就会动摇、倒塌。但是，否认这一点，我不仅无法解释人的实际存在为什么会成为不完美的，也无法反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普遍的人性基础。

谁之罪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血腥年代中，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人极其无耻、极其残暴的表演。为什么一个人的心能变得那么黑暗，那么狠毒？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突然间同时都像发了疯一样？我苦思多年而不得其解。难道人心真的像古希腊神话中“潘朵拉匣子，”只要你一打开它，一切邪恶的东西就都跑出来了？

虽然痛苦，但我终于认识到：单凭一个“伟大领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类悲剧。如果，我们不想为任何一个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或罪行、或错误、或过失、或违心之事开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们要为自己不是在暴力的直接威胁下所作出的一切选择负道德责任，那么，每一个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人，都不能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心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发生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我又反覆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深刻地反省十年浩劫？为什么只有巴金写了一部堪称忏悔录的大作？为什么许多老干部重新工作之后，只是控诉四人帮怎样迫害他们，而从不忏悔他们以往整过多少人，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号召我们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导师，却对自己一贯文过饰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漠视罪存在的人性基础。久而久之，我们感受罪的敏感性，我们忏悔自己的罪的能力，越来越微弱了。

感谢上帝！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我逐渐地敢于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了。我认识到，第一，虽然世人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是，他们看见的仅仅是我的外表和行为，而看不见我的内心。我内心中的黑暗，唯有我自知。第二，虽然我时常做好事，但有时做好事并不是出于好心。虽然我没有作某些坏事，但有时并不是不想作，而是没有胆量、机会、条件去作。第三，虽然我有一个美好的理想自我的形象，但它与生活中的真实自我相距甚远，对我来说，理想的自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我敢于真诚地面对我的心灵，当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不把自己的弱点、过失、错误归于社会和他人，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的那股恐怖和强大的黑暗力量。

为善与行善

自从我进入青年期，能够反省自己后，我极其痛苦地发现了：这个黑暗力量，一直想要把我推进深渊，而那是我绝不愿跌进的黑暗深渊。几十年来，在理智上，我一直力图把它拒绝于心门之外，但是，我的情感和下意识，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对我的强烈诱惑和吸引；依靠意志的力量，我与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博斗，但被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而每一次失败都增加了我对自我的怀疑、沮丧和厌弃；我不是不想作好人，但它逼迫我作不成我想作的好人。而我在世人眼中形成的好人形像，又是我不断地诅咒的对象；我决不愿意作恶，但黑暗了的心灵常常控制了我，使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后悔厌恶的事。保罗的话道出了我的心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罗马书7：18,19,20,24）

我更进一步地发现，我之所以拒绝基督教关于罪的基本观念，主要不是理性上的困惑，而是情感上的挣扎；不是抗拒改变观念，而是拒绝更新自我。在我一再纠缠罪的概念的精确定义的背后，是我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当我反覆追问，“一个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创造物，如何可能产生不完美的罪”的问题时，我的内心是想把所有的人从而也把我所犯的过错的责任归结于上帝。我乐意在观念上、教义上承认一个圣洁的上帝，我更乐意他人都是圣洁的，但是，我却不愿意也无力洗刷自己心灵的污秽。当我敢于正视自己后，我也敢于正视我以往所喜欢的理论了。孟子“道性善”，他是儒家性善论的主要奠基者。他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父母也不足以事奉。既然，这“四端”有待于人扩大它，充实它，那么，它就只是一个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实然性。四端的存在，只能说明人性是可能为善的。但是，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或者说，人性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善的。孟子道性善时，举出了一个著名的例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是，我们却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媒介上常见到这样的新闻：今人已见孺子入于井，常无怵惕恻隐之心。

其实，在我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孟子性善论的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成为善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但是，我不想正视这个矛盾，我不愿意我的人生价值观失掉它的人性论基础。现在，我在《圣经》中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着祂的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后，上帝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起点，的确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在〈创世记〉第三章，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神圣的“约”，他们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于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象被人损坏了，背离了完美的上帝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反叛的人”。由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自己。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的污染了。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存在。

认罪悔改

面对完美的基督　　人类的救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神的逆子。我过去认为自己作人“问心无愧”，那是因为，我不去“问心”，反而拒绝去听良心的微弱的呼唤；即使有时我不得不问心了，我也没有“真问”，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使之合理化。或者把自己的心掩藏在众人之心中，认为云云众生都是如此思，如此行，我何必与自己过不去。众人皆醉，我岂能独醒；即使我问心真的感到有愧时，我也经常局限于内心的懊悔，忏悔，立志，而不是实际地改变我的旧生命，作新人。

我的心和众人的心都一样，是一颗久已被污染了的破碎的心。面对着这人欲横流的大千世界，还有那不堪回首的两次世界大战，骨肉相残的十年浩劫，我怎敢还有勇气说，“我不是罪人！”谁敢说，“我是义者！”

天人精意

从人性本善的迷宫中走出后，我也逐步发现了以往我在欣赏“天人合一”时陷入的误区。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这千真万确。但是，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往往和我一样，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传统的真谛。生活在科学发达的二十世纪，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论的“天”，是一个风云雷电的自然之天，是一个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有道德、有意志、有感情的德性之天。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他们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搬开或粉碎了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的虚幻理念，狂人的真实呓语！

孔子“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在孔子的思想中，天是最高范畴。他虽然很少谈论天，但是，他所谈论到的内容却非常重要。他认为天有智慧，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学问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了解天，知天，顺天。天不仅有智慧，他还有意志。“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唯有天能够最后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天还有德性，他能够赋予人以德性，并且，其他人无法违背天来伤害孔子。“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述而）正因为天有德性，有意志，有智慧，天是人事及万事的最高决定者，天意不可违抗，只能顺从，所以，人必须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对孔子所言的“畏”字，朱子解释为“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四书集注）戒谨恐惧，不得不畏。这是一个人面对“天”时，他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据有的学者统计，“天”在《论语》中出现十八次，每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

孟子言尽心知性，知性知天，把天与心性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或者社会铄造于人的，而是人生来固有的，只是人没有思考它而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又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而这“贵于己者，”就是人生而具有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天爵”（告子上）。人的天爵也罢，人的仁义礼智之心也好，在孟子看来，都是“思则得之，弗思则不得。”而“思”则是“天之所与。”不仅能思维的心是天赋予的，连舜禹这些圣人“有天下，”也都是天赋予的。

在孔子、孟子这些古典儒家那里，天人合一不是虚幻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观念，更不是与他们的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那是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感受和体认。孔子是在受迫害中体认到“天”与他们同在的，他强烈地感受到，向中国人宣示人道或仁义之道，是“天”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他在接受并实现这个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了“天”从来不抛弃他，即使有人再三地迫害他。孟子一生以承继、光大圣人之道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而不悔，不怨，不屈，不挠。也正是出于他亲身感受到了“天降大任”于自身，故而他有浩然之气，敢为帝王师。

悲哀与庆幸

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后，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中。多年来，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使命，今日方觉，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精神生命，我只看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而把“德性之天”化为哲学的义理。我欣赏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的、宏大的、美丽的观念来欣赏。这样一个主观的、心理的观念当然无法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改变我的生命。它变成了生命的点缀，变成了显示自己思想深刻的言辞，变成了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

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并且，来到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终没见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拿撒勒人耶稣。我在心中遇见了那位创造了具有本善之性的人的造物主，并为自己亏缺了祂的荣耀而无比内疚。我无限地感激祂，感激祂在直接向中国人启示祂自身之前，把孔子、孟子赐给中华民族，保守这个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化一直存活到如今；感激祂为了拯救我而让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感激祂不因我一再拒绝祂而抛弃我，定我的罪，反而引导我与祂相遇；感激祂把我带进了祂的家，赐给我新生。回首往事，如烟、如梦、如幻。多少次，在静静的夜色中，我向耶稣低声诉说，“主啊，我就是你要召的罪人。原谅我，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