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意味着去承担苦难，而非解释苦难。
文/惠苇
但凡文学作品，总是不能无视现实世界的困难及人的问题，苦难与罪恶是这个世界最鲜明的真实，无论是否认信基督信仰，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这一真实。
苦难是人生的第一大真相，是人不得不面对的真相。苦难不单因外在环境的挤压，更扎根于人性深处，苦难的普遍性不以时空为转移。生活可能没有文学作品那么传奇，但作品中人物的罪恶，却可能与作为读者的我之罪恶，同样深重与诡谲。
国人灵魂无依的显现
齐宏伟著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是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的重要文本，让人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散发的气息，不是荒寒冰冷，就是凄惨绝望；不是堕落庸俗，就是幻灭无常；甚或充满忿恨苦毒，唯独没有盼望与温暖。直到史铁生、北村等人带有终极眼光与神性之维的写作，才使文学有了转向的微光。
齐宏伟以极大的信仰热忱与基督教生存观的犀利视角，把握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心魂与脉搏，也在文本背后透视了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荒芜寂寥与无所安慰的凄苦，更看到中国人透过文学所要进行的超越追求，是何等地捉襟见肘、资源匮乏。其实，百年中国文学所透露出来的寂寥与绝望，也正是中国人灵魂飘荡、无所托寄的文本显现。
记得中学时阅读鲁迅的文章，看到的是礼教的吃人与人性的冷漠，那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总给人一种无奈的苍凉感。老舍的《骆驼祥子》中，一个人的命运比一片浮萍还要颠簸无常，卖命换来的却是沦落底层、无立锥之地；而《茶馆》让我感觉像一座灵堂，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是一波又一波地走向绝望，仿佛在为中国文化送终……
很多粗浅的印象，在本书中得到了具体化的印证。作者的分析不是立足于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基督信仰所强调的人性的深渊与幽暗，以及无所不在的苦难。但作者更着重于个体的人在面对人生苦难时如何超越，如何获得内心的安慰与解脱。他说，人是不可救药的超越性存在，人不可能没有超越地活着。
两种不同的文学精神
作者引述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说，中国人并非没有超越之信仰，只是这种超越，不是在上帝与人这一纵向关系上的外在超越（作者认为基督信仰不纯然是外在超越，也有内在超越），而是谋求在自然与人这一横向关系上，天人合一反求诸己式的内在超越。
作者指出，基督教文学精神的架构是“神圣情怀——幽暗意识——盼望精神”，而中国文学精神的基本架构是“自然情怀——光明意识——追忆精神”。
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透过耶稣基督、直面上帝的纵向维度世界里，有从上而来的上帝光照下的信望爱情怀，基督徒强调上帝的指引与带领。而传统中国人则生活在一种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循环往复的世界中，中国人强调自然、自然而然、道法自然等等。
基督徒的人性观认为，人起初受造美好，后因始祖的悖逆堕落，人偏离了起初的圣洁美好、全然败坏。虽然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仍有良知，却已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所愿与所做不能合一。所以，在基督教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多倾向于对人性保持一种警惕与制约，但也能包容人犯错，因为人皆罪人，人皆有软弱。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对人性的评价却极高，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儿童的心是澄澈光明的，后来的恶习是环境污染所致，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心中都有一颗圣人的种子。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总是落在对贤相明君的盼望上，而人一旦犯错，却又不能给予包容。结果，礼仪之邦盛产的不是君子而是乡愿。
虽然基督教认为人是罪人，但借着中保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的罪可被赦免，得以面对上帝，且有永恒与天堂的盼望。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却容易不断回望，回望童年的纯真美好，回望过去的祖宗，其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桃花源记》中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透过语言能认出灵魂
作者认为，人类的语言，本初时能表达人的真实内心，是生命的真实传递。人类在伊甸园堕落后，人类的语言就变成了一种自我辩护、遮盖、逃避的工具。然而，语言仍能表达人内心，只是很多时候，表达与真实存在错位。
作者描述说：“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因其工具性和功利性而被遗忘，作家从日常现实的沉沦中抽身出来，从种种宏大叙事之魂或肉欲私我之魂的夹击中挣脱而出，饱尝灵魂的粗糙和流浪的痛苦，在痛苦绝望中聆听到上帝圣召唤而得以返乡，语言恢复神圣意义的刹那，文学便产生了，精神家园在语言中建立，语言成为祈祷，而祈祷就是重建向神圣敞开的本真关系，重建语言的真纯。”
在作者看来，语言是人灵魂的肉身。透过本真的语言，我们可以认出彼此灵魂的容颜，那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作者说：“文学的本质是信仰！”的确，每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都是借着文字向世界、向读者进行“文字布道”。他竭力表达的是对于世界、人性、人生、苦难的看法，而支撑他的根基，便是作者借以精神超越的“信仰”。
在作者所分析的作家中，有的是受洗入教的基督徒，但其作品的根基性支援意识，却与基督教信仰大异其趣。比如林语堂，认为自己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但他骨子里仍是道家的逍遥与无为。
另外，作者通过对冰心、许地山、老舍三位入教作家的分析，也指出他们存在着信仰与创作的错位，认为其精神本质的根基并非基督教。反倒是非基督徒的鲁迅、海子，其生存观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基督教的生存观。其中，鲁迅对人性幽暗的深入刻画，更是中国作家前所未有的。
苦难是一种精神资源
对于苦难的不同反应，能看出基督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实质差异。
无视苦难的文学作品是没有价值的，枉顾人类生存的真相，至多是轻飘的文字游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作者说，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写诗，而是反对那种所谓纯粹美学，而无视人类苦难，缺少承担的诗。
伟大的作品，一定会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关注人的挣扎，关注人在困境与绝望中的呼喊，因为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一面。苦难与死亡是人无法回避的。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所缺少的。
作者说：“把苦难当作一种精神资源，是基督教对于世界一种非常独特的贡献。在东方智慧和希腊智慧中，他们需要的是对苦难有一种解释，但基督教强调的是对苦难有一种承担。所以，信仰意味着去承担苦难，而非解释苦难。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是来与我们一同受苦，通过受苦来炼净我们的本性，好让我们因着受苦而更加积极、更有意义地活着。这就叫把苦难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
所以，真正的爱，必须要受苦，要付代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完成对上帝的回应。不经历苦难，我们就不能学会爱，也不能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宇宙间，最大的苦难便是十字架上的受苦，但那同时也是宇宙间最大的爱的显现。
这一受苦与爱的伟大信息，势必会为中国文学带来更新与改变，就像这一信息已经并正在改变许多中国人的生命那样……
作者现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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