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本来是希望透过科技追求幸福，却反过来被科技塑造和影响我们所追求的事物。
文/董家骅
人类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当代科幻小说教父级大师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说，他笔下的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在描写未来，而是在书写现在。一个好的故事不只描述当下，更是指向未来。
近年，北美有3部写年轻人故事的小说跃上电影大荧幕，票房都不错。我想它们之所以卖座，因为他们描写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因此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
反乌托邦三部曲
《饥饿游戏》描述一个发生在未来北美洲的故事。崛起于大灾难后的“施惠国”，在优势科技的帮助下镇压13个叛变的行政区，并建立一个传统，每年从各行政区挑选一男一女的青少年作为祭物参加“饥饿游戏”。参赛的男女在竞技场中相互厮杀，直到最后的生存者胜出。比赛全程电视转播给所有人民看，一方面提醒叛变的行政区过去被征服的历史，另一方面打击他们的反抗意志。
《移动迷宫》的背景也是设定在未来世界。一个称为“闪焰症”的病毒开始流行，被感染者转变成像僵尸一样的存在攻击活人。而一个名为WICKED的研究机构，试图透过对一群带有抗体的青年人进行实验，借此研发解药。故事描述一群失去记忆，被送入迷宫中的年轻人，在经过种种努力后逃出了迷宫，却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迷宫中。
《分歧者》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未来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人们按照性格和特质被划分到5个不同的派别，按照派别的所属接受训练和培养。然而，存在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无法被简单归类为某一派别，而这群人对一种企图控制人类心智的血清具有抗拒力。主角正是对这类血清具有天然抗体的人，不小心发现了城市领导人试图控制所有人的阴谋。
这3部小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故事的背景皆设定在经历大灾难之后的世界，皆始于一个有明确规范的“稳定”社会。随着故事的发展，渐渐显示出，这稳定的社会其实只是真实世界中的密闭空间，在这空间内的人被剥夺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如同身在雾霾中的人们，看不清周遭的状况，甚至习惯于雾霾中的生活而慢性中毒；同样，身在科技雾霾中的我们很难看清真实的情况，在不知不觉间慢性中毒。
消失中的界线
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20年大幅改变了人类生活和协作的方式。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个体与群体的界线、时间与空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这种模糊使个体一方面无限自我放大，一方面个体又消融于群体中。个体存在的焦虑感不断上升，需要不断透过网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受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又在浩瀚的网络时空中耗尽生命，无根地漂流。
电子装置模糊人与装置之间的界线，使人误把自己当作是不需要休息的装置。永远处于待机状态，无法真正停下休息。当我们的手机24小时处在待机状态，有多少时候我们也不容许自己休息，处在待机状态？一听到铃响或信息提示，就焦虑地打开手机，担心错失紧要的信息，而无法真正安静休息。
10年前，每当我走进机场搭飞机，进入安检门后，顿时觉得暂时脱离各样的责任和待办事项，可以享受暂时的休息，不受打扰。但随着智能型手机和行动电子装置的普及，现在当我进入机场的安检门后，仍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而我深怕错失它们而舍不得关闭这些设备。以致虽然身在机场，心仍在外面的世界不停打转，无法休息。
在互联网和电子装置充斥的世界中，人们一方面可以随意选取自己要阅读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在这些技术和装置背后的各样势力（不论是企业、国家还是其他的利益集团）却根据我们的选择把我们喜欢的信息喂给我们，同时把我们不喜欢的信息给隐藏起来。人们活在自己的同温层中，建构和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与社会中其他人失去关联性。
《罗辑思维》的主讲人罗振宇曾说到，在这样破碎的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事物是在破碎中带来和好，把破碎的片段黏合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可惜的是，离了超越界，罗振宇能提出最好的选项是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人（俊男、美女、小鲜肉）、事（电影）、物（商品），然而这些人事物本身却又是分崩离析的。
科技塑造人类社会
人们本来是希望透过科技追求幸福，却反过来被科技塑造和影响我们所追求的事物。这吊诡或许来自我们对科技本身缺乏认识。人类所发展出的科技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其实人类在发展科技之时，科技也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改变人类互动、组织和思考的方式，进而形塑我们的社会结构、信仰倾向和世界观。
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早在上个世纪就指出，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对美国社会带来根深蒂固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真实的定义。在电视文化中，人们的判断基础不再聚焦于逻辑理性，而是建立在对荧幕中言说者的信任上。
美国Pew Research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莱尼和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认为，欧美社会已从以群体为中心的社群社会，进入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社会；在这新形成的网络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单单归属于任一群体，而是同时连结和游走于不同的人际网络中，以点对点的方式连结，而不再是群体对群体。
荧幕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真实的判断方式；网络的出现则改变了人们彼此关联的方式。科技不只是一个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中性工具，而且是依附于人类社会并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社会的工具。
科技与人性的拉扯
科技始于人性？至少科技公司是这样说服消费者的。然而科技的发展不止试图满足人性，同时也引导和塑造人性，甚至把人们拉向违反人性的方向。
当代电子通讯器具让我们以为自己是更有效率，能超越时间和空间，间接剥离了我们的受造性，使我们以为自己是永恒创造者。人们是渴望创作有意义和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然而，当电子通讯使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时，我们不再能从创作中得到满足，而变成试图透过创作来说服自己存在的价值，安抚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
谷歌和百度给我们能掌握一切知识的错觉，仰赖他们来满足对真理的渴望。与此同时，我们使用它们的方式规训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把真理简化成信息，认识真理简化为阅读信息，分享真理简化为分享信息。我们渐渐接受真理就是信息，而随着网络信息日益破碎化和真伪难分，许多人索性就放弃探究真理，认为我们无法真正认识真理，又或在同温层中不断强化自己既有的信念，拒绝其他的观点和可能。
Facebook 则给予我们随时随地与朋友连结的假象，微信说服我们能够透过它与全世界连结，Instagram让我们能捕捉生命的关键时刻，并放在公开平台上与大家分享和庆祝生命。
然而，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我们并未真正与朋友和世界连结，也未真实地和他人分享我们的生命，而是选择性地把想要他人看到的部分与他人分享，隐藏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无法与他人的生命产生整全的连结，而这种整全的连结才是我们真正渴望的，因而只好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漂流和寻找。
在各样科技产品的挤压和塑造下，人类陷入一个潜在的危机——逐渐忘记自己是谁，被说服相信自己是不需要也不能够休息，需要随时处于待机状态保持与世界连结的存在。
始于上帝的人性
生活在科技社会中，人性和科技纠结挣扎着。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
或许问题不是出在科技本身，而是出在人类试图以自己的主体性作为唯一基础来建构自己存在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最终我们仅能按照自身的渴望来发展使用科技，却不知生命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基督信仰的大叙事给予我们一个整全的叙事，来理解人类的存在和各样的渴望。在基督信仰的叙事中，渴望不一定是坏的；没有渴望，我们将失去活着的动力。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渴望，而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渴望得满足。
人类有创作的渴望，因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圣经学者对什么是“上帝的形象”（Imago Dei）有不同的看法，但若是从《创世记》第1章的上下文来看，上帝是一位创造者，因此拥有上帝形象的人类渴望创作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实上，我们不只渴望创造，而且渴望所创造的事物是美的，正如上帝创造万物后，看他所造的为“好”。
人类有认识真理的渴望，因为我们的存在源于上帝，而上帝就是真理。基督信仰中的真理并不是抽象的论述和理论，而是有位格的，因此认识真理不仅是在理性的层次上，更是位格与位格的相遇。正因如此，我们无法满足于仅仅获取各样信息，以资讯替代真理；我们渴望与真理相遇。
人类有与他者连结的渴望，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存在于关系中。身为拥有上帝形象的人类也同样存在于关系中，并在相互渗融的关系中兴盛。人们所渴望的这种连结，不是分享破碎信息的连结，也不是纯粹精神上的连结，而是在爱的关系中相互接纳、顺服、成全和同工的连结，正如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一样。
当我们用基督信仰的大叙事来重新认识人类创作的渴望、认识真理和与他者连结的渴望，我们不再迷失于科技社会的雾霾中，而能重新思考和选择如何使用各样的科技产品。
当人类重新认识那位创造人性的上帝，以及我们的真实身份时，我们才能使科技回归人性，为人类的兴盛而使用和发展之。
作者现在洛杉矶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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