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鲲生
人类是如何会说话的？
“说话”这件事，虽然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出生后到了一定阶段，就顺其自然学会说话了。
美国教育学家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儿童学习法》是30多年前出版的书。他在书中指出，“说话需要嘴唇、舌头、牙齿、颚、颔、面颊、嗓子和呼吸器官之间，微妙而复杂的配合。”[1]
语言治疗师多芬堤（Dorothy P.Dougherty）则认为，宝宝要能说话，得先有生理发展和感官两方面的能力。生理上：“（宝宝的）肺部发出气流，气流经过声带，声带于是振动、发出声音；气流再经过舌唇、硬颚、软颚等构音气官的修饰，发出有意义的声音。”感官上：“宝宝必须听得到别人对他说的话，并能够看准物体或人，才能学习语言。………”[2]
也许你被说服了；也许，还没有。
霍尔特下一段话很激动：“作为一种肌肉活动技能，说话是我们目前学过最复杂、最困难的技能，至少和演奏乐器一样难。”“我们只有在学另一种语言时，才意识到说话是多么难，因为这时我们突然觉得自己的嘴和舌头根本不听指挥。”
霍兄的朋友比尔·赫尔有一次说：“如果我们教儿童说话，他们就永远学不会。”霍尔特一开始觉得他朋友是在说笑，后来发现赫尔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他回头去看语言专家的教学顺序，发现教师通常先教语音（语言是由语音组成），于是儿童从老师那儿领到一张“语音表”。
这张表上所有的音素教完之后，老师接着教儿童把音素结合成音节。这是第2张表。
孩童学会所有音节后，“我们开始教他们学单词表上的单词。同时我们会教他们把新学的单词组合成句子。”
“单词表”是第3张；而那只是组合句子的预备动作。
语言教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教学计划“天衣无缝”，但霍尔特的评语是：“……儿童没学多少知识，就会遇到许多困难，会觉得很扫兴……如果他们在课堂外，能过正常的儿童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定会无视我们的‘施教’只想靠自己来学说话。如果他们不能过正常的儿童生活，或者我们紧紧地掌控他们的生活，他们会采取故意失败的策略，会变得一声不吭……”[3]
后天论和先天论
在婴幼儿学语言机制这个领域，有后天论和先天论两个派别。
后天论者认为，婴儿出生时，心灵一片空白，其心智完全是出生之后由家庭、社会、文化和教育逐步影响的。
先天论者正好相反，他们主张婴儿出生时，随身携带基本功能。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后天环境巨大差异下长大的孩子，同样发展出相似的基本心理能力？（当然，两个区域的孩子是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不同）。
法国学者梅勒（Jacques Mehler)和都彭（Emmanuel Dupoux)在合著的《天生婴才》一书中认为：“整体来说，在孩子语言习得的过程上，父母只是一个被动的、惊叹的目击者，他们使不上什么力。……不管父母花多少时间与孩子说话，孩子还是要长到某个年龄才会开始说话。”[4]
这当然不是说，外在环境的影响因素是零。
霍尔特描写：“……一些不与人类接触而长大的孩子，几乎完全不会说话。据说，在人手不足的育婴房长大的儿童，因为平时很少接触年龄比他们大的人，整天除了哭之外，总是一声不吭。显然，儿童要听到周围的人说话，才懂得该怎么说。”[5]
梅勒的看法相近：“环境如何诱发孩子学着说他周遭的语言，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这是目前认知科学中最令人兴奋的领域。”
他接着提出一个有趣的“生理时钟”观察：“我们看到婴儿在该说话的时候才开始说话，在该走路的时候才开始走路，好像有一个生理时钟在控制着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当然，环境也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引发、选择及规律化各种天生机制。但是环境是绝对不可能改变有机体的遗传方案的。”[6]
喉结掉落在恰当位置？
女儿上国中二年级时，我去她学校参加分班亲子座谈会。结束时正准备离开，扩音机传来快报：“欢迎家长到会议室听专题演讲，由曾志朗教授讲‘从男女性别差异谈学习心理’”。曾先生是认知心理学的顶尖学者，我慕名已久，于是把握了难得的机会。
当天我边听边记，虽然笔记散失，但仍然记得曾博士解说何以灵长类中，唯独人类能发出宽阔音幅的声音？能自由切换阴、阳、上、去音阶？他说，“学术界认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出于不明的原因，人的喉结往‘下’掉落了些许。”
博士言下之意，要能发出繁复动听的声音，喉结的位置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喉结高低的讲究再次说明：人类能发音，一点都不理所当然。
20世纪50年代初，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了维克（一只母猩猩），让它和家中孩子“受同样的待遇，过一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开始说话，维克却做不到，它可以听懂几个字，却无法说出任何一点点像样的话。书上写着：“人们把这一个失败归结为猩猩无法控制它的发音器官（organes articulatoires)”。
不过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生理构造只是必要条件，要说出完整、有意义的话，需要其他能力：“猩猩不能学会人的语言，……使我们明白人与大猩猩的差别是本质上的”。乔姆斯基说这“不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是智力组织方式（moded’ organisation intellectuelle)不同”。[7]
说话，挺自然的，“小孩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语言和走路”，梅勒和都彭说了这么一句话；然而他们不是说这两件事“平淡无奇”，只是为了衬托下一句话：“但是他无论多努力，环境多优厚，都不可能像鸟一样地飞，或像蝙蝠一样在黑暗中来去自如。”[8]
整个自然界，好像稀松平常，却又一眼看不穿。有人这样评论：“超自然”在某个意义上，和所谓的“自然”交织在一起。
迷人的沟通能力
说话是艺术，虽不是太难，却有极大的成长空间。
说话的过程中，相伴的是“听”。
刘大潭是发明家，身高80公分。他幼年时因为台湾医务机构疏失，打了过期的小儿麻痹疫苗，造成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以致只能以胸贴地来移动。幸好他大姐辛苦存钱送他一辆手摇车，因此从小学3年级起，他可以自己上学，不必依靠别人帮忙。
可是在室内，他移动还是相当缓慢。不过，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想办法找到一块废弃木板，再用爸爸从山上带下来的圆木做了几个轮子，然后用竹竿串起，成了滑板小车。从此他的移动速度增加3倍，衣服也不会因为沾地而弄脏。
滑板车是他第一件发明，完成时他12岁。
到2017年，他已经发明将近200样东西。有人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发明家？”
刘大潭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第一件事是‘倾听’，仔细听你身边家人、同学、朋友、老师，或者是社会上你不认识的人（或甚至是你自己），了解他们想要解决的困难和需求……”[9]
此处分享刘大潭的建议，有点像借题发挥；不过，说话的目的，很大比例在于沟通和传达。
沟通不顺畅，有时并不是因为我们没用心听，而是对方没说好。听的一方固然要负责任，但也可能我们说的这方面可以再留意些。
文学与生活中的譬喻
善用譬喻可以使我们说的话活泼生动。
作家余光中有篇散文《咦呵西部》，写他留学时曾开车跨越半个美国。同为作家的王鼎钧给予好评：“以有层次的譬喻形成复式结构，以丰富的譬喻创造丰富的意象。”
以下列举原作一小段和王鼎钧的解析。
原作：芝加哥在背后，矮下去，摩天楼群在背后。旧金山终会在车前崛起，可兑现的预言。
解析：用拟人法进行譬喻。芝加哥变“矮”，大楼成“群”，旧金山之“崛起”，像人。[10]
作家张晓风同样经常使用譬喻。在《行道树》短文中，她这样写：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巿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唯一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11]
作家把行道树当人，让他们开口说话，于是普通经验升华为美感经验，让人心灵饱足。
可能很多人认为，说话不需要文绉绉，日常生活和文学中的譬喻有什么关系呢？
1980年，雷可夫与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里程碑。[12]学者认为，譬喻不是可有可无，人类概念系统相当大比例是以譬喻为基础。科学概念中，如量子、场、介子，其实都是譬喻。
一位朋友读过《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他简要地告诉我，我们很多时候是透过譬喻在学东西。
两位经商人士魏斯特和安东尼合写了《愈难卖，愈要说故事》，书中说明，使用客户懂得的观念去解释他不懂的观念，效果倍增。《商业周刊》将这本书的精华摘成2000多字的文章，取了一个耸动的标题：《一个比喻，胜过六十分钟销售》。[13]
譬喻，并不单单属于文学，它出现在生活里，也在巿井小民的生活中。
少“说”一点，反而隽永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许在某些场合有必要，但不一定是金科玉律。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Mallarme)说：“诗只能作到七分，留下三分让读者用想象力去完成。”
与人谈话，贵在有问有答、有来有往。话说七分，不是为了藏私或隐瞒，而是创造交流空间，避免单向灌输。
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着墨愈少，读者想象的范围愈大，意味也就愈深永。”[14]
结语
圣经《创世记》第一章记载，“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
创造主（Creator）有无穷的创造力，人类（creature）因而拥有第二层次的创造力。
“创造”这两个字于是有不同的含义，百分之百的原创属于创造天地的万有之主。影响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突破、心灵丰饶的，则是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是伟大的创新者。
那么，芸芸众生是否有机会展现创造力？
医学系毕业后就从事文化事业的王溢嘉认为，所谓“创造”应该是“将新东西导入存在的过程”。从这个定义来看，家庭主妇以新的菜色、配料煮出佳肴，孩子用积木堆出独创的城堡都是创造。[15]
同样，让你的话翻新、不陈旧，说出一番新鲜话，也是创造。
注：
[1] 约翰·霍尔特，《儿童学习法》，台北：博远出版公司，1991，页79
[2] 桃乐丝·多芬堤，《教宝宝说话的10堂课》，台北：新手父母出版公司，2001，页14
[3] 同注1，页79-82
[4] 杰柯·梅勒及伊曼·都彭，《天生婴才》，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页59
[5] 同注1，页79
[6] 同注4，页60
[7] Ranka Bijeliac/Roland Breton，《从言语到语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页14-16
[8] 同注4，页60
[9] 李翠卿，《用手走路的发明王》，台北：亲子天下公司，2017，页161
[10] 王鼎钧，《别是一番滋味》，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页196-197
[11] 张晓风，《愁乡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1，页1-2
[12] G． Lakoff & M. 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3] 编辑部，《一个比喻，胜过六十分钟销售》，载《商业周刋》1272期，2012.4.页152-156
[14] 朱光潜，《谈文学》，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58，页169
[15] 王溢嘉，《IQ与创造力》，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88，页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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