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海外校园》杂志
受访者/朱朱
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我们被提醒劳动力不是最大的恩赐，爱与被爱才是最大的恩赐。
——《不正常的信仰》
【编者按】
“边缘人”这一社会学名词，最早是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K-Lewin）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龚立人教授在其《不正常的信仰》一书中，深入剖析了残障者、同性恋者、性工作者、精神病患者、贫穷者及妇女等边缘人的处境。他以其独到的神学、伦理及牧养触觉，记录了与这些生命的相遇，反思社会及不公义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邀请读者共同思考教会应有的响应方式。
在这个崇尚自我的时代，我们如何实际地关怀、牧养边缘人，或许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公益机构需要思考和实践的议题。
本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从事特殊教育的朱朱老师，和您聊聊她是如何走上特殊教育的道路？在服务这些边缘人的过程中，她会有哪些故事和思考与我们分享？……
受访者简介：
朱朱，特教学校特教老师，从事特殊教育6年。即将去香港读书。平时喜欢看电影、听故事，最喜欢和学生一起运动。
Q：您为什么会走上特殊教育的路？您家人理解和支持么？
A：我高一时信主，信主后我很清楚我要跟随耶稣到“边缘人／弱势者”中间，与他们同在。高三考大学之际，发现念社工系好像可以接触到很多“边缘人／弱势者”，因此第一志愿是做社会工作。当时有另一个对未来的想象，就是当老师，改变台湾教育体制。因为在我求学过程中，经历太多“升学主义”带来的痛苦，我希望台湾的学习环境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变，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
后来我被“师大特教系”录取。不过，我一直都在私立中学就读，其实不知道“特殊教育系”在做什么，心中自然也想着“要转英语系”——我当时英文不错，当英语老师会是实践梦想的好路径。但神奇的是，我去了特教系办的迎新会后，竟莫名地喜欢上这个科系，那份必须转系的想法削弱很多。
最大的转折点，是在我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参加了台中荣中礼拜堂举办的“特殊儿亲子福音夏令营”。当时我顶着某个“特教系光环”参加，却发现我拥有的一切我引以为傲的技能，在一个不能生活自理、也不打算理我的自闭症女孩身上毫无可夸口之处；其实我参加到一半还跟同工哭说我要离营，我无法服事这群人。但上帝透过这个过程让我看到，我心里所想的“服事边缘人”一点也不“高大上”，反而是一个破碎自己的过程。上帝也在当中再次邀请我，跟他一起走进“边缘人/弱势者”的生活，认识他们，与他们同在。在那一年，我很清楚我要完整走完特教系的训练。
我的父母非常传统，在乎学历与社会地位。在我大学发榜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希望我重考。当时我跟他们冷战一段时间，他们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再要我重考。大学四年，我读书、实习很忙，但很开心；同时教会牧者也很会跟我父母“交朋友”，一直向他们美言当老师的好处，他们渐渐不再干预我的人生规划。
其实到了现在，父母不一定理解我遇到的学生的样子（我不想跟他们说太多，他们会很担心……），但他们学会默默支持我；包括我后来决定来香港读书，其实跟他们对我人生的想象很不一样，但他们也选择祝福我。
Q：可否介绍下您所在学校中这个群体的概况？
A：我们学校是“集中式特教学校”，从幼儿部到高职部，都是中重度智能障碍为主的学生。我的学生主要是15~18岁高中职学生，男生居多，其中又以自闭症合并智能障碍为主。
中重度以上的典型自闭症，多半是口语能力很有限（只能说短句子、鹦鹉式仿说，甚至没有口语能力，需要用手势、图卡，或“默契”沟通），社交习惯和普罗大众很不一样（除了生理需求，不太主动与人互动），以及有许多社会大众难以理解的坚持或执着。通常表达不顺畅，也容易有情绪困扰，严重起来可能会动手（但不是多数，也非常态）。
Q：回顾过去几年，从事特殊教育，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A：我的学生看起来很异于常人，很奇怪，很难带，身边朋友说我为他们付出很多。刚毕业时，某种程度我蛮认同这类恭维，但做越久，我越清楚，更多时候，我被我的学生爱，比我爱他们更多！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发现学生比我有耐心。我刚毕业开始实习的时候，对他们不是很熟悉，教学策略也不上手，有一两堂课真的是“乱上一通”。面对一个菜鸟实习老师，他们大可以不要服膺我，甚至可以起来作乱，但他们却都乖乖坐着看我。我总觉得他们的行动像是在等我更成熟、更适应这个环境。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恩他们当时的等待与陪伴！
另外一次则是，我带过一个患严重多动症的孩子，他只要一有空闲，就起来游走，到处找人说话。有时我忍耐到一个极限会发飙骂他，或要求他面壁冷静，事后都很懊悔我用我最不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他其实可以好好沟通的）。每当我不知道在骂他之后，如何重新温和面对他时，他总是那个先主动来找我聊天（甚至说一些好听话），恢复我们关系的人。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他智能障碍，记忆力不好，所以他不在乎，但也是因为他的“不计较”，让我深刻思考，其实人与人之间可以不要有“对价关系”，“关系”是可以不问条件的；那甚至可能是一种“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参《彼得前书》4:8）的具象化。
Q：教学经验里，有没有您觉得最快乐、最想与我们分享的回忆？
A：我最喜欢跟学生一起运动！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是我曾经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去跑3K路跑！
和学生一起跑步，起初单纯觉得他们很需要运动，但我实在不喜欢只让他们跑跑步机，一来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跑，我看着他跑”的类似监督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我发现有的学生手脚灵活、体力旺盛，但配速、耐力不好，看到视障者跑马拉松可以申请陪跑员。我心想：智能障碍or自闭症学生，有何不可？所以也让自己牵着他的手跑步，帮他配速，练习耐力。而我在这个过程中也一起运动了，一起释放多巴胺，真是一件快乐的事！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种一起运动的时光。我发现在他们当中我很被接纳，从小到大的体育课与训练，好多时候是为了比赛与竞争，很少人教我们享受运动，但我和学生一起跑步，一群运动能力或成绩都不怎么样的人，这时的运动目标已不是竞逐，而是单纯的强身与放松。甚至我曾经带过一个很喜欢看车牌的自闭症大孩子跑步，他会在跑步途中一直要停下来帮车牌拍照，也许他没办法成为一位长跑好手，但我们一起在跑步途中享受不同的风光。
刚开始跑步时，我也有过“进步”v.s“生命价值”的挣扎。我曾经想说，我已经不是专业跑者了，加上他们的特质带来的某些限制，我们一群“乌合之众”的跑法，要让那些马拉松训练员贻笑大方了；甚至不要说是专业的，光是要减肥的人，都嫌我们没效率！但是有没有可能就如《不正常的信仰》所说，“生命本是庆祝”，生命不是一个又一个的任务（p.14），并且“我是我的身体”，我的身心障碍学生是透过他有障碍的身体认识／成为他自己（p.23），他的身体就代表他，他身体上下每个部分都和这个特质有关连。我不可能把他的身体切碎，说我爱他的某一个部分却不爱另一个部分；如果今天把他的特质拿掉，可能就不是他了。
Q：有没有什么令您特别沮丧或悲伤的回忆？您如何面对？
A：不管当老师第几年，起初接触不认识的学生，多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自闭症小孩问题多，但我练习展现诚意，让他们知道“我想认识你”，而不是“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听我的”。而我们的小孩都很敏锐，他知道你是好意接近他，还是要来压抑他；多数时候，我和自闭症学生可以从两个不相干的个体，建立起或简单或深刻的关系。
当然也有挫败的。有个学生高一高二两年和我建立很不错的关系，到高三时，不知道是因为生理变化，或毕业的分离焦虑，情绪起伏很强烈。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大哭大闹、在教室冲撞、搥墙长达20分钟（他体重100公斤）。课程不能继续时，我们全班只能等他哭完。那阵子我想了很多方法想缓解他的情绪，但都没有成效。我很挫折，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不会带他。
那一年圣诞节，我安排好要带他们去小区里的图书馆看绘本，但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莫名“爆炸”了，我让他去小教室躺着，他也一如既往地吼叫、撞地、咆哮飙泪。我想“逃离”那个充斥着愤怒、焦躁与无助的幽暗空间，我对那个状态感到烦躁，我也很在意别的老师知道他又“发作”（或许我觉得很丢脸），但当下上帝提醒我“圣诞节是一个关于‘道成肉身’的故事”，那一刻，我回应这个微声，决定不急着离开房间，多问他几句哪里不舒服、想要什么东西……陪他度过那个他可能也无从面对的困境。
他整个高三状况都不是很理想，情绪的变化越来越复杂。每一次他情绪“爆炸”我其实都很紧张，有时会想用最本能的策略应对，但很多时候我同时又很需要安抚其他学生，让同学们不要顺着人类本性去标签他为“坏孩子”。那是一段比较困难的日子，但是也是让我练习不用“管理”的角度去对他，而是学习与他一起和他的这个失控状态共存。
不管是开心的回忆，或是让我沮丧的事件，“同在”是我一直都在学习的功课。《不正常的信仰》提醒我：我们之间是彼此认识的关系，他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他的生命是庆祝，不需要一直“进步”，到达一个“等级”，或被改变到一个和主流样貌高度相似的状态，才成为这个群体里的一部分。
Q：透过《不正常的信仰》这本书，与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您如何理解“边缘人”？
A：小时候常觉得，那些看起来很可怜的就是边缘人，比如路边的乞丐、育幼院的小孩，或是圣经里说的妓女、税吏。年轻时很单纯，只是觉得他们身世不幸，所以沦落到这样的处境。
在教会越来越久，或是做这个工作越久，发现很多时候，“边缘”这个概念，可能是被这个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活在一个强调产值、能力的文化中，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利益的人，就会被划分到一个异类、缺陷的类别里，甚至把他们淘汰。
在教会里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我们不想认识这些非主流群体，不愿意和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因此无法进入我们，成为同一个群体。即便加入了，他们也不能服事，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某种能力，或是应该要有的体面样子。
另外，我们对他们宣扬的福音，多半是“上了天堂，这些残缺都会消失，变成‘像我们一样正常’……”，或是以一种“上对下”的姿态去谈论我们要去服事弱势的人。我们很少觉得，即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也本来就应该在我们当中。
Q：您认为从事特殊教育，目前最大的难处和挑战是什么？您会想到如何应对呢？
A：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存在这个社会赋予身心障碍学生的挑战，包括资源分配不均。例如：学校行政人员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资源给讲话比较大声的家长。例如一直打电话给学校要求换校车、换老师……学校会为了避免引起风波，而为这个家长做出调整，连带影响其他学生的权益。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但只要影响到我的学生，我会积极为他捍卫。很多智障学生在这个校园里是没有话语权的。
另外一类常见的困境是，即便学校老师都具备“特殊教育”专业证，大家还是看重“效率”“规范”，多过“过程”“关系”与“生命本身”。
我曾经带过一个思觉失调的学生，他没有用药时情绪很不稳定，他的爸爸管教他的方式也很威权、情绪化。我知道不可以复制他爸爸的模式，我想让他知道我很愿意陪伴他，因此每天午休时，我会刻意安排聊天时间，也希望其他老师可以少用处罚，多用关心。但是很多老师会一直告诉我，这样很没有效率，浪费时间……我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配合我，毕竟学校是“团体生活”，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都应互相配合。最后当然就是在我能做的范围尽力。
Q：您未来最大的梦想或期待是什么？
A：《不正常的信仰》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深：“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我们被提醒劳动力不是最大的恩赐，爱与被爱才是最大的恩赐。从这点看来，谁还会说身心障碍者没有恩赐，也没可能有贡献呢？爱的恩赐让教会没有忘记她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因基督的救赎与爱，而非因自己的功德。在基督的爱里，教会可以自由地爱基督。爱不仅将基督与教会联系，更是他们关系的基本。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下，身心障碍者的融入与可参与性原来是关乎爱与被爱——社会对身障者的接纳是社会对他们的爱，身障者参与社会是他们对社会的爱。缺乏对爱和被爱的理解，社会和身心障碍者只会倾向以慈惠和人权来理解他们的关系。结果，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爱的社群。”
我希望有一天，当身心障碍者出现在教会，对大家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不会因为不认识而焦虑，然后特别集中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超过他们需要的协助，抑或需要给他们刻意预备一个独立的空间。同时我们不再需要特别称赞那些与身心障碍者同在的基督徒“很有爱心”“好舍己”，因为按照圣经，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本就应该与我们共同组成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彼此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很真实地面对彼此，学习彼此相爱，就像我们与非身心障碍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契一样，我们与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一同吃喝、出游、读经、唱诗、互相给予，爱他们也经验他们的爱。
我期待那一天，当我们与他们在一起，不只是因为事工需要，而是因为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我们都有爱彼此的责任与能力。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