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朝向自由，朝向创造和可能性，也朝向神。
——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撰文/树溪
最近一次因公共事件焦虑，是由于芝加哥华人社区对难民安置的争论。
大量来自中南美洲的难民抵达芝加哥后，如何安置他们成为难题，整座城市为此陷入撕裂。我所在的非营利机构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华人视这些难民为“小偷、罪犯、好吃懒做的非法移民”，不愿意为难民提供任何帮助，且呼吁遣返他们。
让我悲伤的是，这些仇视难民的华人曾几何时或许也像难民一样来到美国，这个社会接纳了他们，而如今他们却以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如今的难民。这其中，又有许多假信息和谣言在华人社群传播，助长了华人的仇视和恐惧情绪。
面对社交媒体上充满情绪的话语，我想要反驳，却有种鸡同鸭讲的无奈。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俄乌战争、新冠疫情、巴以冲突，等等议题上。网络上的各种争论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曾以为来到美国或许舆论环境会好一些，毕竟人们能够自由获取信息，有助于独立思考和判断。
令人沮丧的是，大家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信息闭环当中，选择依靠错误的经验生活，对事实充耳不闻，而且缺乏求知和好奇，人云亦云，宣泄情绪。以难民安置为例，即便我所在的机构做了许多努力，写事实核查文章，举办讲座，但收效甚微。
我向我的老板谈起这种无力和挫败感。她是基督徒，笑眯眯听我发完牢骚后说：“你一定知道圣经里播种的比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撒种子。不用着急，只管去做。像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惟有神让他生长（参《哥林多前书》3:6）。”
想来过去两三年的种种挣扎，最终是基督信仰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无法逃离的时代
我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段焦虑期，始于2022年的春天。从丰县小花梅到东航坠机，再到俄乌战争和上海封城，一系列公共悲剧叫人窒息。
大陆中文论坛上的讨论更是不堪入目。为此我早早卸载了微博，只在微信上做些观察和讨论。相比那些藏在昵称背后根本不知底细的陌生网友，和微信好友基本都有交集。而这也成为我幻灭感的开端。
以上海封城为例，当时新冠病毒出现奥密克戎新变种，国内疫情政策在放开和清零两端摇摆一阵后，突然极速向全面清零倾斜，从乌鲁木齐到吉林，再到西安、上海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大面积封控。一些微信好友也化身“防疫爱好者”，甚至在号召抓“特务”。当我试图与这些微信朋友就数据和事实进行讨论时，却被指责为“境外势力”“精致利己主义者”。
主张“精准防控”的张文宏医生被网暴，任何对封控政策有半点质疑的文章被快速删除，人们困在家中，任凭体制性力量摆布。想要对话，却充斥着仇恨、偏执的声音；想有所行动，却难以撼动巨大的体系；就连去发声、言说的空间都被进一步收窄。
与此同时，我的家庭也遭遇巨大危机。家人受疫情影响欠下大笔网贷，掏空了家中积蓄甚至要变卖房产。而我早在两年前辞职，正在芝加哥读全日制研究生，最后一学期课业繁重，学费也还没有着落，更谈不上帮家人还债。
那段时间，我每每深夜失眠，却对现实处境做不出任何反映。要么漫无目的机械性刷着社交媒体直到生理不适，要么在黑暗的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好像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更没有办法专注于课业，想要逃避却又无处可逃。
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Robert Lusson）在2017年发文论述了“政治性抑郁”：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因为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经历，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是政治环境，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但凡关心时事的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政治性抑郁。对90后来说，这代人受教育时期，正是中国走向开放和公民社会的时代，然而等到我们进入社会，却迎头撞上了公民社会的全面溃败。
在中国，“政治”是个很奇妙的词。看似人人都敬而远之，可每个人都能高谈阔论两句；看似普通人的生活跟政治毫无瓜葛，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深受其影响。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太多国人来说，对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从出生到死亡，每个阶段我们都能感受或经历到政治的阴影投射其上。
失控和虚无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人无法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剥夺感和巨大的不确定性造就了人生的失控。
在2023年的一档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瓦依那的《大梦》爆红网络，歌词浓缩了许多人的一生：从6岁到88岁，每个人生阶段的恐惧、焦虑和无助，汇成一句句“怎么办”。孩子的学习焦虑，年轻人的婚姻焦虑，中年人的职场焦虑，老年人的养老焦虑……每个年龄段的人似乎都被迫卷入激烈的竞争，惟恐落后掉队。
十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将矛头指向体制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和权利不平等。十年后，随着改革停滞，中国政治大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黑箱化操作，最新的注脚是裁判文书网不再对外公开。隐私和个人财产随时可以被剥夺，一整个行业随时可能被一条莫名其妙的政策取缔，青年就业困难，职场人在“996”中迷失，企业家们忧心朝令夕改，身在体制内则谨小慎微，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生存意义上的焦虑背后，是生命意义的虚无。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将“牛鬼神蛇”连根拔起，政治信仰在“文革”中后期幻灭，人们很快投入资本市场，拥抱消费主义。30年飞速增长的经济神话濒临破产之后，人们发现自己都在沙滩上裸泳。维持所谓的“体面”，只剩下“民族主义”这块最后的遮羞布。
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导向的是某种危险的幻灭和绝望。正如加缪在《局外人》中刻画的主角默尔索一样，这个世界的一切——家庭、爱情、以至于任何宏大的存在，甚至自己的生命本身，都不能丝毫触动那个死寂的灵魂。一切都失去意义。人们变得冷漠、麻木，也变得犬儒。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在内卷流行的同时，寻求内心宁静的各式各样灵修课程也在城市白领间走红，人们急需找到一个价值依托。
然而在许多的现代灵修和所谓信仰之中，也存在一种迷人的陷阱。一些教导轻易地许诺说：“是的，焦虑实在是太糟糕了。到我这儿来吧，我能拯救你，我能让你彻底摆脱焦虑。”似乎找到所谓的信仰，就找到了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
我自己的体验却全然不同。或许是外部环境刚好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又或许是本身灵命不成熟，政治性抑郁最强烈的那段时间，刚好发生在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后不久。
当基督徒谈到焦虑，经常会用《马太福音》6章34节来劝慰彼此：“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或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7）又或是《传道书》讲的，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诚然，神掌管万有，他的恩典够用，会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只是脱离经文语境去理解往往容易出现偏差，不考究具体处境的应用就容易被滥用。这些教导似乎能够为焦虑的情绪提供一个出口，但无法帮助人面对焦虑的源头。
政治性抑郁的语境，更像是约伯跟上帝的辩论：“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约伯记》16:6）
基督徒似乎是不应当理会世俗政治的。从狭义上理解政治或许没错，世俗政权的更迭、政治人物的起伏不应当成为基督徒的期待。但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角度，政治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关心的是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回到文章开头提及的例子，焦虑的源头，来自于关系的破碎，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爱和公义，只剩欺瞒、算计和利用。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里总结过一个临床研究现象：抑郁症患者往往“不会表现出过分的利己主义”，他们更少控制欲，也更少对未来抱有“不现实的预期”。类似角度的研究指出，被政治性抑郁困扰的人群，常常也拥有更敏锐的感受力、同理心。
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参《马太福音》16:24）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参《马太福音》5:13-14）基督信仰有其公共性。尽管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基督徒要在世上“做盐做光”。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基督徒，不能冷漠地看待和经历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不能卸下自己的十字架安逸等待神白白赐下的恩典。但另一方面，“做盐做光”也会变成焦虑的源头，变成苛待自己的枷锁，或是自我感动，以至于否认人的有限性。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样，因为急于看到成效而陷入焦躁、挫败。
这是基督信仰充满生命活力的体现。入世，但不属世。一方面，在基督里得救的应许，使我们在苦痛和忧愁中不至于失去盼望；另一方面，“忧愁强如喜笑”（参《传道书》7:3），神善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的心思意念、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一如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对焦虑的诠释，“焦虑朝向自由，朝向创造和可能性，也朝向神”。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126:5）在完成这样一场心灵冒险之后，我终于选择接纳我的焦虑，与焦虑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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