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仰的医疗 / 古墨

文/古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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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病住院期间，我在医院陪护，亲眼目睹到医护人员真实的一面，对医院的印象也变得复杂起来。

在医院时，我看到过心酸的一幕：一位母亲癌症晚期，需要巨额医疗费用，医生和家属交谈时，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医生让家属回去凑钱。我无意中看见患病母亲的女儿在墙角处搐动着身体，不知所措，眼中忽闪着泪花。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们一家措手不及。儿子没有吼出声音，而是绝望地捶打了几下墙壁，像是无声的呐喊。他那一副哭也哭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令人心痛、揪心。

两年过去了，这样的医院惨景仍历历在目。医生冷漠地站在一边，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这里虽然有体制的原因，但潜在的还是出于回避的心理。老百姓常说，“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然而现在的医者少了仁慈怜悯之心，与人纯真的情感脱节太久了。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当人生的故事情节急转直下，最需要来自他人的安慰；而最伤感情的，的确和钱有关，只要没有缴费，什么深切的关怀、温柔的安慰都免谈。让人不禁感叹：人性的冷漠固然可怕，而医者心中若没有了仁心，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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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过瑞秋·拿俄米·莱曼（Rachel Naomi Remen）的经历。瑞秋是一名医学教授，也是癌症患者的治疗师。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医，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当她在儿科实习的时候，她和高级住院医师告诉一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在一场车祸中毫发无伤地逃脱，但他们年幼的孩子却不幸遇难。看到父母们嚎啕大哭，瑞秋也禁不住跟着哭了起来。

之后，住院医师把她叫到一边，疾言厉色地告诉她：“这些人指望着我们，你让他们失望了。”瑞秋把住院医师的训斥记在心里，医疗的现实像是朝着她撇嘴冷笑，于是心里泄了气。到她自己成为一名主任住院医师时，她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瑞秋说出了她的医学训练对她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患者失去了温柔、亲切和热情之心。她失去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那种怜悯的能力。[1]

读了瑞秋的故事，我大致能理解多年来我所见过的许多医学专业人士为何有毫无表情的面孔。也许他们起初并非如此，而是医学训练的结果，他们被告知，这将有助于病人把自己托付给他们医治。

当医生穿上白大褂的时候，许多人还戴上了一个面具，把那个有情感的人隐藏起来。他们以专业医生的身份进入病房，他们查看图表数据、记录症状，从而制定一个深入详细的诊断和治疗计划。却少了瑞秋所说的温柔、亲切和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治愈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告诉病人，他并不孤单，在他的旅程中，有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人与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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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一本书——《张医生和王医生》，该书借着两位医生的视角讲述了近现代东北的变迁史。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书中特别提到一位沈阳的医疗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名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出生于苏格兰。1882年，27岁的他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11月到达今天的辽宁营口。

后来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司督阁”，他在辽宁开办盛京施医院，创建奉天医科大学。书中记载，1909年前后，司督阁医生工作繁忙，盛京施医院不堪重负，他张罗着让中国人来接受医学训练。苦于没有地方，窘境传到总督徐世昌大人那里。在司督阁的回忆录里，他写道：“总督说：这些年，盛京施医院为奉天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他们想要那块地皮，那就必须给他们。……接着总督告诉我：如果我能承担医学教育，政府将在十年之内，每年投入3000两。”[2]

1912年，司督阁张罗的医学院开始招生，名为奉天医科大学。后来奉天医科大学和日本人建立的满洲医科大学合并，并与另一所从瑞金走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建立）合为一体，如今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就是这几所医学院。但可惜的是，“中国医科大学只肯说自己诞生于1931年，绝口不提另外两所医学院的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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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段历史，我想到了曾在中国医科大学学医的一位朋友。他很高兴我发给他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朋友表示他早在学校时就已经对司督阁的事迹很熟悉。他还发来一些司督阁的其他资料，让我对司督阁有了更多了解。其中有一本司督阁写的书——《奉天三十年（1883-1913）》，这是司督阁在沈阳服事期间的经历和回忆。

我从书中了解到，1883年至1913年这30年间，中国东北处在动荡中，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影响着当时的国民，而司督阁都是亲历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司督阁参加了1883年沈阳大霍乱的救治、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受害者的避难收容、1910年至1911年抗击鼠疫的斗争。为此，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和“奉天圣人”。

无论环境如何，司督阁仍然坚守医疗的阵地。从1883年初到1922年末，整整40年的时间，司督阁先后在沈阳建立起第一家诊所、第一家医院、第一家医学院。每年诊治的病患从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最宝贵的是，司督阁的医院给人治病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出于爱。

《奉天三十年（1883-1913）》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吸引我：“当社会上出现如鼠疫、战争和饥馑等危机时，宣教士，尤其是医疗宣教士都要参与救助，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满洲大地上，真理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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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也接触到不少基督徒医生，他们救死扶伤背后的动力源和司督阁医生一样，那便是信仰的驱动。

我的那位朋友已经毕业，进入了南方的一所有名的大医院。入职后，朋友感慨现在的许多医生普遍失去了“仁心”，多是用各种医学仪器检查病患，少了一些人文关怀。

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朋友说他在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期间，时常去司督阁的塑像前散步祈祷。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先辈一样救死扶伤，医人灵魂。当下国内的医疗处境，也让他更有负担在自己的医院里带着基督的心去服事人。

朋友打趣说：“一间大型医院，有10%的好医生，有10%的坏医生，剩下的80%是一般医生。”我说：“愿你成为那10%的好医生。”我打心底里相信，他会成为一名好医生。因为他信的是一位心怀怜悯、医治病人的主。

更感恩的是，朋友的弟弟妹妹受哥哥影响，也先后考入他所在的医科大学，如今还在继续深造。朋友还说起，他遇到送红包的病患家属也会告诉送礼者，这样不妥；有时为了不让家属当面为难，只好先收下，再私下退回。

每当想到这些美好见证，心中犹如一缕清风吹过。我想，基督徒医生能在病人面前活出仁爱、仁心，是因为充满爱的上帝在不断激励着他们前行。当这样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爱便不再是苍白无力的字眼，而是切切实实地活出怜悯的行动。

注：

[1] 参考：Rachel Naomi Remen, Kitchen Table Wisdom: Stories That Heal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6) ，53.

[2] 参考：《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31页。

[3] 参考：《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33页。

[4] 参考：《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 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