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斯坦福大学校园
时间：1998年10月10日
整理人：熊璩
一、缘起
1997年美国北加州湾区发生数起炸弹恐吓事件。作案者并投书《世界日报》，控诉华人社会只知积产、赚钱，对社会公益漠不关心，也无任何有组织性的回馈。
这样的批评是否公允？中国人真是只知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吗？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在美国，华人参政者日众；例如，华盛顿州长骆家辉，加州参议员候选人邝杰灵，奥立岗州新获选的国会议员吴振伟等等，都是华人关心社会的表现。再看看，由中国人发起的互助性的社会组织，也逐渐增多。
1998年大陆遭遇水灾后，海外华人积极组织救灾活动。对于印尼排华暴行海内外华人做出了强烈响应。这都是可喜的现象。
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看到很多华人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公德心的缺乏。
这也就是本次座谈会要探讨的主题。
二、现象的观察
黄学英（斯坦福大学博士后，来自南京）：
我碰到过很多中国人不替人着想的事情。有人找工作，答应了甲公司，但是用拖延之计，找到乙公司以后，就突然通知甲公司不去了。学校中也是如此。新留学生请人来接飞机，有些新留学生请了数批人来接，让许多人扑空久等。
黄天赐（Assante 公司创办人，来自香港）：
其实有些行为表现不是公德心的问题（像随地吐痰、小便），而是社会文化的差异，但有些事的确是公德心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曾记载了一段真实的故事。有一位溺水的人大声呼救，众人视若无睹。戴牧师愿意出钱救人，但是船家嫌钱太少，在讨价还价之中，溺水的人已回生乏术。这是清朝时的事，但最近听说，中国大陆去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为了鼓励后进创业，我有机会提供他们一些辅导。言谈之中，常有创业的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在原公司产品中预留了一些“虫子”（bug），以便日后夺取市场。这就是完全没有公德心的表现。
李学勉（ISSI 总裁兼董事长，来自台湾）：
我在1978年来美，1980年来到了矽谷，1988年创业。我们许多人留美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许多从国内出来的人，因人生地不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安全感。想多抓一点，追求更好的明天。但是等他落地生根，有了美国土生的孩子，他也要面临实际参与学校与社区公民义务的问题。
陈绍裘（从商，来自香港）：
我以前在香港作过音乐版税执行总监，处理“智慧产权”。身处其境，就深深感到国人在盗版和侵害智慧产权这一方面的缺陷。又如美国成衣业容许退货。一般退货率总在7～8％左右。但这种政策若在中国推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滥用。
孙亚雷（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来自河北）：
在网上看到“天人之衰”的故事，给我很多感触。许多人在就学时很有理想，期望对社会尽一份心力。但毕业来美后受到现实的压力，甚至放弃自己的专业，只盼望糊口而已。
其实，中国人不是没有服务桑梓、遵守公德的文化传统。譬如家喻户晓的《菜根谭》，就充满了这样的警世良言。
三、文化与价值观的因素
黄天赐：许多公德心的表现其实都是文化的产物。许多人来到美国以后，开始遵守交通规则了，也不随地抛弃垃圾了。甚至，还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
再如人人说新加坡的华人很爱干净。为什么？这乃是因为新加坡用重典来维持整洁。西方社会不需要用重典以保持干净，这就显明与华人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从某个角度来说，东方文化其实更强调做人的大道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意在此。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所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在肯定人的自私心。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的也是个人的权益。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人一般更富有公德心呢？
我个人观察，中国人虽然讲大道理，但其做人的出发点是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中国人讲究的是“光宗耀祖”，五十年共产制度并没有改变这个观念。
反之，西方文明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圣经中最大的诫命便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7-39）西方虽然是个人主义，但也尊重他人的权益。维系的力量本于“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的基本概念。因此，人有一定的尊严。这是从他们的“神观”演绎出来的。
黄学英：中国深受儒、释的影响，重礼、重义、重气节。家庭中长幼有序。西方除科学以外，因基督教的影响，强调“爱心”。我们应当结合两者的优点。
李学勉：其实，这问题有两面。一面是“我们内心想做什么？”另一面是“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其实都知道爱惜公物，但是这种“外在的规范”并不能主导我们“内在的欲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心。这颗心形成我们行为取向的动力。它不只是文化的问题，更是内在价值与人生观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当加强外在的约束呢，还是改变我们的内心呢？其理不辩自明。
陈绍裘：我曾读过一些蒋梦麟与费孝通描写中国“家天下”的文字。中国人的天下向来是“家”的延伸，公德心自然不彰。
中国人也有“大我”的观念。但近数十年来经过屡次的运动，人心已冷。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钱看的因素之一。
熊璩（惠普公司实验室主任，大陆出生，台湾长大）：
要看美国，单知道加州并不一定有代表性。就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生David Cash见死不救，并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公德心的普遍水平。在美国大部份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闭户，自行车搁在外面也没人偷。人们奉公守法，热心社会公益。车子在公路上抛锚，多数都会有人自告奋勇来解救。美国著名杂志《读者文摘》，在三年前选择了十个大城市，用故意丢弃钱包的方式来测验人们的诚实度。结果有70％的人在拾到钱包后，会按着钱包中的电话号码通知失主。这很可观！
中国人也有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博爱思想。但基本上，它是建立在“推己及人”和“由近而远”的观念上。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与是非的规范，是建立在关系的远近上。孔夫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认可父子互相包庇偷羊的行为，便是此理。墨子的“兼爱”被孟子批为“异端邪说”，也是同样的原因。
四、认同感的问题
黄天赐：对一个社会，首先要有认同感，才会有参与的意愿。
李学勉：若没有认同，就不会有责任感。我的父亲，从大陆迁到台湾，又从台湾迁到美国，深深感到“无处是归程”的苦恼，而我则又稍有不同。我去台湾、去南洋、去大陆，都可以跟中国人认同。在美国，我的家在这里，我也可以认同。我感觉自己没有地域观念。推动我回馈社会的力量是我从圣经中得到的世界观。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不受国家、地域和文化条框的局限。在多文化的冲击下，我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安身立命。这种胸襟使我在各种社会中都愿贡献心力。
五、如何改进我们的责任感与公德心？
黄天赐：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对人而言，从事何种事业更有报酬感？有人虽然拚命赚钱，但或许他的满足感并非来自金钱本身。许多人的满足感来自“名誉”，或者“地位”，或者商场上翻云覆雨的“能耐”。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种满足感的追求，也就成为他的动力。
但这些追求好像吸毒一样，也有些人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若钱不能继续的赚下去，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义。这一类型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害怕”。他生怕失去竞争的能力，以致不顾一切，甚至做出损人利己的事。这样的生活，已经失去制衡的力量，会很不快乐的。
溯本求源，这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衹有拥有以爱心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这比设计电脑还难，因为牵涉到人心的改变。讲一些泛泛的“博爱”之类的大道理，并不能变化人心、增加公德心。其原动力是从上帝来的。
陈绍裘：美国虽然没有人高举“雷锋精神”，但公德心非常之高，其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李学勉：公德心和责任感都牵扯到人与人的关系，是横向的。其实我们做人应当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锚”，可以在风雨中定住方位。我虽不是个完人，但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使我可以不受环境的左右。对我来说，那就是我对上帝的信仰。因为这垂直的关系，人有了被爱、被接纳的避风港，对逆境就比较可以把持了，也不会把对周遭的一点关切和投入，视成人生风浪中的牺牲品。
熊璩：我在这里要引用一个小故事，是李秀全牧师亲口说的。李牧师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家中的车道冬天常常需要铲雪。儿子大了以后，这个责任就落到儿子身上。因为车道很长，铲雪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儿子铲雪时，多半是愁眉苦脸的。但有一次，他看到儿子兴高采烈地铲雪，还一边在唱着歌。他起初感到很讶异，后来才知道，他儿子是替女朋友家在铲雪！
所以，不在于做什么，重要的是动机和决定动机的价值观。我们从今天的讨论中可以归纳出：责任感与公德心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受教育与否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制度、法律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主义”的问题。这种价值观背后的动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种动力来自“傻气的执着”，来自对人类“打不倒的乐观”，来自“不灰心的爱心”；它来自“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从神来的生命。这生命带来了人生中的质变，而不只是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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