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云飞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冰城哈尔滨市的郊外。父母原来都在农村，后来进城在一家国防军工企业当工人。说来也蛮有意思，记得妈妈曾几次催促爸爸多写几份入党申请，因为这样做是一种积极的表现，而且一旦被吸收入党，晋升的希望就特别大。可是父亲只写了两次，就懒得动笔。结果直到他前年退休，仍然还只是一个党外的“积极分子”。
父母出身贫穷，却十分勤奋。我幼年时除了有几次挨饿的印象，并没有其它痛苦的经历。1978，即当全国开始全面恢复十年义务教育的那一年，我上了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本市的一所大专院校。在校期间我申请入党，次年即获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那时心里非常骄傲，因为在当时只有1%的学生可以获此殊荣。
1987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从事银行的教育工作。按常理讲，既是学生干部，又是党员，前途应该是十分地光明。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我在要求内部调动时，没有平衡好与领导的关系，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结果受到压制。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我更间接地受到牵连。当时，中央要求所有党员重新登记。领导在“六四”事件上虽未查出我有什么罪行，却发现我因出差在外竟有连续六个月忘记缴纳党费，并以此为由企图给我按自动退党处理。那时我仿佛一头跌进深谷，什么理想、事业、前途等等我视为无上珍贵的东西全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自动退党就几乎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
其实据我所知，我们的司长本人也曾有过六个月未交纳党费的情况，也无人胆敢过问。何况我早已补交上了，为这区区几块钱，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作。我据理申诉，企图讲明党章上规定的“不交”和“忘记”的不同内涵。然而，领导已定意向我开刀，无非是要杀一儆百，给其他的年轻人看。我考虑了，当时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宁死不屈，继续据理力争，上告总行党组，不论后果如何；再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期将来东山再起。在那充满黑暗的世界里，我知道，我能选择的只有退而求其次。我多次仰天长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到政治斗争的无情和残酷，也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悲伤地认识到，自己做为一个人，活在这世间的渺小和无能。
经过痛苦的挣扎，我最后决定屈服下来，向党组织写了一份重新申请和一份检讨书，并在党员大会上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求党组织重新接纳我。经过一场严厉的批判和讨论后，决定给我一年的考察期。就这样，从1990到1991年，我在鲁南山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度过了我难忘的一年。考验期满，我重返北京。党员会上恢复了党籍，继续接手我原来的工作。心中大有“官复原职”之感。原来向我开刀的领导已经退休，前面路上仿佛又呈现出一片光明的景象。
1992年初领导派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学期的全国外事干部英语培训班。我竟被该校党委任命为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兼班长。对大陆情况熟悉的人都清楚，在国内搞外事工作的人中党员的比例相当高。我们班上20多人中只有一人不是党员。每次开党员大会，全班几乎都能出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共产党的一个坚强的“堡垒”。但是，就是在这所谓的“堡垒”里面，却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做着播种的工作。
他叫Tim，是我们班的专职英语教师。别看他年岁与我不相上下，但言谈举止却令我佩服。从他身上仿佛有光射出，凡接近他的人都因他而有所收获。我观察他上课时的认真态度，娱乐活动时的谦虚宽容，再了解他的薪水，竟是那么少得可怜。但他却说，他能到中国工作是他的荣幸，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服务中国人民。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崇敬。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怪事－－很多学生与他交谈的目的，不只是练习口语和听力，他们都将自己的个人、家庭及思想困惑讲给他听，寻求他的理解和安慰。再后来我知道，原来Tim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这真是别具一番讽刺意味。我们班的大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有问题，不是来找党组织帮助，反倒去向一个基督徒求安慰。作为支部副书记的我，心里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莫名的雀跃和冲动，希望彻底了解这个谜。就这样，上帝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我1993年4月28日“致亲友的公开信”中，我这样写道：“还有一件事听起来可能令人费解，但我还是特别想让你们知道，就是去年4月，也是我在杭州学习期间，经别人指点，我去了教堂，开始面对平时不愿面对,极力回避的人生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人类到底是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人类到底有没有灵魂等等？我们以前从书本中得知的那些看似科学的答案对吗？我对平时那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进行思考。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并认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这样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从此在神的引领下，我开始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虽然形式上与过去一样：上班下班，工作学习，但是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我已感到我的灵里有了生命，心中有了平安。我就是那被神所找回的迷失的羔羊，沐浴在主的慈爱之中，其乐融融。正如以色列王大卫在圣经《诗篇》34篇所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滋味不是我的拙笔所能表达得出的，只能凭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来慢慢领受。愿神怜悯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都能认识他，接受他。”
回到北京后，神继续引导我参与一间教会的音像工作，后来加入了唱诗班、青年会等。当中又认识了一些在主里十分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周至少查考圣经两次，接受门徒训练。我自己更是每天读经祷告数小时，有时甚至是一整天。这样不到一年，我就把圣经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1993年7月1日，正是我入党后7周年的日子，我在北京西郊的护城河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的门徒。
随着我对圣经真理的了解，我又一次感到内心深处正在萌发另一种巨大的，难以扼制的冲动。这冲动与我7年前入党宣誓时的激动心情有些相似，然而二者的品味和格调却截然不同。这只有我自己能分辨得出：前者是因我个人的前途和事业，后者则是为着对永生天国的盼望。入党时我是为个人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那“一石两鸟”式的结合而高兴，甚至感到光彩和骄傲；受洗归主之时，我却为我这罪人竟能不被造物主所弃，反被其无条件地赦免和接纳，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不配。
就这样，通过系统学习圣经，对上帝的理解越来越清楚。特别是对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受洗后，主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他。后来经过牧师和其他导师的多方印证后，我向主回应，决志终身事主，以祈祷传道为使命，并以此为我一生最大的乐事。此时此刻，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伟大人物为真理而献身的动人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耶稣那柔和、圣洁的主旋律，在我的生命中充满。
爸爸写了两份入党申请都没有音信，我只递交了一次受洗报名，就被主接纳。我也写过两份入党申请，虽然每次都被批准，但最终还是被真光吸引，为真理折服，与爸爸一样殊途同归，成为永生天国的子民。由此我体会到，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他指引我们的方式也是不同，但是最终的道路却只有一条。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因此我立下志向，就是追随主耶稣的脚踪，像Tim一样，做一个福音的管道，让天国生命的活水，通过我浇灌给那些心灵干渴的人们，让多人因我而认识耶稣，踏上永生真理的道路。
我于1993年10月辞去国家公职。同年11月底赴澳完婚，婚后定居首都坎培拉从事大陆华人的福音工作。先后做过餐馆工，大学助教，搬运工人，送过广告，Pizza饼和中餐外卖。
1996年2月我全时间进入坎培拉宣道神学院攻读神学。1998年11月毕业，获神学教牧学学士学位。1999年初与妻子爱玲移居雪梨，专职从事传道工作。
作者来自北京，现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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