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自由

 

这个词在“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之中一以贯之……

 
 
 
文/夏维东
 
 
 
两个月前，公元2000年的零点零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崭新的水晶球，在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从天而降，在亿万声炙热的呼喊中，徐徐落下：二十世纪尘埃落定，成为历史。
二十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光怪陆离－－我指的并非最近十来年以火箭速度发展的高科技，而是那些更新速度比电脑软件还要快的各种思潮。曾几何时，一度时髦的存在主义已经成为“古典”，“现代主义”很快被“后现代主义”代替，这几年的版本已是“后后现代主义”，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古怪的词以为是印刷错误，但就是现在我也无法开口，因为我怕别人误认为我口吃。但有一个词却在这些变幻无常的主义和哲学派别或者政治派系中一以贯之，这个词叫“自由”。
 
 

一．被扭曲的自由

 
圣经《创世记》讲的虽然是上帝造人的来龙去脉，那何尝不是“自由”的肇始呢？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允许他们在园中随意走动，这意味着赋予他们行动的自由。尽管上帝明言“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我们的老祖宗仍然有吃与不吃的自由，也即“意志自由”。他们不但吃了，而且还无师自通地推诿责任：夏娃怪蛇，亚当怪夏娃。最后的矛头不可避免地指向上帝，就是说：你要是不造蛇，我们不就不会吃那果子了吗？或者干脆你不造我们，我们不就不会犯错误了嘛？！我感到很奇怪，蛇做广告说吃了那果子“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为何亚当夏娃这对无比纯洁的金童玉女，吃了以后立码儿变得像连任十届总统的老人那样世故呢？看来，“自由”从一开始就被滥用了，或者说是被误导了，这才种下了后世绵延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祸根。
自古希腊始，“自由”便和“人为何存在、何以存在”的命题纠缠在一起，关于意志自由的论点不断被论证、更正、辩证乃至反证。休谟之前基本上从实证出发，阐明自由对于个人生存空间和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的重要性。到了现代，柏格森和摩尔从语言分析和逻辑方面着手，比如后者在其《伦理学原理》中通过对诸如“可能”和“如果……那么”等词语和条件句的分析来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和意义，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语言分析”了。我感觉他们好像把自由当成精神宠物来玩味（当然，他们有这个自由），只是“自由”这个概念变得愈发语焉不详了。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大唱反调，他认为意志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是自由的，自由是针对行动而言，他进而发出这样的断言：自由即人的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言论是在二战期间发表的，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即于德军占领巴黎之际面世。这就不能不让人好奇了：彼时彼地，法国人有行动自由吗？有趣的是，萨特的大作倒正因为德军入侵而大为畅销。这里面有个故事：德军进驻巴黎后，为了预防法国人“反抗的自由”，于是收缴一切可以制造武器的铁器，包括秤码都在没收之列。一筹莫展的家庭主妇们偶然发现萨大师的钜着《存在与虚无》不多不少正好一斤重，岂非正是秤码的最佳替代物？于是主妇们一窝蜂冲向书店，出版商原以为赔钱的书居然奇迹般地成了畅销书！这可算得上世界出版史上的未有之奇了。自由，是学院派哲学的象牙塔，有时它甚至是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
 
 

二．乌托邦中的自由

 
哲学家们当然希望其思想能够济世，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乌托邦的范例在后世被不断实践再不断幻灭。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机器的冲突。极权政府固然无自由可言，可无政府主义则导致自由泛滥，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形同诸侯分割天下，结果与极权殊路同归：个人自由被剥夺。
纳撒尼尔·霍桑的《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就是一部描写乌托邦幻灭的小说。福谷的目的是让人类回到堕落前那个天真无邪的伊甸园生活中去，可是公社成员心里根深蒂固的原罪腐蚀了那美好的理想，领袖们各行己意，总以为自己代表真理，福谷在他们“意志自由”的错误选择下很快土崩瓦解。这部小说使我明白在浊世中浮沉的人永远扺达不了那留在祖先记忆中的伊甸园。卡夫卡的《城堡》同样表达了人冲不破“城堡”（世界的缩影）获得心灵自由的痛苦经历。至于有人说《城堡》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这我可就不清楚了。
不论是传说中的“大西国”（柏拉图“理想国”的原型，“大西洋”之名亦因此而来），布鲁克超验主义公社（霍桑曾在此生活数月，乃“福谷”之原型），还是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为号召，《共产党宣言》最后如是宣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几句话让多少人的血液为之沸腾呀，共产主义很快从欧洲燎原到亚洲，并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千年铁树开了花”。那是一朵怎样的花呀！（这朵花如今在北韩仍然欣欣向荣，只是叶子全都凋零了。）三十年前的文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有名言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行之。”可谓切肤之语。
 
 

三．被“诽谤”的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冷静地面对“宣言”了：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意味着原来的统治阶级成了被统治阶级；无产者失去的锁链套在新无产者的身上。这就是“实现全人类自由”吗？本质上不过是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再次演绎，只不过规模大了，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而已。没错，革命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而革命的目的和结果则合二为一：阶级更递，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思。不要说“全人类的自由”了，连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于水深火热”现在无人敢提了，怕闪了舌头。
自由原本是与生命连在一起的，是美好的，必须的，就像空气之于生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法国萨特的论点“自由即人的存在”可谓精辟之至。但人们把美好的东西弄得面目全非以至丑恶不堪。就拿“诽谤”一词来说，它原本是进忠言的意思，《大戴礼·保传》云：忠谏者，谓之诽谤。《史记》等史书载舜帝之朝即立有“诽谤之木”，以供臣民击而进谏，后世贤君或有效之。《晋书·元帝本纪》说“太与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如今“诽谤”成了“恶言”，自由跟“诽谤”的命运也差不多，成了禁锢自由的手段和藉口，这可真是对“自由”的“诽谤”！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著名章节“宗教大法官”，充分表现了“自由”是如何在大主教嘴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最后大主教恬不知耻地对“微服私访”的神说：“你走吧，再也别来了……千万别来了……永远，永远！”（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版，p.319）。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被他奴役！大主教对神公然叫嚣“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指撒但，笔者注）。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了。已经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之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被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接受了他把人间的各个国家指给你看以后准备赐予你的那份最后礼物：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罗马和凯撒的宝剑，并且宣布自己是人间的王，唯一的王，虽然知道如今我们还来不及最后完成我们的事业。”（p.313）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就在这里：他深刻洞察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以及危机的根源。自由即沦丧于人对神的悖逆和对那条“古蛇”的逆附，权利欲和物欲构成了一座金色的精神囚牢，代价是像浮士德一样把灵魂卖给“他”。可悲的是人在享受物质和权利的时候，竟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丧失了那和生命一样宝贵的真正自由！历史上无数次的“革命成果”显示，人民才出“狼窝”又入“虎穴”，自由是有的：选择狼窝或者虎穴。
《宗教大法官》的结尾非常耐人寻味，对大主教的“慷慨陈词”始终一言不发的神，离开时还亲吻了主教一下，就悄然消失在“城里的黑暗的大街上”。神对悖逆之子确实用不着再说什么了，两千多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告诫人们“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他不是说说就算了的，他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唤醒在罪恶中越陷越深的人们的良知。还有比这更真诚的忠言吗？可人们回答他的是什么？是“诽谤”！他被判死刑的时候，包括审判官彼拉多在内的众人，没有一个能说出耶稣的罪来，彼拉多甚至建议犹太人让他放了耶稣，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一个无罪的人被众口一辞判死刑，这只能说明人类集体性的丧心病狂（文革中丧心病狂的场面比比皆是，可如今还有人敢叫板“我不忏悔”！）。我们怎能指望这样的人予同类以自由？站在演讲台上的政客们每个人都会风度翩翩地说“真理使你们得自由”，可是“真理”的前提被置换了，他们忘了或者故意忘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人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自由地迷路”。
萨特有部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名字叫《自由之路》，写了一群被异化的人，渴望摆脱时尚却又没有勇气或者无能为力，只得认认真真地作弊，诚诚恳恳地自欺，永远在没有尽头的“自由之路”上流浪而得不到那梦寐以求的自由。
 
 

四．生命中的自由

 
真理的终极方向必然指向生命之源。若果说生命是偶然发生的。那就意味着真理也是偶然的，在逻辑上，这句话等同于没有真理。那我们何必要听那些似是而非的扯淡呢？没有了真理，也就天然地没有了自由，我们还求什么求？卡谬这位天才豪情满怀地“反抗现实”，可结果他却悲哀地领悟“存在的荒谬”。离开生命的源头寻找真理是不折不扣的缘木求鱼，在盲目的寻找过程中，自由被任意诠释，以至成了一个频繁出现于口号中的纯粹名词。就像“诽谤之木”最终被附庸风雅的帝王弄成美轮美奂但不伦不类的华表一样，除了装饰一无所用。华表，华表，“华而不实，徒有其表”（可笑的是，有的御用文人居然无知地用华表喻示中华民族，实在是“反动透顶”）。这正是自由在二十世纪的光景。
创造生命的神因为怜悯人的健忘才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提醒人们“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说不通过他没人能到父那里，父就是那生命的发动者啊。他在给人生命的同时，也给了人“海阔天空”的自由：他把“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都交给了人。他对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忘了他这个父亲。他爱人爱到了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步，对“大法官”这个无可救药的悖逆之子，他还是肯亲吻。有人或许说那只是小说中的描写，那么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呢？他对人没有丝毫怨恨，流下的是救赎的血和怜悯的泪。
帕斯卡尔在其著名的《思想录》里饱含哲情地诉说：“那是一个充满了为他所领有的人们的灵魂与内心的上帝；他把自己和他们灵魂的深处结合在一起；他以谦卑、以欢愉、以信心、以仁爱充满了他们的灵魂；他使得他们除了他自身而外就不可能再有别的归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250）
我知道这样的上帝能够给人自由中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自由。
 
作者来自安徽，现在美国新泽西州做统计分析工作，为业余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