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 嵋
苦难的家史
我是上海市某大事业单位的政校退休教师，还有好多如：“民革”“侨联”等组织的荣誉职务。真的，头上有好多光环，听起来也十分悦耳。可又有谁知道，我是糊糊涂涂，凄凄惨惨地度过了六十多年的。我父亲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将领，母亲则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一九四八年，父亲因政治缘故，抛妻别子匆匆去了台湾。留下我们母，子，女三人，孤苦伶仃。年仅十五岁的我，因是家中的长女，家庭重担自然地落在我的身上。五十年代初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去农村小学教书。原来生活在大上海，称得上“千金小姐”，也算是将门之后，一下子要与农民为伍，我实在难于承受这巨大的突变，常常泪湿枕巾。
在请辞不准的情况下我不辞而别回到上海。母女俩相依为命，妈妈帮佣，什么难活都干。我则做速打字员，誊写员。后蒙共产党的照顾，我进了在上海也算数一数二的国家机构，真是喜从天降。我从心底里高喊：毛主席让我有了“金饭碗”。但又因我的家庭背景，权作“内部控制”对象。党组织安排我在“红专”学校作教师，作“拼命三郎”。为了“报恩”，我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的工作在教育战线上。
1966年，“文革风暴”突起，像我这样的“黑色”家庭，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成了国民党有意埋下的“潜伏特务”，我全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那时我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6岁，5岁）。整整的六年“干校”生活，我自己也说不清那日子是怎么过的。写不完的交代检查，数不尽的反动思想。可怜那三个孩子也成了“小狗崽子”，成天跟在我身边听那无休止的训斥。
1973年回原单位处，仍然因“内控”下基层劳动。这时，三个没进过校门的“小反革命”按年龄编班竟分别是五年级，四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了。
盲目报恩
三中全会后，共产党紧抓落实“统战”政策，把我安排到单位政工部门的宣传重地，在“政校”专做政治教师，又给我冠上了好多荣誉职务。儿子、媳妇均毕业于上海有名的高等学府，来美后都学有所成。在上海的二个女儿也未被卷入“改革下岗”的浪潮，且工作稳定，家庭美满。我又先后两次去美国探亲，并去香港、台湾探访亲友，祭拜了父墓，了全我此生一大心愿，也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说真的，像我这样的出生，而又有现在这样的优越条件，在我所任职的大企业系统内也是屈指可数的。我高兴，我感恩，我认为这是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1989年我退休，后赴美探亲两年返国。原单位党委还为我办了欢迎座谈会，汇报美国之行。当时我讲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美好，共产党好，所以我回来了。”并介绍美国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教会比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我甚至说：“教会中的人认罪，祷告，与国内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党小组的政治学习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迷信到极点。”我说美国人的物质是富裕的，精神是空虚的，没有一点政治理念，除了工作竞争外，没有政治上的进步要求。我为国内的大搞政治运动而沾沾自喜。与会人士对我的汇报颇有同感。我完全相信我及我家能有今天，是共产党的恩情，是我聪明，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我除了真诚地感激共产党，也感谢父母给了我一个“聪明”的脑袋。
长辈的心
我妈妈于九十四岁去世，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那苦难的岁月中，她以坚强的意志去面对。她生前口口声声要我信神、敬拜神。我只是笑而不答。我认为“信教”这是无知识的家庭妇女的一种信仰。妈妈目不识丁，受苦受难过了五十多年，精神上有个依靠也无不可，我不反对。但要我信，绝不可能。我是“由黑变红”的，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红色”政治教师，我怎能不信赖党而去信教呢?太无聊了。
每当星期日，当实在没有人伴妈去做礼拜时，我只得戴上黑镜送老人家去做礼拜。到了教堂门口我就匆匆离去，但偶尔我也会背着人偷偷地翻阅妈妈枕边的圣经。圣经上说，是神创造万物，又给予人类一切。我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可信。“劳动创造世界”这是牢不可破的真理。
妈妈对我说，她一直在为我祷告，才使我的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但我认为十多年来我的血糖一直得到控制，是靠社会主义的劳保制度，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及自我控制，与祷告沾不上边。
1994年我偕先生去台湾探亲，见到阔别近五十年的叔婶。与叔婶相拥时，婶婶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你们过的那么好。感谢主把你带到台湾来。让我们五十年后又能见面。”我听了不知所措。我暗想：“我们生活安定，是共产党的照顾。至于来台湾探亲，则是依先生妹妹的二等亲关系而来。怎么说要感谢神呢？”
那天晚上，婶婶与我谈了许多。她告诉我他们的信仰过程，以及两老长久以来为我们祷告的情形。她说是神的保守与看顾，才有我们的今天。并要我想一想，在我出生的那个卅十六户人家二百多人口的闭塞小山村里，有谁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即使在大上海，像我们这样的特殊“出身”的，又有几人工作的那么如意，生活的那么潇洒，儿子还能出国深造，在美国立足……这些数不清、讲不尽的都是神的恩典，是他们长期恳切祷告的结果。我听后似懂非懂已进入梦乡。
翌日五时左右，我看到婶婶已在灯下研读圣经了。接着就是星期四在她家的家庭聚会，婶婶命令我旁听，我又似信非信。我开始相信有一位真神在掌管大地，但要我信基督教不可能。
我带着这样的心情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宝岛之行。紧接着就第二次与先生一起来美探亲，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位姐妹带我去教会。我想反正闲着无事，去教会看看，交一些中国朋友也好。起初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日久生情，我渐渐地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有没有上帝？我要不要信？我心里开始挣扎。并经历了一看、二听、三读、四想的四个阶段。
一看：看教会的环境与教会的人和事。
二听：听牧师讲道，听姐妹兄弟的见证。
三读：读圣经，读《海外校园》，读属灵的杂志。
四想：想姐妹兄弟具有的美德懿行及动力。想我扭伤、骨折等伤病时感受到的神的看顾。
经历了这四关，我初识上帝，我想我应该信。我觉得真如果如我婶婶所说：“我们家有今天的幸福，是神的恩待。”但信心不坚定，常常进二步，退一步。婶婶叔叔信信催，声声问：“你经常去教会吗？信靠主了没有？”在他们的督促下，在牧师的帮助下，在兄弟姐妹的实际行动感动下，在圣经的启示下，我这块“顽石”经过近五年的磨炼，终于开了窍。1998年底，我受洗。
三代同堂
现在我们全家都生活在甜蜜与喜乐中。我住在二子家，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又是祖母。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虽然年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难免有“代沟”。但如今，作为神的而女，我体会到一切要从我做起，在家庭中以“爱”为核心。《林前》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我遵圣经的教导，去试看执行照办，果然有效果。
五年多来，我生活在异国他乡，在家庭中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更非佣人，那我就作为一个“人”，生活出“人”的质量来。老年人在美国生活，有如“无子登科”（无眼，无耳，无腿……），但我生活得有意义，有质量。除了看报，读经之外，我多活动。因为要活就要动，要长活就得长动。为此我把家务劳动作为养身之道，也作为健康的秘诀。我心中充满喜乐，因为有神与我同在，使得我们这个三代同堂家庭生活和谐、甜蜜。
我先生于年初先回国。他在来信中竟然说：“有上帝与你同在，有教会众多姐妹的关怀，你不会寂寞的。”这是我先生思想上的“突变”，显出神的大能与奇妙。老伴回国后的几个月里，我曾有过寂寞、痛苦与冷清，觉得一切都无所适从。可是在众多姐妹的关怀下，我摆脱了失落，重扬起喜乐之帆。我认真读经，恒切祷告，希望每个脚印都走在神的道上。
盲目的报恩使我失去了大好的年华，蓦然惊醒后回到主的怀抱，神让我福杯满溢，笑口长开。“问君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之所以有今天，靠的不是先剥夺人，而后有“赏赐”人的某些政府，我靠神的恩典，还有长辈虔诚的信仰，恒切的祷告。
作者来自中国，现住美国德州，曾从事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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