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最后的心灵超越

 

据说,是神童莫札特去教堂礼拜,听到这首曲子后,心中立刻记牢了,回家默诵出来,终于让曲子流传出去。

 

 

 

文/陈韵琳

 

 

 

最近为了一场小规模的、学生之间的音乐欣赏会,我把收藏的圣乐唱片,全拿出来重新整理。在挑选音乐曲目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就坐在音响前面,发疯似地狠狠听了两周的音乐,重温历史般,把圣乐从中古到现代游走了一遍。

 

 

葛立果圣歌时期

 

葛立果,Gregory the Great(590-604),天主教教皇,世称“葛立果一世”。他所推动制订的“葛立果圣歌”,影响了整个中世纪教会音乐,更使中世纪晚期成为“葛立果圣歌”时期。

我能收集到的最早期的圣乐,就是葛立果圣歌(Gregorian Chant)。那是一种非常重礼仪、歌词的圣乐,曲调单纯在几个音符间滑行,没有和声,没有分部,也没有女声。我常听人家笑葛立果圣歌简直就是在念经。

去年暑假我去了一趟欧洲。就在维也纳,我被西元1100年左右盖的圣司提反教堂震撼了!

初见教堂的外观,我就觉得这古老教堂会说话。

教堂因年代久远,外表露出像被烟熏过的黑色色泽。而教堂里面,充斥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发现所有的游客,不管在外面是多么的喧哗,进入这教堂,都跟我一样立刻安静下来。

教会里面透着沁凉,堂顶高远。地下室,放着数座老死于此教堂的主教神父的棺木,也是年代好久远了。

我安静坐在椅子上默想,想这教堂历经战争浩劫,竟奇迹似地存到如今,见证人类生命的短暂,在浩瀚历史中实渺沧海之一粟,唯有教堂高耸指向的上帝荣耀,是从亘古直到永久。

就在那时候,我心中回想起葛立果圣歌。想像中古时候的质朴百姓,终生操作劳苦,不识字,就在进入教堂亲近给他们生命盼望的上帝时,葛立果圣歌的吟唱,透过歌词给他们传讲了信息,而种种仪式,也用象征的方式让百姓得知信仰的奥秘。

现在流行一种文化复古风潮。非洲的,南美的,中国中原的,以及葛立果,都在这风潮中突然走红起来。当我坐在音响前面听葛立果时,脑中浮现那会传讲历史的古老教堂,以及中古时代的质朴民众,坐在教堂里跟他们天上的父亲吟唱对答,心中不禁露出一个疑问:现代人对葛立果的热爱,有多少是出于对宗教信仰质朴的需要?

 

 

文艺复兴与高峰期

 

葛立果圣歌之后开始出现对位曲式,那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圣乐还没有明显的贵族气息,仍旧十分清纯。对位,又给圣乐带出许许多多的变化。我最喜欢的是阿雷格里的《垂怜曲》(Miserere)。据说这首曲子被教会紧紧收藏了不外流,怕被一般俗人破坏了其乐曲的神圣性。《垂怜曲》歌词取自诗篇51篇,曲式中紧连三段节节升高的乐段,将诗人大卫出自内心深处的懊悔表露无遗:“神阿!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据说,是神童莫札特去教堂礼拜,听到这首曲子后,心中立刻记牢了,回家默诵出来,终于让曲子流传出去。有时候,当我心中有些重担,是无法用言语祷词说出来的,我就在这首曲子面前沉默,让音乐表达出我心灵深处的祈求。

音乐史上的巴洛克与古典前中期时代,算是圣乐的高峰。重要曲目如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韩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都是这时代的产品。但就其圣乐产量之丰,与好作品的比例而言,这两个时代却出现过多的拙劣之作。韩德尔有太多作品沾染意欲讨好贵族的企图,华丽喧闹但不清纯,很难厘清是为献给上帝还是献给贵族。

莫札特在萨尔斯堡期间,自己都承认:“做宗教曲目是应要求而做,至于我自己呢,还是离敬虔越远越好。”那时他很年轻。到离世前几年,因为生活过度不节制,创作量太大,感染肝肾病变,其作品才突然跃升,像得到某种神秘启示似的,出现极品。

海顿呢!实在太拘泥于格式,好像真正的礼拜敬虔,都被某种形式框住,无法自由地向上帝倾诉。海顿晚年觉得他这一生的音乐创作,一直少掉一个最重要东西,后来悟通,写出《创世记》这颂赞上帝创造的旷世巨著。《创世记》的颂赞,才真的让人觉得他不再受某种格式囿限,打破了框框,自由地与上帝交谈。

或许那样的时代,正是中产阶级与贵族勃兴的时代。在他们的优裕生活与某种跟宗教领袖夺权过程中,宗教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想当然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优越典雅的文化,因而扼杀了心灵诚实的敬拜,也无意鼓励作曲家的敬虔。形式,就变成一种沟通方式,一种保护。巴哈是个例外。他却穷困潦倒以终。最伟大的《马太受难曲》,竟然在百年后才由孟德尔松来发阳光大。而《马太受难曲》,对基督受难的过程,用了多少情感来诠释啊!

当我聆听这时代的作品,有时竟会出现一种战栗感。因为在我们这时代,一样看到某种华而不实的信仰,以及可以将华而不实包装起来的形式。

 

 

浪漫时代与现代

 

浪漫时代已是个经过宗教改革的时代。不管是蜕生而出的基督教,或透过耶稣会刺激出来的天主教,都开始着重个人与上帝之间独特的关系。浪漫时代的作曲家,地位也较独立,既不受制于贵族,也不受制于教会。浪漫派因此像在一个有多种选择的路口,在挣脱束缚的激昂人性里,自由地选择朝向上帝或背离上帝。

衔接古典与浪漫的贝多芬,已经在其庄严弥撒中,透露出不为形式拘格,出自心灵深处很人性地向上帝的呐喊。尾随而至的浪漫时代,更在音乐家创作的曲子中,处处显露人内心神性与人性的交战。

譬如古诺,终生想作神父,却终生作了作曲家。其宗教音乐就充满了激昂的向上帝的热情。

李斯特,选择终生自由地向上帝虔诚,却一直无法断掉其风流韵事。直到晚年,终于不顾一切地进修道院做修士,期望其内在神性终能战胜人性。

罗西尼,早在青年时期就因戏剧大大出名被肯定,却在声望最高的三十七岁,突然完全停止创作,沉寂十多年。当他再复出,创作的竟是圣乐。他在音乐中放入他的祷词。离世前几年,罗西尼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首弥撒。在应当是最悲壮的垂怜曲中,却仍旧是他一向的玩世不恭的戏剧风格。他为此很懊恼,向上帝祷告:“或许我天生只能做戏剧家,但我好想创作圣乐献给你,也希望你悦纳。”

浪漫时代是神性人性交战的时代,人透过宗教改革挣脱教会控制,获得了充分的宗教自由;人徘徊在十字路口,在上帝与自我间挣扎做取舍选择。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有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然后就发展到二十世纪。商业物质侵蚀着人向灵性发展的渴望,民主的相对性拆解掉对绝对真理的相信。现代到后现代的艺术文学发展,甚至拆解掉人自身的主体性。一切都可怀疑,一切都可拆解。这是无信仰的时代。而现代圣乐,就透过无调性,不谐和音,呈现“存在主义”式的呐喊上帝。与其说是颂赞上帝,毋宁说是呐喊出人跟上帝的疏离。这是圣乐的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就是“新时代音乐”,上帝消失,只剩下泛灵。

现代圣乐给人的感觉是焦虑的。但仍有几支清流。一是黑人灵歌。现代的黑人灵歌虽带出蓝调爵士,以及现在我们习惯接受的“敬拜赞美”式圣乐,但早期的黑人灵歌,却是黑人苦难中对上帝的盼望。最著名的几首黑人灵歌,都陈述苦难,以及信仰的坚定不移。另外,就是犹太人的诗歌,以及俄国诗歌。这些民族共同的特点,都是长期活在苦难之中。

原来圣乐同样是谱出圣经中约伯式的真理:人类透过苦难,便滤掉了信仰中不纯的杂质,显出诚挚的信心,盼望,与向上帝的爱。

浪漫时代挣脱巴洛克与古典时代的教会权威框框,却在神性人性交战后,自由选择了走进拆解真理、无神无信仰的焦虑框框里。然后在二十世纪末,突然出现了对最古老圣乐葛立果的发烧热,并配衬着一股宗教复兴的文化背景,包括基督教的,更多是各种灵异的。谁知道在科技一日千里之刻,人类心灵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在绕圈圈?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如果圣司提反教堂有生命,应会傲然微笑,因为它早在九百年前,就得知人类用历史文明苦苦追寻的答案!

 

 

作者为校园福音团契网路专业同工。

本文原载于《心灵小憩》网站,是一个以思想、文艺分享探讨信仰的网站。网址为http://life.fhl.net,请以Big5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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