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中国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宗教性的，都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灵魂的终极关怀为最终内涵。

 

 

 

文／曲　枫

 

 

 

（一）

 

在书店里闲逛，总是发现数量不菲的有关神童教育的书籍，在报上我也经常看到这类的文章。中国人对“神童”的着迷自古有之，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就曾专门辟有“童子”一科，不少的家庭为了培养出光宗耀祖的神童来，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我一直在想，中国文化这种对神童现象的源远流长的关注，一定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想来想去，觉得这原因也并没有原先那样复杂，之所以中国人自古至今如此热衷于“神童”的发现和培养，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神童模式的文化。

无论从宗教史还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谁都无法回避中国文化的早熟问题。

同世界各个古老的民族相比较，中国历史上竟没有史诗流传，这全世界的史学家都感到吃惊和不解。史诗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滥觞，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没有史诗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埃及人有《亡灵书》，希腊人有《奥德赛》和《伊里亚特》，巴比伦人有《吉尔伽美什》，印度人有《吠陀》，就连文明程度并不久远的北欧日尔曼人也为世人留下了辉煌的羊皮纸诗篇《埃达》。

唯独中国是个例外，正是早慧使中国人在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跨越了史诗时代。因而在本该属于蒙昧时代的中国人似乎显得并不蒙昧；在本该深浸于神祉崇拜之中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历史化和伦理化的程序；在本该产生史诗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写出的竟是优美的抒情文字《诗经》。

就像大部分儿童需要童话的喂养，而神童则只需要成年人的逻辑一样，对于神童式文化模式的中国，史诗并未构成需要。另外，史诗最终未能孕化出世，与中国汉字的出现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诗首先是神话的口头叙事艺术，当这种口头叙事文化臻于成熟，再由新出现的文字将之承纳、定型，并顺利完成口头叙事传统向文本叙事传统的过渡和交接的时候，史诗也就诞生了。汉语文字的的过早出现，直接使这种尚未发育完善的口头文学胎死腹中，因而东方的远古神话只在个别的典籍中留下了一点零星的记录。

当然，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也理所应当地构成了中国文化早熟的另一重大特征，最迟在商王朝建立之时，中国人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象形文字系统。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据人类学家认定，文字的过早出现将毫无疑问地使信仰减弱、理性增强。

 

 

（二）

 

“神童”具有超然的灵性，天性聪颖，慧悟过人，但由于缺少蒙昧无知的童年经历，于是就没有了盲目的崇拜。而没有了这一点，“神童”也就必然缺乏一种人生所必需的谦卑和虔诚，缺乏一种厚重的宗教感。如果没有及时的强烈的深刻的自省，这将影响他的成年乃至一生。

因此，中国人的文化支配精神，在最初就是伦理的、人文的、现实的。中国最初的典籍诸如“四书五经”，几乎没有任何宗教的和神话的意味。这样，清醒、务实、功利色彩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虽然脱胎于原始巫术的上帝神和祖宗神二元崇拜在商代一度繁盛，并形成了十分规范化的祭神仪式，但继商人之后的周人所建立的礼教及其宗法制度，则完全丢弃了前朝宗教的庄严意味，将神圣价值直接面向尘世世俗，从而使中国永远错过了一次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机会。

等到以中庸之道为鲜亮色彩的孔子儒学在汉代被官方正式确立，中国人已经彻底走入了“此生”本位的精神生活领域。功利主义使中国人在道教诞生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热衷于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崇拜偶像。人间的皇帝可以为宗教排序，甚至随意册封佛教和道教中的神位。为了适应民众的心理，佛道两教还在不断地根据中国人的喜好作灵活的调整。因而，以功利为首要前题去敬神和造神，成了中国人宗教生活的一大特点。

禅宗所代表的中土佛教，一开始就身不由主地进入到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框架之中，其原有的宗教精神本质轻而易举地就被全然消解。而道教所追求的淡泊宁静，所体现的东方虚无精神，所注重的得道成仙，说到底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对超验价值的拒绝，使它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宗教境界。没有忏悔意识，缺乏原罪感，回避终极价值，东方的宗教虽然仍被人们称为宗教，但也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宗教了。

然而，令人庆幸的是，也恰恰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这种早熟现像，因为中国人这种对功利、现实的追求，因为这种中庸调和的儒道风范，才使华夏文明像一个灵童一样，逃过了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都难以克服的压抑感、紧张感，逃过了各种灾难，从而具有了无比的凝聚力，因而竟没有像别的古老文明一样在灾难中夭折，出其不意地穿过历史的长河而不屈地生存至今。

 

 

（三）

 

宗教意识的先天缺乏使东方艺术走上了灵性化的道路，而这是神童文化的必由之路。同西方艺术家相比，东方的才子们更迷恋于在吟诗作画上的个人才情的渲泻，更擅长于富有魅力的情调创造。哪怕流放到僻陋不堪之地，才子们也会找到胸中的万千波涛、松风鹤影，然后将之化为笔墨山水；哪怕流落街头，纵有饱腹之忧，阿炳式的艺人也会风雨不误，仅用一把两根弦的胡琴，或是一支小小的竹笛，把正在经历的凄凉的生活渲染得浪漫多姿，甚至让人嫉妒、向往这种凄凉。在中国人这里，情调成了一种高品味之物，它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对个人精神生活极至享受的追求，一种道德高尚的享乐主义倾向。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东方文化艺术的先天性不足：与神性的背离。

因而，东方艺术的好，好得总是叫人拍案叫绝。采菊东蓠，悠然南山，北冥有鱼，大象无形，重视形式，强调技巧，所谓一字尽得风流；而西方艺术的好，好得让人沉默，让人说不出话来，让人在悄悄地感动。东方艺术家是越写越兴奋，越画越自得，越心醉，越来越感受到人的伟大、自在与世界的空明透彻，最后掉到了一个自恋的大梦里自己还浑然不觉；西方艺术家却是越写越悲哀，越画越凄凉，越唱越心碎，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渺小、卑微与生存世界的沉重，最后在痛苦和反省中去体会爱，体会生命。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西方的托尔斯泰同东方的曹雪芹做一下比较。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我们找不到曹雪芹那样汪洋自恣的才情，那种精妙的结构布局、情节铺设，那种琴棋书画天文地理医药烹饪猜迷占卜无所不包的东方式博学，其文字也谈不上怎么优美，甚至还有枯燥干涩之嫌，但全世界都不能否认他的巨匠之笔。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充满了一种灵魂的自省。

 

 

（四）

 

前几日读报，看到一位当代名作家在为东方文化辩白，说东方的文学作品虽不如西方悲剧的强烈而使读者为之震撼，但宽博幽远，韵味绵长，使灵魂在清明祥和中得以提升。接着他又痛心疾首地批评一些学者总以西方的东西诋毁东方，这就像拿西方人的奶油比我们中国人的白菜一样。这位作家的观点除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东方文化的盲目自信以外，同时还暴露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人类自身的盲目自信。

所以，在人性与神性之间，作为神童的中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就并不让人难以理解了。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十多个世纪，就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思想。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始发生于西方十三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并非是人性对神性的宣战，而恰恰是通过人对神之虚假形式的反叛，向真正神性回归，这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本质还是以追求神性为出发点的。

但是，人一激动起来就很难把握好度数，就像朋友们聚会喝酒本来是一件喜庆事，但就是有人不知不觉把自己给灌醉了，再失去理智把酒馆砸了，把人给打了，事情的性质也就全变了。人文主义运动到后来就真的成了一辆闸门失灵的汽车了，走过了头不说，还失去了方向。人在推翻了虚假的神坛的同时，也把人心灵中真正的神坛给一起推翻了，结果把人类自身投入到一个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以至于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恐呼叫。

然而无论是神权时代还是虚无主义的时代，西方文化则一直处于一种准宗教状态，因为它始终以神为参照。中国文化则是以人性为参照系统，在它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像西方人文主义运动那样的斗争，它的伦理性和功利性既有别于西方人的神性意识，也有别于自近代以来弥漫了整个西方上空的虚无意识。东方文化是一种人本文化，自古至今都相信“人定胜天”，它从未全身心地匍匐在神坛之下，但也从未与神激烈对抗，从未彻底抛弃神灵而堕入虚无之境。它虽然总是人性高显，但又与神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缺乏虔诚，却又在有意无意间接近着神，或者说是在隐隐约约地被神接近着。

中国人自以为那飘逸流动的灵性是人之本性的超然流露，却没有意识到它正是神予以东方的恩赐。人类是一个整体，西方和东方只能有一个上帝，所以神绝无可能弃绝东方，因为只有人会弃绝神，而神却从来不会弃绝人。当东方人将神赐的智慧当作人的聪明而在洋洋自得的时候，神窃窃地笑了。对于这样一个顽皮的骄傲的单纯透明的“神童”，神只能以期待的目光将它注视。

 

 

（五）

 

因而，在没有宗教的东方，人并非真的可以与神绝缘。事实上，隔离了神性却又怡然自得的现实生活态度，只应属于以往的那个漫长的封建田园生活时代。如今，东方大地上的旧的伦理模式已经被人类的革命打成了碎片，整个世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物质文化上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愈来愈趋向融为一个整体，对神性的呼唤成了整个人类世界共同的声音。上帝再一次把信仰的机会以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们自己。

在中国，像跟我年龄相近、出生在“文革”时期的人，也许是最后一批对“文革”有着强烈印象的人了。“文革”的悲剧在于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中国人，把一种政治上的“主义”和“思想”，当作神来加以朝圣崇拜，这种对灵魂的自我亵渎直接激起了人内心中的毁灭欲望。至今，中国人并没有从这种信仰危机中完全走出，这也是“气功”文化在当代东方十分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找回迷失在东方文化中的神性，不仅仅是东方人的精神取向，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取向。诗永远都是神意的传达，真正的艺术永远都是对神的赞美，因为它不是用来取悦于人的，而应是用来取悦神的。因而，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宗教性的，都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灵魂的终极关怀为最终内涵。诚如中国一位当代哲人所言：“我们的文化艺术，已为地域性、民族性的阴影遮掩得太为深久，以至于永恒的圣光无以传达，以至于我们遗忘了我们更应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生存临界点的人，我们的艺术更应是一种精神的艺术，更应是一种贯穿于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艺术。”

因为是“神童”，中国缺少的并不是智慧，而恰恰是“愚拙” 。而这种愚拙正是真正的智慧本身。背离了神性，也就背离了生命；背离了信仰，也就没有了爱。如果继续拒绝神性光辉的照耀，东方智慧将永远只能是人的智慧，地表上的智慧，东方只能永远是一个在天国大门之外用美声唱着儿歌的孩童。

 

 

作者为考古学者，现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