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 果
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年初，海内外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还珠格格”赵薇的日本军装风波，以及阳光卫视老板吴征和杨澜的学历、资历掺假之事。
对于前者，有人骂赵薇丧失国格，没有历史常识，也有人批评大陆网民民族主义意识太过强烈。其实，在如今娱乐化的时代，历史教育之类的事情已经边缘化，没有独立讨论的空间，“民族大义”这样严肃的话题，必须靠明星的行为闪失才能发烧。
至于后者，则是中国大陆进入资讯化时代后透明度增加的结果，是人们对学历、资历造假的社会风潮，产生的普遍性的反弹。
问题是，中国大陆在向自由经济转型时，财富变成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道德已成为附属品。笑贫不笑娼已经是社会风气的常态。君子取财有道的古训，早已成为没人理睬的老古董。因此，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躁动当中，发财的欲望驱使每个阶层的人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是，当西方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到来的时候，整个社会无论从体制上还是公民心理素质上，都没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应对。在体制上，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双轨并行，产生巨大的模糊空间，无法制约权力追逐金钱，所以给权钱交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越反腐败，发现腐败者的榷权力层次更高。
贪官在官场更吃得开，甚至卖官买官的封建遗风死灰复燃。副市长包十六岁的“情妇”，“三陪女”当上副局长之类的怪现象层出不穷。杨澜就曾经两次采访沈阳市长慕绥新，但据报导这个“颇有建树”的市长，却是相当有问题的腐败分子。从他开始到该市的副市长和各局局长，竟然全面“沦陷”，成为贪官污吏。
在人心上，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崩溃，而新的伦理道德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弥漫全国（这也是政府提出“以德治国”的原因所在）。今天，你谈一些理想，谈一些道德，别人就视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傻瓜”。
也有人为吴征和杨澜辩护，说吴征和杨澜的成功，实际上是靠自由市场的运作，尤其是资本运作和明星效应达成的。如果他们是靠假学历和假资历骗取工作和金钱，那么自然有受害者提出法律告诉，要求赔偿。不然的话，其造假涉及的只是道德问题。而那些靠假学历假资历骗官位和选票的，才是必须付上法律责任的人。
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出现的社会问题，有制度的，有个人道德的。即使吴征和杨澜有问题，把他们“批倒批臭”，假学历的风潮也不会就此中止，资本运作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也不会消失。也有人说，只要体制变了，一切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会得到纠正，都会走回常轨。这种制度决定论，有其道理，但却没有看透人性的本质。
以美国来说，有相对而言最成熟的自由市场机制，最具有公信力的会计审核制度。但是，作为美国能源产业的“巨无霸”、排名十大企业之七的安容公司（Enron），其倒闭、尤其是倒闭背后暴露出来的丑闻，根本不是吴征杨澜事件可以比拟的。
所以有评论者说，天下没有一劳永逸的完善制度。更有评论者说，安容案件是从内部瓦解对美国制度的信任，其在里面的撞击及腐蚀作用，比策划“9.11”恐怖事件还要厉害。
当然，进而推论，美国上千亿资产的大公司，其董事长、总经理可以如此专权，视公司内外的监督机制如无物，视员工和股东的利益如无物，那在金融体制上比美国落后，现时又是政商一体的中国大陆，又该有多少企业运作能逃离黑幕呢？
中国大陆的腐败问题是一个需要综合治理的社会工程。但是，在政治和制度的背后，根本的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性的贪婪，可以利用不健全的制度漏洞，演出一场场权钱交易的丑剧。同样，人性的贪婪，也可以腐蚀健全的制度，使之决堤千里。
我们在世界上寻找真理之光，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改变人心的“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要悔改，都要做“换心”的手术，没有谁可以自夸自己是公义的。
作者为本刊编辑委员，曾任报社记者及专栏作家，现住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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