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独自醒来，那时候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
——骆一禾
文／江登兴
从造反到绝望
大约五年前，大学毕业前几天，面对一片茫然的前程，我写道：“寻找一个心灵的故乡，让我们的灵魂在那里发芽生长。”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追寻心灵的故乡。
中学时代，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只觉得要到家乡的山外边去，在那里建功立业。记得高考结束那一天回家，面对车窗外的茫茫群山，我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万里江山”的冲动——这样美好的“江山”不能落入别人的手里，必须把它据为己有。
当然，我为自己设想的“建功立业”的途径，就是参与一场“革命”，然后用最纯洁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来改造这个已经“变质”了的社会。
今天，当“新左”派在中国大陆渐成气候时，其学理我虽没有深入地了解，但它的基本思想我并不陌生，因为所谓回到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十年前就曾经令一个山乡少年激动不已。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最伟大的功业作为他人生的“信仰”，不管这种“功业”是权力、金钱还是名气。
我上了大学。当中国二十世纪中叶后四十年的意识形态神话，终于被撕开了一道裂口时，从这个裂口开始，我的左倾迷梦的大厦慢慢倾倒。于是就幻想着要是中国能够实现民主，那么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遂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一个轰轰烈烈的广场，遗憾未能将热血洒在火热的八十年代。
这样的“民主”情结，其实与我原来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没有本质的不同，它对“民主”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只是对现实的不满，相信以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取代现有的、已经被确认出了问题的社会制度，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对于自己所倡导的东西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自己本身在本质上是与自己所倡导的精神相反的，但居然以之为拯救个人和国家的灵丹妙药。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在这个误区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自私，那就是以追求一个“理想”作为自己人生实现的一条途径，不管是追求“纯正”的共产主义，还是追求所谓的“民主”。
我在八十年代以后迎来自己的青春。既然在那一场民族的创痛中，通过外在的变革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已经断绝，那么就只有回归自己的心灵了。我说：“我要将自己的鲜血洒在大地上。”而命运说：“回归你的心灵吧！”
紧接着现代诗歌来了，诗人们以自杀，向这个世代宣告了现代艺术的虚无主题。在虚无主义的阴影下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在大学毕业离校的那一天夜里，我写道：“大学时期我与虚无和绝望战斗了三年。”
作为一个没有信仰而求索、追问生命意义的人，死亡的主题每一刻都会浮上心头，每一刻都有一个意念在提醒你：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何必再继续下去呢？
那时在操场的灯光下，在凤凰木的阴影里，或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总是追问：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生命终究将归于幻灭吗？如果生命在这个茫无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尘埃，我们又何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苦苦奋斗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结束这终将归于虚空的人生呢？
每个暑期回家我都很怕见到母亲，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含辛茹苦地将我送到山外读大学，然而我在大山外头找到的却是绝望。母亲在我的身上寄托了她生命的全部希望，而我却在内心中时时盘算着自杀。
苦难为粮为水
在大学毕业前，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已经“烂”掉了，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深深地毒害了我的青春。我希望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让我那已经死去的青春复活，从头再来。
带着对心灵故乡的渴望，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当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难题时，人就顾不上灵魂的需要了。就这样，我在特区淘金的队伍里摸爬滚打。直到家破人亡，失去职业也失去健康，来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直面苦难到认识造成苦难的罪恶，由直面苦难与罪恶到寻求拯救，是我走向信仰的过程。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一个年轻的老师是基督徒。然而我嘲笑他：“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还信基督教！”那时人家带我去教会，面对大声赞美、充满喜乐的信徒，我总是心怀不屑，甚至觉得基督教这一种异质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我的祖父信的是道教，是一个道观里“扶乩”的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到做新闻记者后，还看大量风水、相术的书。反省起来，真是在最现代化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不那么“现代”的灵魂。
1996年我刚大学毕业，父亲即患癌症，我从千里之外赶回故乡。母亲在深夜里，让我陪她到高山上的道观里求问“神仙”，无助的母亲让我在那些偶像面前快快烧香、下跪。
我点燃一炷香，很虔诚地插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插完了我转身跑出道观，站在巨石上，看着浓浓的黑夜中，脚下海浪一样起伏的山脉，和山谷中星星点点的灯火。我忽然如此深切地感到什么叫“大地上苦难”和“苦难中命如草芥的人们”。
父亲在没日没夜的哭号中去世。弥离之际，我问他：“养我这么大，辛苦不辛苦？”他说：“生儿养女是天经地义。”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我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安慰我的父亲，只有给他背毛泽东的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天就要亮了，而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独自去面对死亡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你的。
这个时刻让我感觉到中国人做为一个群体，精神资源的枯竭。我们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这种认识是我后来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
1998年冬天，当我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有两个群体同时进入了我的视野：经历了九十年代初中期的严寒后，重新开始反省与批判的中国知识份子，和海外流亡或留学、因信主而忏悔着的同胞。
那时，中国的出版环境遇上了一个小阳春。通过“草原部落”出版的一批书，我前所未有地了解了中国人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特别是看到“政治犯”张志新被刑事犯轮暴，神经失常后用自己的月经血沾馒头吃时，我禁不住在黑夜中长久地跪下去了。
由此出发，我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反省，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中缺少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一切形成了浓浓的负罪感压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虽然未参与文革中迫害张志新的一幕，但是假如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一定是一个最积极迫害人的人。
我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也更看到了每个生命个体在面对几千年历史罪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
由此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国的天空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天空已经关闭。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我们的心灵已经受伤。
在如饥似渴地对罪恶的挖掘中，我发现对罪恶的反省，可以带给一个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个人心灵的麻木，首先是从对罪恶的麻木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麻木，也体现那个民族对罪恶的麻木上。
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种如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精神。那时我说：“如果我们抚慰黑暗而不得温煦，向天空呼喊而没有回声，我们有没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我们应该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么的骄傲，那时我已经看到了罪恶的事实，也看到了人心中的罪性。然而，我竟还认为个人可以承担罪恶，竟不承认自己作为一个罪人需要拯救。
两年前，我的父母亲都死了，而且我的母亲死得很惨──服农药自杀。然而回到不夜的城市，我却迅速忘记了痛苦，或者说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痛苦，去面对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我。
如果说大陆知识份子的反省，使我正视民族的罪恶苦难的话，那么海外学人忏悔的声音，却把我引向这苦难背后的人性的罪恶。那时候我有机会看到《海外校园》杂志社出版的许多书，我发现那一些在八十年代末逃离故土的人们，面对苦难有着不一样的态度。他们勇于言说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耻辱，他们不回避自己心中的创伤。
他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唤起了我的良知，使我也试着去“揭自己的伤疤”（远志明语）。当我看到《信仰对话录》中苏晓康所受的苦难，以及远志明的回信中的第一句话：“读了你第一句话，我便流泪了。”我也流下了热泪。
苦难是粮，使我的心灵成长；苦难是水，泼醒了我麻木的心灵。
一位作家说：“人要成器，后腰须有支撑。”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我曾经如此地怀念八十年代的创造力，怀念八十年代求索着的一代人，我把他们称为“思想的一代与健康的一代”。如今，我幸运地与其中的一些人，就是那些因为一场政治与精神的饥荒而离开了故土的人相遇──虽然与他们相遇时，他们已经成了陌生的信仰者，成了我曾经激烈反对的基督教的信奉者。
我也幸运地听到了这一代人，或继承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继续在中国这块盐碱地上思考的人的发言。那时钱理群教授从北京给我写信，说看了我的文章：“仿佛听到了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他鼓励我继承五四一代“立人”的理想。而当我的目光越过这一片多灾多难的神州大陆，在北美，我看到了另一种仰望中的蔚蓝色的生命图景。
不合时宜的问者
人是一种很尴尬与荒谬的存在，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却能发出对永恒的追问。而且这种追问是潜意识中发出的。这种追问一旦发出，人就走上了一条精神漂泊的旅程。人在寻找中，而他找到的一切眼见事物，却都无法成为他生命终极的寄托，因为一切眼见的都是有限的。
这种对永恒的追寻一旦开始，人的心灵就会本能地以永恒的尺度去衡量所遇见的一切。就像鲁迅先生所写的，在一个婴孩的生日宴会上，众人都说这个婴孩将会如何大富大贵。独有一个人指出这个婴孩是会死的，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永恒追问者。
在永恒之尺度的衡量下，当人发现眼见的一切终将消逝时，这个世界将在他眼中，成为一个没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这样的人是多么痛苦啊！
我在青春的焦灼中饱尝这种无果之问的痛苦。鲁迅在他的《野草》中，卓越地表达了这一种困境，而当代中国学人、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触及了这一个领域，言说了有限的人具有寻求永恒的本能，却要面对灵魂在永恒中的无所皈依的困境。所以诗人海子说：“人类基本上是一个粗糙的结构。”史铁生先生说：“人的心灵是先天残缺的。”朱学勤先生在他不大被学界注意的随笔《平静的坏心情》中，也亮出了灵魂面对无边幽暗时的暗淡的底色。这算是严谨的学者偶尔露出的“峥嵘”。
人在寻找永恒而人竟不自知，所以人就永远在流浪中。帕斯卡尔说：“人的心中有一个洞，除了上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它。”就像圣经说的“上帝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传》3:11），那就是说人是被造在有限中，而有寻找永恒的本能，和以理性了解永恒的可能的存在物。
在圣经中，上帝在回答摩西提问时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后惊讶不已，这不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求，而无法找到的存在之终极境界吗？而耶稣基督则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这样圣经给我提供了我曾经苦苦寻求的存在之终极，也给我提供了我还来不及寻求的抵达终极之路径。
仰望那明亮晨星
耶稣的话总是带给我巨大的安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耶稣的很多行为，都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我最喜欢读的是他上十字架前，给门徒洗脚的那一段。而当他去看拉撒路的坟墓时，圣经说，“耶稣哭了”！
这样一位充满了悲悯与慈爱的人，一直在宣告自己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尤其是他离世前的那段祷告，情感是那样真实，对“天父”的爱是那样的热切。我开始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位格的，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与我们可以沟通的上帝。
作为一个在自己的国土上，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双重流放的人，来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也来到了十字架面前。当我在十字架面前跪下去的时候，我竟还在心中骄傲地说：“我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青年的身份跪在你面前。”
以前我跪下来是因为看见民族历史上的苦难，现在跪下来是寻求神。有时也为自己找工作祷告──我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只要有一口饭吃。然而神似乎没有马上给我回应。
正所谓：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在绝境中，我忍不住反覆发问：“我岂不是耶和华的儿女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可以指望的了。我把手伸向天空，希望握住一双信实的拯救之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忧愁之极，我冲出房间，冲到大海边，决心把一切抛在脑后。
仿佛摩西昔年在沙漠中看见了荆棘的燃烧，我站在礁石上看见了海水的燃烧。当我静静地仰望和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口里喃喃念着远志明弟兄的一段美文：“我的神，你化做漫天的大光，晶莹温柔蔚蓝的光，放射出生命、自由和大爱，温柔地呼唤着世人。”那一刻，头顶的天空一下子向我开启了，我真的感受到了永恒的召唤，一个从上头来的无限的爱的回应。那一刻我一切苦难中的忧伤，都已得到安慰；一切寻求中的迷茫都有了答案。我相信了：“我的国不在地上”。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公推鲁迅，然而鲁迅只是走出了身后的大宅院──那已经枯竭了的中国精神，独自走向大旷野。然而他在旷野中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把鲁迅的精神总结为：“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他所能做的只是坚持在绝望的高度上不下来。
如我的朋友，作家摩罗所说的“鲁迅倒在中华民族的零公里处”。鲁迅没有找到人做为一种存在物的价值所在。同样的幻灭，也存在于上个世纪致力于变革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先行者身上，从毛泽东到海子，到认同九十年代末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国知识界。
一个没有寻找到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人，往往走向“我死以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不会对自己负责，也不会对他人负责。中国的历史中为什么缺少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与此有关。然而，因为信仰，我学会了用神的眼光去看生命，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爱的，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救赎出来的，有着独立、自由与尊严。我相信，这样出自于信仰的个人主义信念才是自由主义的基石，而五四运动“立人”的理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实现。
原来我在现代艺术的幻灭中，每时每刻都在追问：“人活着为了什么？”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因此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别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且每时每刻都活在对这个世界及别人的仇恨中。
当我的心灵向天空开启，当赞美的诗歌响起：“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门向我敞开”时，我一次次忍不住泪流满面。信主以前，“虚无与幻灭”是我每时每刻的焦虑。现在信心是神对我每时每刻的呼召，基督是我在生命的尽头所望见的那明亮的晨星。
八十年代的赤子，英年早逝的诗人骆一禾说：“我在中国大地上独自醒来，那时候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我的思想、壮大我的身心。这个过程发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平原、海道和河川。”
在我求索生命的意义的青春年代里，我以精神的流放者自居。在南国的海边，我以先知似的口吻说道：“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与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生命形式相遇。”然而在被称为“文化版图边缘”的厦门，我遇见了，并且遇见的是那遭遇比我更遥远的流放的人们和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礼失而求诸于野”，是这个意思吗？
生命因孤独坚韧，孤独因为信仰而超越。而在仰望的超越中，我找到了我心灵的故乡——那来自天幕的生命之光。
作者现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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