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世川
现代社会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生物伦理学（Bioethics）。简单地说，生物伦理指的是在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海外校园》第51期《如影随形》一文，给出了这方面的思考。笔者亦欲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想，并对《如》文中提到的一些植物生物学概念有争议之处，作一些澄清。
系统树？进化树？
近年来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是基因组研究（Genomics），即应用各种高效平台，对生物个体的全部遗传信息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许多种生物的全部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即基因的载体，都已经破译。这些研究成果，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研究者也以不同生物基因组DNA序列的相似性为依据，建立Phylogenetic Tree（系统树）。
这对许多学者来说，只是“系统树”而已，而对进化论者而言，则成了“进化树”，因为他们试图以此确立各种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关系。那么基督徒是否因此要反对、否定这样的基因研究呢？
似乎不必。因为用基因组DNA序列所建立的“进化树”，从本质上讲，仍然与当年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样，只是一种假设或理论而已，而且并没有有力的证据。相反地，反而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难题以外（比如基因突变的频率和方向，对热力学定律的违背等等），还有一个重大难题：每一种生物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基因或DNA，会违反其载体生物在树上的位置，即与所推论出来的“进化关系”自相矛盾。
这类基因的存在，被进化论者无可奈何地认为是不同生物之间“平行漂移”（Horizontal Transfer）之故。但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笔者倒认为，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创》1:11），是最好的解释。
的确不可否认，所有生物，从人类到微生物，都有许多基因具有不同程度的同质性（Homology），这也是“进化树”建立的依据。然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解释为，智慧的神用相似的基因，在不同的生物里控制相似的功能，就好比人可以将同一种螺栓用在不同的机器上一样。
由此几例可以看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仅在于分子生物学，或现代生物技术的本身，而且也在于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其他的原因，这使得人们对科学发现的解释先入为主，就常常会得出误导性的结论。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基督徒。基督徒在生物伦理学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理解和遵循圣经所启示的道德标准？如何面对生命科学的发展？如何在分子生物学所揭示的当中，更加看到创造的伟大奇妙？
人类生物技术
将生物技术用于人类，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则应当遵循：
第一，人有尊严，有自由意志，有仁爱之心等等，即人与动物有着根本区别，人具有上帝的形像（《创》1:26）。任何技术应用于人，都不可以违背上帝赋予人的这些属性。
第二，人类生物技术不应该违背圣经启示给人的道德标准。神说“不可杀人”（《出》20:13），又说“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申》32:39）。
第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始于受孕之时，人在母腹中就已有了神的形像，比如大卫在《诗篇》22:10所说的。显然任何损伤或草菅人类胚胎的研究和技术，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是对人的尊严和神的道德标准的违背。
根据这些原则，有些技术是应当坚决制止的，如克隆人（Human Cloning），生殖细胞基因治疗（Germ-line Gene Therapy），人与动物细胞的杂交，以及胚胎干细胞研究（Human Embryo Stem Cell Research）。而有些技术则是对人类有益的，如体细胞基因治疗（Somatic Cell Gene Therapy），及出于爱心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等等。
动物生物技术
如何看待生物技术在动植物及其它非人类生物中的应用，我想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要明白上帝造这些生物的目的。上帝在创世以后对人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创》1:29）洪水以后，神又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9:2-3)神将这一切都赐给人类，让人类来享受、管理，同时也让人类承担管家应负的责任。当人类滥用权力，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候，便得付出代价──这从过去中国毁坏森林、移山填海引发的自然灾难，便可略见一斑。
另外一方面，在保持自然的平衡与和谐的同时，人类也需要利用上帝藉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给我们的祝福。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自然资源的日益耗尽，以及各种疾病的流行，迫使人们在新技术中寻找出路。而生物技术对减轻饥荒与疾病，正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几年前，克隆羊多莉（Dolly）的问世已是家喻户晓。随之而来的是其它家畜的克隆，沸沸扬扬，煞是热闹。尽管克隆技术尚需完善，但其潜在的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中国，克隆牛可以大大缩短繁育大批良种奶牛的时间，因而对大幅度增加牛奶生产、满足人们健康的需要，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又比如，许多生物正频于灭绝的境地，而克隆技术将会给这些种类的繁衍带来新的希望。这类的技术显然是有益的。许多人对动物克隆谈虎色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同样的技术也被用于克隆人。但依我看，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问题之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就好比不能因为有人驾机撞世贸大厦，就抱怨飞机的发明。
植物生物技术
与动物生物技术一样，植物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也将对人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纵观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处在饥饿之中。人口的不断增长，要求人们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更多的食物。
转基因技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尽管该技术所采用的，是基因的离体操纵和体外导入，但在原理上，与传统的良种选育同出一辙，即通过选择和表达优良的基因，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
几十年前农学家们用传统育种方法，通过对一个基因的改变，将小麦和水稻等作物由高杆转变成半矮杆，大大地提高了产量，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由粮食进口变为粮食出口，带来了所谓的“绿色革命”。
同样，杂交水稻技术在中国也为解决十多亿人口的温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如影随形〉一文中，对作物杂交技术的描述在概念上不确切：杂交种子是用亲本之一的花粉去授精另一亲本的卵细胞而形成的，而非“花粉混合”。无籽西瓜则是由四倍体品种与二倍体品种的精卵结合后，产生三倍体种子。从这样的种子虽然照样能够长出西瓜，但因开花结种时染色体分离混乱，导致种子夭折，以致“无籽”。此外，作者对杂交水稻后代衰退的看法也非完全。)
笔者以为，我们对植物转基因技术，应该以谨慎而积极的态度去拥抱。我们要谨慎，避免将潜在的危害带进食物链和生物链。现在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操作规则，如不将动物基因导入植物，不将可能引起过敏的基因导入植物，等等。
值得提起的是，在一些激进组织的鼓动下，公众对转基因植物常常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有力证据，可以证明转基因会对环境或其它生物造成危害。
去年十一月，权威杂志《自然》发表了一篇关于转基因被自然传入其它植物的文章，但最近一期的《自然》，公开声明其研究缺乏科学严谨，结论不实。这在《自然》杂志一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上，尚属第一次。（《如》文中提及某种转基因植物对蝴蝶有危害，但根据另外的一些研究，同样的转基因植物，在更接近自然的条件下，并未得出相同的结论。）
体会他人的饥饿
不可否认，植物转基因技术跟任何其它技术一样，都有利有弊。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对新的转基因品种，尽可能地检测其潜在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无法预测它在将来的影响，就将其拒之门外，而不去体会他人的饥饿与病痛。
当欧美的反对者们，抗议推广能产生维生素A的稻米时，我们不能忘记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五十万孩子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有一亿的人口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当我们抗议用植物生产食用疫苗时，不能忘记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尚无条件得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疫苗接种；当我们反对种植高产转基因作物时，也不要忘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尚处在饥饿之中……
我们生活在北美及其它富足国家的人，不可忘记他人的需要。
作者来自四川，现住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St Louis），在生物技术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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