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才体会到，她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揭发我是很难的。这事错不在她，而是当时的政治压力。她如果不揭发而被关起来，孩子怎么办？当我想通了，就不再怪她。
文╱麦小莹、许芸、叶信辉、于志方
时代的危机：一半人离婚
布什总统在2004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有一项计划是拨款十五亿美元，宣传婚姻的重要性，以求改善国民面临的婚姻危机，包括教育、辅导低收入家庭的婚姻品质。
为什么布什总统这么看重国民的婚姻生活？据2001年全美的统计资料显示，每一千人口中，约有八人结婚。同时，离婚资料显示，每一千人当中，就有四位离婚者。这说明了美国的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据统计单位预测，2004年若有二百卅万对新人成婚，其中将近一半会以离婚收场。
专家们表示，自前任总统柯林顿和陆文斯基的婚外情，到名歌星小甜甜只维持一天的婚姻，从传统的冗长痛苦的仳离诉讼，到今天价廉速成的网上离婚，可以看出“神圣婚姻”的观念和品质，已经面临严重的冲击。
可喜的现象是，2004年一月份的《时代杂志》刊登的婚姻与性爱的系列文章中，提到婚姻辅导专业方面的统计。1966年时，从事婚姻顾问的专家只有一千八百人，四十年后的2001年，已增至四万七千多人。据估计，这些专家每年约辅导八十六万三千多对夫妇。
虽然各派心理辅导专家的理论方法有别，但是这些统计都显示出：虽然丈夫忙碌、妻子寂寞的怨偶，比比皆是，但他们不想分离。他们愿意重整家庭。这就说明了不美满的婚姻，有修复的机会和方法。
笔者因而特别邀请了三对夫妻，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自身的婚姻经历，及感受、经验。更邀请了三位婚姻家庭方面的辅导人员，从压力来源、沟通原则、男女的角色，及重建的秘诀四个角度，谈如何改善婚姻生活。他们是：
詹宏、刘美琳：教会牧师、师母，从事家庭辅导，育有二女一子。
庄光桢：配合政府医疗计划，从事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婚姻治疗的心理辅导多年。
陈志诚、陈德春：教会牧师、师母，从事家庭辅导，育二子。
王一乐、郝彤：结婚十一年半，育一子。
徐立、庄伟苓：结婚二十三年。
袁正清、何之雯：结婚四十八年，一对儿女已成家立业。
压力顶在头：内心阴霾重
一乐和郝彤的孩子快一岁时，帮他们带孩子的姥姥姥爷回国，爷爷奶奶却还没签证出来。那时一乐已获得学位，找到工作，郝彤也通过医生资格考试，正在家准备论文答辩。房子的打理清扫原来都是姥爷姥姥承担，他们走后便由郝彤承担。郝彤挺累也挺孤独的。
更糟的是，她发现有时一乐下班回家也不问候她一声，就直接去干自己的事情。她觉得不再被重视和关心，心里很委屈，遇到一些小事也容易发火、拌嘴。结果吵一次伤一次感情，郝彤心灰意冷地想：“认了吧，当初感情那么好，如今也就这个结果，婚姻太让人失望。”一乐则觉得自己的家，简直像座坟墓。
徐立和伟苓则有姻亲相处的问题。伟苓的父母第一次由台湾来看探望小俩口时，徐立不习惯家里多了两个人。而伟苓是家中的长女，家庭关系相当紧密，父母很自然地站在女儿的角度，观察他们的婚姻，冲突就这样开始了。
如何能沟通：要像站路口
心理学家庄光桢认为，夫妻争吵是自然现象，因为人都不完美。通常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夫妻之间的紧张压力就渐渐增加。有人说有了孩子，可以避免争吵，事实上埋头照顾孩子，只是一种逃避、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如果夫妻平日不注意建立良好关系，等孩子长大离家后，反而要花更大的代价来恢复夫妻关系。
冲突的原因很多，但是若归纳为一个原因，就是“夫妻之间对彼此有假想”。丈夫假设他赚钱养家，就已经尽到他的家庭责任了。妻子呢，却认为丈夫应该满足她的情绪，了解她的幻想，还要帮忙教养孩子。
当这些假设与事实不合时，人就从失望转为愤怒。虽然两人无意伤害对方，但是内心受的伤害、委屈，就化成愤怒的叫骂。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两败俱伤，而且恶性循环。
因此，庄光桢建议，夫妻之间要学习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要预测，不要打断；回应时，可以重覆对方讲的话，而暂不发表什么评论。很多的误解的产生，就是因为没听完或预测对方想说的话，而或者急于反驳。沟通的原则，要好像站在十字街口，停、听、看。
另外，最好固定安排约会，一个月或一个礼拜一次，无论是吃饭或看电影等，都可增加感情。不过，这要事先安排，不能是临时决定。而且约会时不谈问题，只是单独在一起享受一段好时光。
刘美琳师母则表示，如果没时间常常约会，也可以把握日常生活的片刻。她很珍惜每天和先生一起吃早饭的时间。他们利用这时候一起读段经文，然后为孩子、为当天的事祷告。虽然不像烛光晚餐那么浪漫，但却是段单独、安静相处的宝贵时间。
陈德春师母则提醒大家，人与人的沟通有五个阶层：
第一层面属于问候语，比如：“你好吗？”第二层面就讲到事实，但不加意见，例如：“今天天气很冷。”到了第三层面，就开始表达意见：“今天真冷，今年大概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年。”而到了话语中加入感情时，就进入第四层面了：“今天冷得要死，真讨厌。”最后的一个层面，则就讲到内心的感受，比如：“我真的害怕、担心”一类的话题了。
基本上，愈往下层面，愈会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陈德春师母建议，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不要进入第四层面，最好就事论事。因为一有情绪介入，夫妻就很难再心平气和地好好谈事情了。譬如孩子放学回家不马上写功课，先生也任他玩，太太可以告诉先生：“如果让孩子先玩，等他玩够了，心不容易静下来，功课在这种情况下写不好。”而不是说：“你就是懒，叫你管孩子也不管！”
批评是导火线，因为批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别人做的不对。人遭受批评后会觉得被轻视，然后自卫，这样，爱就减少了。夫妻之间可以建议，但是别忘了建议时要将心比心。
男女的角色：一样不一样？
平等但有别
一般说来，男人比较注重视觉的刺激，女人则注目于那位对她有情的人。男人以工作的能力评价自我，女人却依靠爱情的关系来维持自我形像。这也是为什么当婚姻触礁时，女人会比较主动、积极地参加家庭讲座，或寻求心理辅导。
詹宏牧师认为，男人较少寻求婚姻辅导的原因，一是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家庭状况，另外，觉得事业比较重要，家里闹情绪是小事，现在不处理，过一段时间自然会好的。还有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男人放太多心思在家庭里，能维持一个过得去的情况就好了。而且事业不能等，但是家庭可以等。所以，男人寻求家庭辅导的心态比较被动。
但是由于社会的改变，女性的教育水准普遍提高，能力也渐被社会肯定。女性地位的增高也迫使男人调整心态。
詹宏牧师认为，男与女的地位，应是平等、没有冲突的，但角色有区别。角色有区别是人类社会里自然存在的现象，譬如两兄弟玩耍，为了抢玩具而打架，父母亲不会因为他们俩地位平等就任他们打，看谁打赢谁就争到玩具。父母亲多半对哥哥说：“你是哥哥，怎么不爱弟弟？”又回头对弟弟说：“他是哥哥，怎么不尊敬哥哥？”
这样的劝告，在孩子听起来好像没解决问题，孩子可能会觉得，爸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兄弟俩是平等的，但是他们有区别。一个早生，一个晚生，他们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同样，在人类社会里，角色有区别和两个人的生命本质是平等的，没有冲突。
男女的生命本质也是平等的。过去的男人，不应藉任何理由压制太太，对妇女不公平。但同时，今日的男人，也不应该因为教育、职业或薪水的转变，而不得不尊重女人，因为在这样的动机下，不会真正地尊重女人。
男人必须从爱的角度思考问题，无论做什么决定时，要想到太太会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的意愿是什么，而不是因太太的客观身份改变，而提高她的价值。男人的这种心态调整是必要的，也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调整。
完全地接纳
詹牧师、师母是在美国念研究所时认识而结婚的，詹师母觉得最亲密的是，丈夫常常告诉她，他在想什么。无论是高兴或伤心，都很坦白。
她也很感激丈夫对她的爱护。记得有一次她向先生抱怨别人，先生并没有批评她，反而带着她一起读圣经并解释神的话，让她觉得她没被嫌弃，没被看成小人。
詹牧师也对美琳十分信任、尊重，他说：“美琳知道我的个性，她不断地规劝我。我也发现她说话的方式，比从前更有智慧、更诚恳。这么多年来，我体会她对家庭、对我都有明显的帮助，所以我接受的速度也愈来愈快。”
另一对夫妻，袁正清伯伯和何之雯伯母，也是因念同所大学而结婚。他们的婚姻随着社会的变化却日益巩固。袁伯母回忆：“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因反革命罪名被学校从严处理，经过群众批斗后就被抓走了。那时老大十一岁，女儿才六岁。我是老师，但被看成反革命家属。孩子也被岐视，精神上承受极大的压力。所以只要一听到开批斗会的广播喇叭声，我们全家就心惊胆颤极了。
“后来没有证据定他的罪，就放他回家。往后的四年，我们还是常常被抄家，他也仍受批斗监督、劳动改造，做最脏最累的活。我们的婚姻受到严峻的考严，当时的工宣队劝我和他离婚。我没有搭理。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个坏人，心里从来没有要离开他的念头。”
袁伯伯被监禁时，当时的领导和周围的群众逼袁伯母检举他。袁伯母就写大字报，揭发他偷听苏联的电台。袁伯伯看了大字报，非常气愤。他说：“我觉得我的妻子不应该揭发我。而且，这大字报登出来以后，更给了别人理由逼我、斗我。回家以后，我心里一直不原谅她，有时就把这事重提出来。
“我后来才体会到，她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揭发我是很难的。这事错不在她，而是当时的政治压力。她如果不揭发而被关起来，孩子怎么办？当我想通了，就不再怪她。其实她既是我妻子，哪怕她真的做得不对，我也应该原谅她。如果我到现在还不能原谅她，那就是我对她的爱还不够。尤其信了主以后，应该要有舍己的爱。我如果这点事都不能原谅她，还谈什么舍己的爱？”
是的，真正的饶恕，不是抹杀记忆，而是真正的接纳，也不须谈条件。
重建的密诀：探戈三部曲
正确的秩序
詹宏牧师、美琳师母一致确信，从圣经里《创世记》的记载显示，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比夫妻更亲密。
所以，生活秩序应是上帝第一，配偶其次，再来是儿女。但是这顺位、差别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心中有上帝，人才有爱和力量来生活，而且关系是永远的；因为有配偶，才有儿女。
共同的分担
今天的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不断渲染单亲，如单身女人的强势。一些通俗电视剧，又把父亲刻划成妄自尊大，或丢三忘四的糊涂人。这些形像都让下一代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父母亲的感情并不需要什么交流，也与自己无关。
照心理学家庄光桢的分析，父母感情不好，会带给孩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 缺乏安全感。长大后虽然组织家庭，但不信任任何人。
- 对婚姻不乐观。
- 幼小的孩童，会认为是自己不好，父母才吵架。若父母因吵架疏忽了孩子，有的孩子更会去做些不好的事，让父母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 夫妻感情不好，通常对男孩的影响较大。女孩比较会找对象诉说，或藉写作、画画舒解。但是男孩偏向压抑，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在处理情绪和人际关系方面，没有正确的学习对象，容易迷惑甚至于有错觉，将来也不晓得如何面对妻子的情绪。
总的来说，孩子的安全感建立在家庭和谐上。妈妈是儿子见到的第一位女性，她怎样对待丈夫，提供儿子将来对待妻子的期盼；同样的，爸爸对待妈妈的态度，也影响女儿对男子的看法和婚姻的期望。
陈牧师、师母一致赞同，要教养儿女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身教。除了自己要婚姻美满，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外，父母花点时间和孩子谈人生、信仰或道德，或是和全家坐在一起谈天，都可以制造好的家庭气氛。
从心灵做起
一乐深信，婚姻的重建要靠心灵重建，即改变自己的心。这个改变，要在信仰重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因为说穿了，婚姻是两个有缺点之人的最近距离接触，是人以最本来的面目，出现在对方面前。自我中心是不幸婚姻的罪魁，惟有信仰可将其改变。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信仰，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内心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幸褔。
例如郝彤，她就常以《箴言》中的一句话自我提醒：“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每当冲突发生时，她就用这话来面对，管住自己的口舌。
伟苓因体弱多病，常进出医院。她说徐立信主以后，学会照顾她了。当她生病时，徐立会在出门之前，留张字条在床旁，提醒她不要忘记吃药、喝汤。而当伟苓父亲生病时，徐立把家庭管理得很好，让伟苓能安心照顾父亲。
袁伯伯以往认为，夫妻来自不同的家庭，性格、观点都不太一样，忍耐一下还可以，但是要做到恒久忍耐，是很痛苦的。
后来他慢慢体认，要做到恒久忍耐，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不能以自己为中心。
他说：“如果老是看对方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就是看自己了不起，看对方不怎么地。如果我明白自己和妻子都是被造的，就知道我们俩是一样的，应该是互相依靠的关系。比方说，我太太之雯性子慢、比较仔细，我比较粗犷急躁，我看她做事怎么这么慢，就生她的气。
“但她做得慢有她的理由，是我不知道她的理由，就总觉她不对。其实这不是她不对，而是我的不对了。
“更何况，与其我单单催她，倒不如帮着她做，这时间不就省出来了吗？
“但做到这程度还不够，还要体会神让她这样，对你有什么美意？当我后来了解到，自己性子急不但人际关系要出毛病，对身体也有损害。我就明白，上帝要透过妻子帮助我，改一改我急躁的性格。当我认识这一点，我就愿意逐步改变，改变时也不觉得痛苦了。”
两人同心才能同步调。家庭，正是夫妻学习爱与合作的基本场所。
镜中的反省：拨云方见日
美琳师母认为，即使当初结婚的动机，不是爱和委身，只要愿意悔改并拆除以前的错误心态，还是可以挽回婚姻的。因为夫妻冲突的普遍原因，是自己有保留地付出，却要对方完全地配合。如果能改变这种心态，双方决心成为好配偶，敬畏上帝，承认自己的过失，求上帝赦免，就可以从新来过，做个好妻子或好丈夫。
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最亲密的关系，男女一起可以体会生活的美和奇妙。而且夫妻角色是多方面的互补，丈夫是领导者，妻子就是被领导者；妻子若是个帮助者，丈夫就是被帮助者，彼此有互动的关系。就像头和身体，应该有很清楚的一体感。这是两个人同甘共苦，一起感受，互相信任，彼此依赖的美好经历。
婚姻正如婚姻与家庭治疗家，摩斯兰得教授（Dr. Ron Moslener）所说：“婚姻是面镜子，人可以从婚姻中认识自己。你在抱怨对方的过程中，发觉自己并不怎么好；你也能从欣赏对方的言行中，看到自己的需要。”
作者群来自新泽西州，分别从事教育、化学及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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