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黑暗，趋向光明──这就是人在自己人间旅途中所能做的一切……
文／余杰
我不需要邪恶──我需要爱。人们以为我是个邪恶的人。我不是。我爱每个人。我写出了真实。我说出了真实。我不喜欢虚假，我需要善良，不要邪恶。我是爱。人们当我是个稻草人，因为我戴一个我喜欢的小十字架。
──瓦．尼金斯基《尼金斯基手记》
《尼金斯基手记》，是俄罗斯伟大的芭蕾舞演员、“舞蹈之神”瓦．尼金斯基，在精神崩溃之前给人类的留言。如今已成为一篇警醒人心的预言。
当时，却没有人能够理解尼金斯基的这番独白。艺术与文学都是灵魂冒险的事业，汲汲于探究人类心灵深处的罪与爱的艺术与文学，尤其如此。一部伟大的作品，甚至可能会让它的作者走向毁灭。英国作家约．福尔斯说过：
“一本严肃认真创作的小说，对作家的心灵也是严重的消耗，因为这样创作出来的世界，一定是从他头脑的世界中揪下来的。像人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地区性的生物品种，这样一再耗损秘密的自我，到头来一定会遭受有如身受重创一般的影响。”
因而，当我读完北村的长篇小说《愤怒》之后，作为他的好朋友，不得不为他的身体而担心起来。
《愤怒》确实是一部严重损耗作家身心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义无反顾”地走向媚俗与媚权、走向娱乐与游戏的时候，《愤怒》的出现，具有标竿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
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作家本人勇敢地站出来，申明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爱。作家所要捍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乃是其绝对价值──每个个体的绝对价值，保卫其永远不被利用得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恶”与“罪”
中国当代的作家，最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想像力”──现实生活中的罪恶，早已超越了作家们的想像力。
在若干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早已超过小说情节的今天，我们的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贾平凹在《废都》中，渲染士大夫颓废而病态的情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重现旧上海的风花雪月；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津津乐道不受理性制约的性欲；刘震云在《手机》中，展示如洪水般泛滥的谎言……
这些作家似乎感觉到了当代人心灵的堕落。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仅仅停留在对恶的白描上，甚至还陷入了对心灵堕落状态的情不自禁的把玩。这些作家自身离“圣洁的生活”无比遥远，面对罪恶亦无能为力。
在权力话语与商业话语的夹攻之中，“一线作家”们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阶层，他们愈发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宛如神话般遥不可及。当代文学不仅未能改善当下国人心灵堕落的趋势，反而加快了其堕落的速度。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只停留在“与罪恶平行”的可悲境地。
北村的《愤怒》，是罕见的一部公开宣布与“恶”和“罪”决裂的作品。是决裂，而非羞羞答答的描写与讽刺。如果说贯穿在北村此前作品（如《周渔的呼喊》、《玻璃》、《长征》等）中的，是“爱情的虚妄与不可能”，以及“人的自私与说谎”等主题，那么在《愤怒》中，北村则向我们尖锐地指证了时代的“恶”与“罪”──“指证”是当代作家们故意忘却的一种职责。
北村说，我们必须对当下的生活发言，通过我们的作品来发言。文学理应关注“受苦者”，并探讨“受苦者何以受苦”的命题。北村发现了“恶”与“罪”之间的因果联系──“恶”，内在于我们，而非外在于我们，“恶”来源于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
《愤怒》的前半部，是对“恶”的集中揭示。主人公李百义来自社会最底层。他出生于一个困窘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孩子”在汉语里面，实在是一个过于平凡的词汇。但这个词汇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一样。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自生自灭，没人把我们当人。”
患哮喘病，失去劳动能力的父亲；向书记出卖肉体，来换取儿女基本的生存物资的母亲；土地被掠夺，尊严被践踏……这一切，让热爱读书、热爱文化的李百义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能过上崭新的生活。
然而，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同样是罪恶的渊薮。他们原本试图依靠劳动获取幸福，却遭到了黑心的工厂老板残酷的压榨和欺骗。他们如同包身工一般，起早摸黑地劳动，却一无所有。妹妹被抓进收容站后，居然被卖入了风尘。李百义疯狂地寻找妹妹的下落，但妹妹刚刚获救即被汽车撞死。
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李百义与父亲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结果双双入狱，并招致非人的折磨。父亲从此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
李百义的经历，并非“偶然的悲剧”。北村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北村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愤怒了。
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愤怒”之后，李百义以及许许多多与之同命运的人，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愤怒”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犯罪”。“愤怒”诱发了人天生的罪性，将隐在的“罪性”，凸现为显在的“罪行”。
“脸色苍白的罪犯”
“心灵的堕落”，始于邪恶的肆无忌惮，始于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始于“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接下来，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犯罪故事：在所有寻求正义的可能性被剥夺之后，李百义自己奋起捍卫正义。他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在处死此人前，还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并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从世俗层面看，李百义的行为比《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更“接近”正义：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的，是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李百义处死的，是一个残酷、贪婪、道德全然败坏的警察和杀父仇人。
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独自作出决定，断然中止了“坏人”的生命权利。他们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脸色苍白的罪犯”，一方面站在祭司和法官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可你们的善对我算什么呢？”另一方面一旦观念变成了行动，却又因心灵的折磨而“脸色煞白”。
在完成“个人的审判”之后，李百义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苛刻，却视钱财若粪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他也终于成为当地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圣人”。
李百义似乎成功了，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因为人不能因行为称义。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最后，李百义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在被捕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绽放出极其灿烂的笑容。警察和媒体都难以理解这笑容的意义。
这是李百义留给自己的命运。他在法庭上劝说那些试图救他的百姓时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别人。当李百义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像回家一样，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法庭，以及审判之后的监狱。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李百义是罪犯，更是哲学家。他以犯杀人罪这种极端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天问”：何谓正义？人如何去追求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可能实现正义？这些问题类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追问：“在大地上我是谁？这个大地又是什么？我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在法庭上，人性最深刻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人性及其绝对不可侵犯性的伟大而神圣的规律，被揭示出来──受苦者与施虐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揪心的事实。
李百义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刚从工厂被赶出来没饭吃的时候，与民工们一起到公路上。有人将烧热的沥青倒在公路下坡的转弯处，一辆客车翻了，车上的人有死有伤，民工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抢钱。
李百义当众忏悔说：“我没抢钱，但我妒忌了，我是抢劫者中的一个，可能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参与了。我原先以为，穷人才是正直的，现在我觉得不管我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掌权者还是一般老百姓，这地上没有一个好人……”
由此可见，这个时代所有的罪行，我们都是参与者──旁观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李百义在法庭上的演讲，超越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针尖对麦芒的善恶二元论。在孔子看来，人人皆可成圣贤；在耶稣眼中，人人皆不能成圣贤。前者造就出了中国的“自义”文化，后者生发出了西方的“忏悔”精神。正是基于耶稣的原则，没有人声称自己能够代表上帝施行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
“爱”与“拯救”
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既然有这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是李百义在法庭上的追问。当年与李百义一样劫富济贫的“战友”，张德彪和老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德彪信奉“以恶抗恶”的逻辑，不仅劫掠贪官污吏，还对普通民众施以毒手。在制造若干灭门惨案之后，终于被捕伏法；老六则屈服于“近墨者黑”的“潜规则”，成为一个放弃善恶判断的奸商。这两条都是不归路。
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
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负责抓捕李百义的警长孙民的剧变：当年孙民参与了对李百义父亲的殴打，尽管他施加的不是致命的打击。当他面对平静地承担罪孽的李百义的时候，他的良心开始隐隐作痛。
“指出真相，就得平安。说谎，就受捆绑。”已经升任省看守所所长的孙民，像一个痛苦的囚犯；而在牢房中的李百义，却像一个自由人。如同无法面对冉阿让人性的光芒，而投水自杀的警长沙威，孙民以把自己送进监狱的行动，来获得与李百义一样的自由。李百义改变了孙民的生命， 一个生命可以改变另一个生命，而其中的纽带就是爱。李百义是杀人犯，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蒙恩典、被拣选，从而成为世上的光。他用爱在自己的身边，锻造了一个奇异的磁场。从官员到囚徒，从警察到商人，都受到他的光照。
北村所面对的当代文化，宛如一片干涸的荒漠，靠他孤身一人的能力，无法孕育出像《悲惨世界》那样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在《愤怒》中，毕竟出现了李百义这样一位力图“明光照耀”的人物。
李百义归属于冉阿让这一人物谱系。他们都是在教堂里聆听到了福音真理，从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他们没有被邪恶所击垮，也没有被黑暗所淹没。相反，在弯曲背谬的世界上，他们以失败者的名义，证实了人性崇高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北村默默地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特殊的质素。
“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中国历史，因爱有了转折的可能。爱从这里开始，自由从这里开始，宽容从这里开始，救赎也从这里开始。如罗赞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一书的结语中所说：
人的漂泊就从那里开始……因为他失去了贞洁，被上帝遗弃。他突然明白了，现在完全是孤独一人，只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罪，在自己的心灵上还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挣脱黑暗，趋向光明──这就是人在自己人间旅途中所能做的一切，是他应该做的一切，以便安慰自己惊慌的良心。这良心如此地沉重，它已经无法再忍受自己的痛苦了。人要清楚地认识，这光明是从哪里来，这黑暗是从哪里来。这是最大的希望，因为人并不是注定要永远成为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场所。
在我看来，《愤怒》终结了北村此前的创作，《愤怒》也开启了北村此后的创作。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圣经中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4-5）北村在谴责黑暗的同时，还以更大的热情来呼唤光明。是的，“挣脱黑暗”和“趋向光明”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为之祈祷。
作者是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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