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玛利亚》：困境与救赎

文／小约翰

一、看金基德的电影故事

电影是通过电影语言讲故事，电影的故事，是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电影画面铺陈出来的，让人能够“看”到故事。这正是电影伟大的魅力之一。韩国金牌导演金基德（Kim Ki-Duk）在获第5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的《撒玛利亚》（Samaria，亦作《撒玛利亚女孩》，2004）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倚隽（Yeo-Jin）和洁蓉（Jae-Young），是汉城一所普通高中的女生，两人关系铁到可以沟通任何隐私。为了攒两张去欧洲的机票钱，洁蓉居然自愿出卖肉体。倚隽则替她牵线搭桥，打电话联络时间、地点。后来，一次警察的“扫黄”行动，使洁蓉坠楼身亡。倚隽因极度负疚，决定再次约见那些玩弄过洁蓉的嫖客，和他们做爱，再把钱一一还给他们。

倚隽的父亲康勇基是一名侦探，妻子早死，他一直没有续弦，既当爹又当妈，照顾着独生女儿。他大概是天主教徒，每天开车送女儿上学时，给女儿讲天主教的神迹故事，在女儿房间墙上还特意贴着一张耶稣像。

一天，一名少女在旅馆中被人杀死了，他带着手下赶到现场拍照。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他见多了，久而久之也成了例行公事。无意中，他踱到窗口，忽然发现斜对面一间旅馆里，他的独生女儿正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穿着浴衣搂抱在床上。勇基惊呆了。这种场面他做梦也没想过。那一刻，他知道了什么叫世界末日。他几乎一夜没睡，悄悄跪在女儿床前。望着幸福沉睡的女儿，怎么也没有办法和旅馆中那一幕联系起来。之后，就是一系列追踪女儿、堵截嫖客、捣乱和破坏幽会的行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

有一次，勇基跟着一个和女儿上过床的中年男人，径直到了他家中。那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发、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有一个幸福的样板家庭：上有老母，下有一个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儿，和一个大概只读小学的男孩，当然，还有一个勤劳操持但已色衰的妻子，全家正共进晚餐。勇基问给他开门的女孩多大了，她说正在读大二。勇基上去，狠狠打了那个男人几记耳光，然后对全家人宣布：这个男人刚和一个比他女儿还小的高中女生上了床！结果，那个男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从高高的楼上跳了下来，血沿着水泥路面流了好远。

然而，这似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女儿幽会每次一换，个个不同。她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先去一个女厕所，把校服脱下来，换上短裙，涂上口红，也把头发披散下来，扭扭摆摆去接客。勇基每每看着睡熟的女儿，怎么也搞不明白，她这是怎么了。他又不敢问她，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永远失去女儿。他宁愿相信是那些嫖客引诱了他的女儿，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和这群男人们斗下去，要么被他们消灭，要么消灭他们。直到有一次，勇基竟然把一个跟自己女儿幽会的高个子男人打死了。

这其实是倚隽最后一次和搞过洁蓉的男人约会。回到家，看到爸爸已经做好了丰盛的饭菜。她品尝着爸爸的手艺，多想忘掉那些惨痛往事。爸爸突然提议开车去给妈妈扫墓。墓前勇基呕吐不已、痛哭不止。女儿轻轻捶打着父亲的后背，以为爸爸太想妈妈了，哪里知道这么多天来父亲内心的悲恸和煎熬？

天晚了，父女二人就在看山老者那里住了一夜。女儿剥掉熟土豆的皮，送给爸爸吃。晚上临睡前，爸爸照例给女儿讲故事，这次特意讲了特瑞莎修女的故事。爸爸似乎在期待女儿身上发生神迹。睡到半夜，爸爸被幽静山谷中女儿的啜泣声惊醒了。他起来，看到女儿在小屋外哭。

天亮了，二人谢过看山老人，继续赶路。到了一处流着清澈河水的沙滩，女儿躺在车里睡熟了，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把自己掐死了。醒来后发现爸爸正在石块上涂黄染料。原来爸爸执意要教女儿学开车。在旁边指点了一会儿后，爸爸说：“好了，以后你自己开吧，爸爸就不再跟着你了。”趁着女儿驾车走得稍远，爸爸走向了向他驶来的警车……

二、故事背后的人性深度

尽管电影的魅力之一在于故事，但单单有故事还不是电影。

法国电影理论家和影评家安德烈．巴赞（Bazin，1918-1958）说过：“摄影和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注1）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电影绝不应带有导演的个人意图，而是说电影要给人制造出一种“硬梆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使电影讲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上演”，让我们在一小段时间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电影由此展现令人叹服的力量。

在电影越来越走向个人趣味的今天，金基德电影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硬度”，确实达到了巴赞的期许，值得肯定。

要使故事犹如真切上演一般，那就需要把奇异故事讲到平实，把平实故事讲到奇异。《撒玛利亚》是个很奇异的情色故事，导演的深度在于导出了人性深度。犹如鲁迅评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注2）金基德也喜欢把他影片中的人物，放在某些特殊境遇，来探求人类共通的灵魂。

影片《撒玛利亚》的人性深度，首先在于其良知深度。金基德其实早就预设了观众的良知。影片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高昂激情，那就是对人类良知的期待。连在堕落中毫不知耻的洁蓉，都知道只有性、没有爱，是很无聊的，也时时渴望着由性到爱升华。

还有一位嫖客，对倚隽说：“快乐就是道德。”但是当倚隽不仅不要他的钱，反而给他钱时，他也受不了，马上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算是父爱的觉醒和良心的复苏。

观众似乎也认同这种对良知的拷问。当勇基疯狂地侮辱那些嫖客时，观众根本没意识到，他这是对别人隐私和尊严的侵犯──为什么他可以直接进入人家的饭厅，毫不客气当着那人的老母、妻子和儿女的面抽打那人？为什么那人任由他打而毫不还手，最后竟从高楼上跳了下来？反正那人可以抵赖并继续活着嘛──这当然都是因为良知！

父亲不敢或不愿去面对女儿的堕落，却要勇敢地和全社会的堕落、无耻宣战。这非常可悲，也非常伟大，就像唐吉诃德拼命和全世界宣战，好来维护他自己的骑士梦想一样。

只不过这个时代已经堕落了。父亲的行为举止没能够阻止女儿，最后反而越过界限杀了人。他疯狂的复仇，本是为了保护生命尊严，但却导致了对生命践踏。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女儿，而忘记了别人的生命也有存在权利，不能仅仅因为人家嫖娼，就要把人给消灭掉。只不过他这种恨还是因为爱，一种令观众伤痛的父爱。

影片的最后部分，爸爸和女儿一起去祭奠亡魂，其实是要唤醒女儿的良知。父亲能成功吗？被捕之前，他的时间不多了。女儿的良知终于觉醒。她从父亲身边的床上爬起来，到外边，一个人在深夜啜泣。父亲的心，终于得到一丝欣慰。女儿是在灵魂上离家出走的浪子，能够回来就会得到慈父的热烈拥抱。圣经《路加福音》15章，就讲过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对游荡的人性回家仍这么盼望？还是因为良知！良知是响彻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召唤，让人在堕落深潭中仍期望升华与拯救。

三、为何取名《撒玛利亚》？

说到底，这影片的人性深度，与其宗教性主题息息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影片取名为《撒玛利亚》。

熟悉圣经新约的人，都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在井边见到一个堕落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和五个男人同居过，现在正和第六个男人在一起。耶稣将她从堕落的处境中呼唤出来，照耶稣的眼光看，她不过是因为渴。她渴望通过爱情获得幸福，获得安全，获得快乐，获得拯救。但一个又一个男人让她失望了。耶稣提醒她心灵的饥渴是一种神圣需要，从世俗堕落中寻找，一开始就错了，唯有神才能满足她心灵的渴望，“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作为弥赛亚，为这女人提供了一种圣爱拯救困境中罪人的模式。而耶稣因为这种圣爱，最终作为替罪羊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代替包括这女人在内的所有罪人而死。罪债得以偿还，人由此得新生。

这正是影片《撒玛利亚》中，金基德安排倚隽在良心觉醒前，徘徊在一条古船边，久久把手浸在汩汩山泉水中的原因。那正代表着倚隽堕落、焦渴的心灵。金基德说：“我几乎没读过什么书。如果我读过一本书，那就是圣经。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常带着新约圣经。”（注3）他对使徒约翰的著作很着迷，对约翰所记载的耶稣拯救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更不陌生。

影片《撒玛利亚》中，倚隽和洁蓉想通过性实现梦想，甚至想利用性，为别人带来拯救或抚平内心创伤。于是，性就带上了宗教意味。因此洁蓉自比为佛教“圣妓”。但她们根本忘记了，身体是不可以拿来进行交易的。所以，倚隽的每一次堕落，都给父亲带来刻骨铭心的疼痛。勇基无法割断与女儿的生命脐带，最后他以自毁的方式来换回女儿的新生。

这是伟大父爱的代赎，借鉴的正是圣经所揭示的人类困境和救赎的模式。圣经认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了，拒绝了自己的灵魂之父。但天父却没有忘记人类，差他爱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恶代赎。人在这种代赎之爱的伟大力量中，走出了困境，开始了新生。

金基德的影片，因为关注了人类的基本处境，因此才具有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他说，他通过那些极端的事件，正是为了揭示出人类的基本“境地”，并为迷失的现代人寻找终极关怀（注3）。这种深厚的关怀意识，使金基德的影片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这难道不给越来越走向商业利益、个人趣味或艺术象牙塔的中国电影以强烈刺激吗？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