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原知万事空──漫谈中国人的生死观

中国人对死亡的超越,对永远的盼望能在哪里呢?

 

 

 

文/严行

 

 

 

有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

黄昏,爷孙俩坐在山坡上牧羊,孙子问爷爷:“天天放羊是为着啥呢?”爷爷答道:“为了攒钱给你娶亲呀。”孙子问“我娶了亲以后呢?”爷爷说:“生儿子。”“儿子长大了呢?”“放羊……”

 

 

终当归空无

 

这故事向人们叙说着一个走不出的可悲循环。这种循环,某种意义上,恰恰象征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的农业性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相应的生活方式、思维特色及文化精神。

日与夜的循环、月亮盈缺的循环、季节的循环、六十花甲子的循环(编注:中国历法中的天干地支,可拼出60个不同的组合。每60为一个循环,称为“花甲子”)、以及朝代的更替循环,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生命也是一种不断的循环,才会有“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的豪言,才会有愚公“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自负。

循环生死观,确能带给人以宽慰,让人相信,后代子孙会将自己的血脉延至无穷,让自己的生命藉不变的基因保持下去。这似乎间接实现了人的“永生”之梦。但是,自身的必死,依然是每一个人心头抹不去的黑暗。是啊,循环是有可能传递下去的──但,下一个循环的主角,不再是你。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是每一个民族都会有的发问。上帝把永恒放置在每个人的心里。对永生的渴望,对超越今生的企盼,古今中外都不会例外。

在古老的中国,对生死的追问稍晚了些,一直到汉末至魏晋之际,才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那是因为,在那个战乱频仍、外辱内乱的世代,人口锐减80%,人命危浅,令人无法回避死亡。诗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唱出这样的生死咏叹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死亡自然也在诗歌中聚焦。这些诗抒发了人们对死亡的共同感受,从此千载传唱。

从这些最初的、以生死为主题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代表的、中国人对生死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中国人对死亡的想像:“人死如灯灭”。死,在这里,完全等同于灭亡,让人全然没有指望。

由于人心中那个“永远”的存在,人是不甘于像灯一样灭掉的。所以,中国人对死亡的另一基本态度,是把今生搬到死后。这就是中国厚葬传统的心理依据。死后的世界,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于是,人们只好按照生前作标准,安排死后的日子。

于是,中国人就把生前的贵贱等级,照样移植到九泉之下。秦始皇驾崩之后,仍然要指挥浩大的兵马俑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权贵们则要把生前的锦衣玉食带到墓中。最有趣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出土的平民墓葬,居然有泥塑的小型猪圈、鸡窝、磨坊……到了另一个世界,却仍准备接着过人世间的生活,这可真是“虽死犹生”啊!

聪明的中国人明白,厚葬,一半是为了安顿死者,一半则是为了安慰活人。“安慰”两字,说穿了厚葬的作用。

这样看,“将今生搬到死后”,说到底没有意义,与“人死如灯灭”一样,是绝望的。那么,中国人对死亡的超越,对永远的盼望在哪里呢?

 

 

历史的虚谎

 

中国的文化人说,历史可以成为我们的告慰。

历史差不多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人心中的“永远”。中国有最完善的史籍,最丰富详尽的史料。“历史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道”,似乎成了人们可以指望的审判──当下的是非成败只是一时,历史会作出盖棺之后的合理论定,还原每个人的本来面目!

出于这样一种对历史的相信,文天祥留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刘少奇死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都把自己交给历史,由历史去评说。

对今生的超越,也同样寄托在历史之中。早在春秋之际,《左传》提出了“三不朽”的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说,高尚的德行可以让人不朽,建功立业可以让人不朽,著书立说也可以让人不朽。这三不朽,都是历史中的不朽。

中国文化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可以看作中国的一种文明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但是,如前所述,历史不过是“永远”的代替品。历史不是真理,历史带给人的,同样是一种“安慰”,其实它并不能使人获得解脱,进入永恒。

白居易的一首诗,就揭出了历史的虚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是啊,周公曾被人怀疑对周成王有不臣之心,周公最后用行为洗涮了这种流言;王莽曾以谦虚廉洁著称,但他后来篡位,真相毕露。若是他们二人早一些死掉,如何能证明周公没有夺位野心、王莽的谦恭只是他的假面目?历史又能怎么证明真正的人心呢?既然不能分辨人心,那么历史的公论又从何而来呢?可见,历史是有限的。

所以,以色列的史书圣经说,只有上帝才能公正地审判每一个人。这话让人信服,因为确实只有上帝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只有上帝能不凭人的外在行为判断人。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也是同样,也只能在历史中起作用,也是虚谎的。时代变迁,德言功的标准也会改变。比如,当年为一块“三从四德”的贞洁牌坊而殉死的烈女,曾被乡里表彰一番,而在今天,却成了笑柄。她们以身死的代价争到的此“德”,谈得上“不朽”吗?

由此来看,以上种种都不能解决中国人的“永生”问题。那么,中国人为永生所寻找的一切途径都堵死了,还剩下了什么?

没有什么,只剩下无奈了。无奈,这才是中国人真正所拥有的生命观。不认识永生的上帝,反倒在世上寻找永生,当然只能是缘木求鱼。

 

 

心光的暗灭

 

我们先来听听山鸣谷应般的无奈之声吧:

苏东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古诗十九首:“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沈和:“休说功名,皆是浪语,得失荣枯总是虚。”

李白:“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张可久:“人生可怜,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王羲之:“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王勃:“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曹雪芹:“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寻不到出路,找不到突破,人们最终向死亡服输。“无奈”,其实是放弃抗争。古人说,不可抗拒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庄子干脆将无奈进行到底,化作黑色幽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竟把这种无奈当成旗帜举了起来,看,无奈并且安于无奈,是最高的德行呢!

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让人躲进“瞒”和“骗”里,自欺欺人。瞒着自己,让自己忘掉“永远”,好不被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永生问题困扰;骗了他人,用历史、用三不朽、用光宗耀祖、用功名利禄,填充那个上帝留在人心中的空洞。

“无奈”之下,导致了各种不同的处世态度。有人无欲无争地遁世,如王维“晚岁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有人俗气冲天地入世,“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有人一了百了,如鲁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有人及时行乐,“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有人疯狂聚敛,如严监生咽气前,还念念不忘熄掉一个灯芯来省油;有人玩命浪费,如隋炀帝荡尽举国财力。

没有上帝的世界,就这样光怪陆离又充满空虚黑暗。上帝是世上的光,是人心中的光,不认识上帝,如何能有“一颗明亮的心”?圣经说,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请听这声音

 

看看今日中国吧,被滚滚红尘搅得躁动不安的国人,如同被利益长鞭驱策的陀螺一样,无法停止狂转。贫苦者自生自灭,少有呼吁关怀的声音;富有者一掷千金,比“临潼斗宝”有过无不及。腐败愈演愈烈,贪污日盛一日。那些暴殓天物、挥霍无度的丑行,已到了举世罕见的地步。为什么会烂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们没有明天,所以糟蹋今天!因为他们不相信“死后且有审判”,故而生时,便为一己私欲任意妄行。

中国传统的生死观,被历史、也被今天的现实,宣告死亡。

人类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信奉上帝,仰望上帝,因为一切信上帝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耶稣向人们深情地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0:28)

中国人啊,是否也听见了这天堂传来的福音?

 

 

 

作者来自中国,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工作,现住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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