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我刻意要抹去父亲的存在，结果非但没有抹掉，反而在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怨恨。
文／西南
夜里，骤然从梦中惊醒，时钟指着2：15。实在记不起我为何心口堵塞，咽喉干涩，眼角湿濡，只记得我在梦中叫了一声“爸爸”。这称呼，再普通不过，对我而言却是那样艰难沉重，艰难得如骨鲠于喉，沉重得似磐石压心。
我感到奇怪：多少年没有叫过他了。在这手术前的一个晚上，怎么就在梦里呼喊出来了呢？
浑身的疼痛让我无法再次入眠，干脆起床给家里写信，告诉父母我的蒙恩得救。及至提笔起头，依然觉得“爸爸”两字难以下笔，于是改换成“父亲”，才觉得稍稍自然一点。
父亲的面容，在信纸上面渐渐从模糊变为清晰，我的回忆也逐步拼凑出他比较完整的形象。
以他为荣
年轻时的父亲英俊潇洒，聪明开朗。他爱交朋友，也非常吸引人。我记得那时侯，他走路都哼着歌，讲话都带着笑。他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他做什么菜都好吃。在厂里和我们家弄堂里，他和母亲是当时时尚的代表，人们都喜欢效仿他们的衣着品味。
从我记事起，我就看见父亲老是上邮局，不是寄钱就是寄东西，而收件人五湖四海都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喜欢上海商品，亲戚、朋友常托父亲代购。父亲总是有求必应，热心地采购、邮寄。其中有的是朋友的朋友，甚至有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年年写信来，要我们采购各种衣物。母亲称父亲是“雷锋式的采购员”。
那个年代父母都算高薪，父亲主动挑起了老家弟兄姐妹家的生活担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帮助好几家度过难关。他为人慷慨大方，却总是要求我们自己家生活俭朴。有一年春节我为了过年的新装不合心意闹情绪，父亲带我到一户有十个孩子的朋友家去拜年，他说：“他们家人多，国家定的口粮不够吃，我们送粮票去，也让你看看他们家孩子穿的衣服。”去了才知道，父亲经常资助这家，这家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他。
那天我回家时，我把自己的新皮鞋，换了那家姐姐手工做的漂亮布鞋，新裤子换了一条接了裤管的别致的旧裤子（多年以后，那位姐姐说，那是她的第一双皮鞋，第一条没有补钉的裤子，是她最难忘的新年礼物）。
回来后我开始学习自己动手做女红，哪怕做得很粗糙，父亲都大加赞赏。在人们炫耀名牌商标的年代，我却为自己的手工得到父亲的表扬，而欣喜自豪。
我家住的房子的阁楼里，住着父亲的同事──技术员方叔叔。他孤单一人在上海，妻儿都在老家。他常来我家吃饭，父亲很会做菜，总是热情招待。
有一天，对门的大妈，义愤难平地告诉我，那阁楼原来是我们家的，父亲同情方叔叔在上海没有家，让他借住。谁料到他悄悄托关系改了房票，单独立户，自己变成阁楼的户主了。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为了占用厨房一点点地方，亲兄弟能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这一居室的户主变更，父亲居然波澜不惊，邻居都为之抱不平。
当我向父母求证时，他们不准我再提此事。父亲说：“吃亏就是占大便宜。”以后十多年，方叔叔都是我们家的常客，直到我们搬走了。
晴天霹雳
在文革之前，父亲总是满面春风的。但是那时他非常忙，既是什么工作组成员，又承担着厂里技术革新的重任，常常工作到深夜不回家。周末见到他，眼睛里都带红丝，可是情绪高昂兴奋，好像他是累不垮的铁人。
休息天他会带我到厂里去玩，而他自己一粘上图纸，就忘记了我的存在。中午时，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找他吃饭，可是只见机器不见人。为了不至迷路，我要记住每个车间的特征和通道，结果我发现每个车间都有父亲的技术设计。我顿时觉得父亲真是了不起，这么多大机器全归他管，我为是他的女儿而自豪。
文革开始不久，“工作组”就全部靠边站，技术革新工作被勒令下马。父亲起先还到处争辩，想要说服批判他们的人，但慢慢地他沉默了，因为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朝不保夕，这世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要搞技术。
于是他想从马列毛着中寻得真理。他申请入党——这是那个时代追求上进的方式。然而，他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业务上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政治上他始终抑郁不得志，渐渐地，他消沉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看不到他的笑容。相反，他变得脾气暴躁，时常咬牙切齿地对母亲诉说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再后来，他越来越玩世不恭，用他的话说：“算了，看穿了。”
到了文革后期，什么“主义”、信仰，全被推翻了，就连道德操守的底线也崩溃了。此后便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时期，是我心底久久不肯碰触的伤痛。
记得中学时，我下乡“学农”后回到上海，发现家里气氛一触即发如战场。从父母的争吵中，我了解到，原来是父亲出轨，背叛了母亲。顿时，父亲的形像轰然倒塌。
曾经祥和的家，再也没有了安宁。那个年代，这样的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慢说众人的口水淹死人，一顶“腐化”的帽子，便能使一家人（包括无辜的妈妈和我），都抬不起头。
我不敢出门，又讨厌回家，讨厌听到这件丑事。常来串门的同学、朋友，突然绕道而行，说是家长不准来我们家和我玩了。我走路不敢抬头，说话不敢大声。我怕遇见邻居，我也躲避一切和父亲有关的场合，甚至巴不得没有父亲。
看到母亲痛苦憔悴，妹妹无心上学，家里一团糟，我从心底怨恨肇事的元凶，发誓再也不认这个人做父亲，尊敬完全被仇恨代替。
为了离开这“口水”之地，我们把家搬到很远的地方去，独门独户。在一个深秋的晚上，父亲在门外久久叩门、苦苦哀求，那一声声都似乎敲打在我的心头。可是一想到人言可畏，以及我们将面对的难堪，母亲和我便硬着心肠，坚决不肯开门。
就这样，我们关闭了他回家的门，许久，他带着深深的叹息黯然放弃了，走向另一扇不属于他、却对他敞开的门。他破罐子破摔，当了十年的第三者，结果是两个家都破碎了。
以后的岁月中，我尽量避开有他的场合，履历表故意空白“父亲”一栏。难得有几次碰面，也不打招呼。“爸爸”这个词，我叫不出口了，因为这个词在我的字典里，代表丑陋，代表罪恶。
我匆匆组织了自己的家，当时我的择偶条件，一是老实，二是不能相貌出众。我相信是父亲的轻浮和靓貌绊他跌倒。结婚那天，我对赶来参加婚礼的父亲，一字一顿地说：“我选择的丈夫不会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我的家也不要你破碎的祝福。”
多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婚姻触礁时，才想起我曾以如此重的话语，伤害了父亲，也诅咒了自己的婚姻。经历伤痛，我才懂得，婚姻的稳定，与外貌实在没有多大关系。面对诱惑，谁都可能跌倒。
宽恕求恕
写信的笔，在泪水下颤抖，忽然，我想起来了，刚刚梦里再现的，就是那个我对父亲发表宣言的场景。只是，梦里的我，成了那一幕的观众，我是那么悲伤地看着……
对不起啊，父亲！心里的伤痛和堵着胸口的哽咽，终于突破堤坝，尽情地宣泄出来。
当年母亲对他狂轰滥炸似的指责、批判，让他不得安宁。而我用大人一样的口气，宣告他不配做父亲，更使他无地自容。在他渴望宽恕、愿意悔改的时侯，社会没有给他机会，我们又关上了门。当年我们只看到他一个人破坏了两个家庭，现在想来这破坏也有我的份。
假如我们能回到从前，假如我们早一点认识主耶稣，让一切重新来过，那该多好。
我蓦然记起，上一封我写给父亲的信，远自1975年秋冬、我在学农基地时。一晃，30年了。
30年恍惚一梦，我们的一生，又能有多少个30年呢？
自从我查出癌症后，我在医院，看到过虚弱衰竭，听到过痛苦呻吟，也体验过绝望和愤怒。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有限、时间的宝贵。这一年来，我经历了手术、化疗，最近又发现癌细胞扩散，所以，明天我又要上手术台了。
昨晚上，团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为我祷告。一位弟兄在祷告中说，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回天家，生命年岁不可恃，然而基督信仰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还有一位姊妹，在祷告中切切求告主耶稣，让我放下人世间的苦毒怨恨……
在这万籁俱寂的子夜，我扪心自问，假如明天不能从手术中醒过来，我生命中最想弥补的遗憾，是什么呢？
答案便是我梦中的呼唤。
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福音》8：3-7）人都是软弱的，离开神，我们都无法摆脱罪的捆绑，就只能活在不义中。我们心里的骄傲、自私、愤怒、虚荣、贪婪，都是滋生罪恶的源头！
看到父亲犯了错，我就不肯原谅他，甚至不肯认他。然而洞悉一切的神，却完全接纳了从灵魂到躯体全都有病的我，这是何等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啊！
30年来，我刻意要抹去父亲的存在，结果非但没有抹掉，反而在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怨恨。我的心一直被怨恨的绳索紧紧勒着，得不到安宁。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才懂得我们需要宽恕与被宽恕。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上帝若不宽恕，我们谁也进不了他的殿堂。如今，我已经蒙恩得救，那么，宽恕父亲和求父亲宽恕我的不孝，就是我必须学习的功课。
手里的这封信，已然迟了30年。但是我还能有机会忏悔、有时间弥补，就不算太晚。我多么希望父母在有生之年，接受主耶稣，让父亲早一点从罪恶的捆绑中解脱出来，让母亲早一点从伤痛怨恨中彻底释放。
“爸爸、妈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实在是很短、很短，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过是劳苦愁烦。眼前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谁都带不走，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上帝的审判。接受耶稣为救主吧，因为他爱世上每一个人，用他的血为我们赎了罪……
“爸爸、妈妈，如今我终于放下了心里的一切苦毒。我把一切交托给主耶稣，就豁然开朗，没有担忧，没有悲苦，一身轻松。我虽然在治疗当中，但是心里有平安，也很快乐，因为我清楚，无论结果如何，我的灵魂有了归宿……”
信写完了，夜依旧静谧，但东方已隐隐露出一线亮光。我重新躺下，奇怪的是身体上的疼痛居然没有了。我相信，明天我也能如此安宁地上手术台，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在哪里，神都与我同在。
作者来自上海，目前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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