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文／夏维东
福谷传奇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假想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三人对话，从法律、体制、艺术等方方面面，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形态，以及理想国公民们的素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乌托邦”这个词，也源出希腊语，意即“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方”。英国人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了。托马斯穆尔于1516年出版了一本承前启后的乌托邦思想代表作，书名长得也像“乌托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此书后来再版时，名字被出版商删得只剩下三个字：《乌托邦》。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乌托邦思想总结的著作，书名被删节得体无完肤，这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中的命运，注定会一败涂地。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远的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乌托邦”的中国版。
“乌托邦”思想虽然在政治运作和社会实践中失败了，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的足迹。
穆尔的《乌托邦》就是其中的开山之作，不过这本书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它也是使用对话体，有虚构的场景和人物，但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和他的同胞詹姆士哈林顿的名作《大洋国》一样，都更接近于学术著作。
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个美国人写出来的，他是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红字》了。这部小说一点也不“乌托邦”，相反，它描写的是清教徒时代的残酷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红字》出版之后的第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小说《福谷传奇》。作者在序言里声称，该书“具有自传的性质”。
小说中的“福谷”，以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布鲁克农庄为蓝本。霍桑在此农庄生活过数月。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有现实中的原型。例如当时的出版家和作家玛格丽特富勒，成了小说中女主角芝诺比娅的模特。玛格丽特富勒可以说是布鲁克农庄的指路明灯，在另一位作家亨利梭罗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这个著名女人的身影。
布鲁克农庄可以说是当时美国超验主义文人的俱乐部，是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粗糙尝试，其模式分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蓝图”。霍桑被吸引的原因，在于农庄给他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结果显然是失败了，《福谷传奇》大概就是那段生活的一个纪念吧！
在《福谷传奇》里，霍桑关心的，其实不是福谷的制度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福谷的远景在理论上是非常美好的，可是福谷的领袖们品性上的缺点，终于让美好的蓝图成为泡影。
小说的叙述者诗人科弗代尔，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见证了福谷的坍塌。起初，科弗代尔像来到解放区似的，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的新鲜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当他开始像“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干农活时，他觉得乏味透顶。在“劳动改造”中，他丝毫感觉不到精神上的满足。
不久，芝诺比娅和慈善家霍林斯沃思给他的好印象也逐渐褪色，他发现芝诺比娅表面上朴素谦虚，其实就像一个女皇般地傲慢，并且追求淫乐；霍林斯沃思伪善，且人格分裂；儒雅的韦斯特维克特教授，竟然是个阴险的催眠师；芝诺比娅同父异母的妹妹普里希拉，是小说中唯一的纯真的象征，可是她自始至终受人摆布，如同福谷笼罩在领袖们翻云覆雨的手之下。
当科弗代尔再次回到福谷，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芝诺比娅投河自尽，霍林斯沃思和普里希拉不知所终。福谷社会的沦落和普里希拉的命运都暗示了，人类挥之不去的原罪，阻止了人类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伊甸园时代。
重得天堂
亨利梭罗对布鲁克农庄是不抱什么幻想的，他拒绝了玛格丽特富勒的邀请。那一年他24岁。他宁可一个人到森林里过着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去福谷“享福”。他曾经带着几分赌气说：“我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
1843年11月，他甚至出版一本专门批判乌托邦思想的著作。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是《重得天堂》。可见，他不是不愿意“进入天堂”，只是对幻想的泡沫没有兴趣罢了。事实上，他一直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因为抗议政府延续奴隶制而被捕，此后他对政府一直采取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的主张在当时相当异端，连朋友埃默森都劝他别“胡作非为”了。
亨利梭罗最终可以含笑九泉了，在他身后，农奴制废除了，而且他的思想还在遥远的东方开花结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即是脱胎于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某种意义上，作家梭罗可能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了，和他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玛格丽特富勒的布鲁克农庄，都像是痴人说梦。
大概正是因为“乌托邦”太虚幻了，“乌托邦”文学最终没能成什么大气候，其中的小说名作屈指可数。霍桑也是浅尝辄止。《福谷传奇》之后，他再没写过纯粹的“乌托邦”小说。虽然“回到伊甸园”的主题，始终萦绕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总是以失望告终。
博尔赫斯虽对霍桑的想象力非常欣赏，但仍然颇有微词：“霍桑是具有不断奇特想象的人，但可以说不适于思考。”因为霍桑总是试图给想象中的每件事披上寓意的外衣，在博氏看来，这是一个“美学错误”。博氏自己的作品正相反，他的作品里充斥着“思考”，他用博学和智性，营造着一个后世作家永远都走不出的“语言乌托邦”迷宫，他自己终生也没走出去。这究竟是幸或不幸，只有天知道了。
乌托邦
不同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保持社会的“公平原则”上，则是一致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以外，还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在这个“一项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
在所有的乌托邦美景中，没有人描述得比穆尔更具体而微。
穆尔的乌托邦，由54个城市组成，首都以外的城市全都统一规划：街道宽度及住宅全都一模一样，甚至男女的制服也都是一刀切。每日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钟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八小时。早上起床上班前，去听演讲。财产完全共有，住房不上锁，而且每十年轮换。李佩甫写《羊的门》也许受到了穆尔的启发，书中的呼家堡结构基本如此。可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在“乌托邦”思想家的眼中，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天堂。但在“反乌托邦”作家那里，这样的生活是地狱。前者考虑的是社会，而后者关心的是个人。这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在“反乌托邦”的作品里，社会制度和面貌，与“乌托邦”思想家们描述的，其实一模一样，甚至被归纳总结得更为完善。那么“反乌托邦”作家们，“反”的到底是什么？
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程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自由意志导致的后果是好是坏且不论，正如萨特所说：“人没有不自由的自由。”“反乌托邦”主义者关注的，正是“乌托邦”社会中，人失去自由的非人状态。一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的人，其实和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没什么两样。
霍桑在《福谷传奇》中写了福谷的失败，抱之以惋惜，他没有意识到“乌托邦”对人的精神压迫。尽管他对童话般的伊甸园时代神往不已，但他显然没有考虑伊甸园与“乌托邦”社会的区别。
伊甸园时代，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吃还是不吃禁果，完全取决于亚当的选择。上帝当然有能力阻止亚当吃禁果，可是在强制情形下，善与恶都无从谈起。一个人被强迫去做好事，不能证明他是好人，反之也不能证明他是坏人。
亚当的选择，让人类开始了漫长的放逐生涯。这是他被蛇诱惑的错误选择的结果，要怪他只能怪自己。对于这一点，霍桑认识得很清楚：福谷最终的失败，是因为各色人等人格上的种种缺陷所致。
问题是，即使福谷真的实现了“共产主义”，福谷也不可能是伊甸园，因为人们交付出了和生命同样重要的东西：自由的灵魂。这是霍桑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的共同误区。
宗教大法官
“反乌托邦”主义者正是从误区着手，开始对“乌托邦”进行思辩式的批判，和黑色幽默的反讽。
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掀开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序幕。小说中的大法官对耶稣说：
“当初人们讽刺你、嘲笑你，对你大喊‘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会相信这就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你没有走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征服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大法官这番话说得简直比牧师还要像牧师，但接下来他就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你也过高估计了人。虽然人生来具有叛逆的天性，但他们毕竟是奴隶……我敢发誓，人比你想象的更加软弱、更加卑贱！”（浙江文艺出版社《卡拉马佐夫兄弟》，1996年第一版，311页）
人类既然如此不堪，那么统治他们只要铁腕和钢鞭就可以了，不需要爱，不需要自由。只要给人面包，然后让他们按部就班、生活在秩序中即可。所以大法官劝耶稣回去，让他（大法官）来做世界的王。
只是大法官在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忘了，人性中固然有奴性，但对自由的向往，却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神给了人自由，人最终会在自由中走向生命的源头，而不会愚蠢地走向奴役和死亡。大法官看见了人性中的恶，却完全忽视了人性中的善。善是黑暗中的灯，只要有一点点亮光，就能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不能否认，尽管大法官对人性的看法是片面的，但是够深刻。正因为如此，《宗教大法官》区区二十多页的篇幅，对文学、宗教和心理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对《宗教大法官》推崇备至，称其价值之高，不可估量。
它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就更大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直接继承了它的思想。托马斯曼也坦言，他在写作《浮士德博士》时，参考了《宗教大法官》。
我们可以说，《宗教大法官》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前奏，它为后来者打下了“思想基础”。扎米亚京的《我们》里的大恩主，毫无疑问就是大法官的化身，大一统王国正是“乌托邦”主义者们描绘的天堂。扎米亚京直接临摹了穆尔《乌托邦》里“美好的社会制度”：尺寸统一的街道、大小相等、“绝妙正方形”而且透明的住房、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像数字一样清楚明白、歌颂大恩主的艺术，如影随形的护卫局特工、每个人只有代号编码没有名字……
连一个月过几次性生活，都是国家根据内分泌的测试确定的，只有在法定时间内的性生活，才能有一点可怜的个人时间──被准许放下窗帘。时间一到，必须马上卷起窗帘。
在这样完全透明的环境里，社会治安的良好是可以想象的。书中有一段话，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说的如出一辙：“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的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作家出版社，《我们》，1998年第一版，36页）
这段“一本正经”的宣告，其反讽意味是很明显的：既然飞船不能飞，要飞船干什么？同样的道理，人生如果没有自由，活着干什么？
大一统王国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不安的潜流一直汹涌着。先是一位诗人在庆典上，突然朗诵“恶毒攻击”大恩主的诗。他的下场是被碾成齑粉，只留下一道腥红的血迹；紧接着一个代号叫做“I-330”的漂亮女人，和她的同志们干起了旨在推翻大一统王国的革命行动。“我”被卷入其中，因为“我”爱上了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在与她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了灵魂的复活，尝到了一度被“我”视为罪恶的自由的滋味，意识到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个号码那么简单。
革命者不久发起了暴动，可很快就被强大的大恩主镇压了。I-330和她的同志们尽数被抓，并被处以极刑。“我”作为大一统号飞船的主设计师得以幸免，但被手术局请去做了脑部手术。“新生”后的“我”，作为特邀嘉宾，和大恩主同桌而坐，观看处决犯人的盛典。I-330就在“我”的眼前被处死，而“我”已经不记得她是谁了。
至此，在扎米亚京眼中，“乌托邦”成了一个永远的噩梦。
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我们》，223页）
“理性必胜”，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这里显得意味深长、触目惊心。当人以理性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人便成了理性的奴隶。
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散漫的国度里，人们就能幸福地生活呢？显然也不行。正如伊凡所说，人性中有恶的成分，如果任由其蔓延，那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界。“福谷”不就是这样变成死谷的吗？著名的战国时代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下期待续）
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
作者来自安徽，现居纽泽西州，从事统计分析工作，业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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