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地搁置正义，就是对正义的否定。”我们必须忏悔──不仅为这个时代的恶，而且为“善”在这个时代惊人的沉默。
文／朱异良
编者按：当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时，当人们在经济风浪中仰望他“改变”的旗帜时，让我们来回顾，这个伟大的、人权平等自由之梦的孕育与发大；纪念提出这个梦想，并为之奋斗以至牺牲的马丁．路德．金和他的非暴力抵抗思想；探讨基督信仰对人权平等自由之梦的影响。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昔日奴隶和奴隶主的后嗣，可以在乔治亚州红色的山峦上，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4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黑人民权领袖，在华盛顿大规模集会的演讲上，用惊心动魄的语言，向全世界表达了他最深沉的梦想。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于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的父亲是教会牧师。1954年，他成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德克斯特浸信会（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牧师。1955年，他获得波士顿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同年领导了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他三度被捕、三次遇刺。1963年，他领导25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并发表了一篇名叫《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196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他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1986年1月，里根总统签署法令，规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40多年过去，马丁．路德．金对自由、平等、公义的渴望和追求，仍然激励着所有渴望平等自由的人。而他对自由的认识、对非暴力抵抗思想的捍卫，则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
时代背景
种族歧视也许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种族歧视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游荡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从非洲掳掠了大批的黑人，贩卖到美洲，放在南部诸州的棉花、甘蔗种植场和矿山当苦工。这些黑人及其后裔，深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剥削和虐待。
黑人在美国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是美国农业和钢铁业的主要力量，并且积极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然而，数百年来，黑人的平等权利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黑人争取平等自由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苦难、暴力和牺牲。
虽然，早在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著名的《独立宣言》开篇就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17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也进一步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在美国南方，黑人仍然不被当人看。在南北战争前，南方各州还制定了一套《奴隶法典》，明确规定：黑人奴隶是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称的“会说话的工具”。黑人奴隶的生杀大权，完全操纵在“主人”手中，黑人可当作财物拍卖，更无法享有白人享有的各种权利。
白人对黑人的残酷压迫，使得许多白人都看不过去，斯托夫人就写出了诅咒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1862年，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并经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彻底埋葬了奴隶制度。
虽然1866年生效的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了黑人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给予法律之下平等的保护。且随后的1870年第15修正案，给予所有美国公民选举权，无论他们的“种族、肤色为何，或是否曾是奴隶”。但由于南方的强硬态度，黑人的选举权沦为有名无实。
1890年三K党重建之后，情况更糟──在1889年到1919年之间，有近3,000黑人男子和妇女受到了私刑。黑人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居住方面，仍受种族歧视和压迫，在许多方面得不到与白人相同的待遇，时刻遭受失业、贫病和死亡的威胁。
马丁．路德．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这也是人权意识启蒙的时代，是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更加民主、教育更加先进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代，马丁．路德．金举起了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的旗帜。
休戚相关
马丁．路德．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长大后成为了牧师，有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不去参加什么抵抗运动。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并且成了领袖。
他讲过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他跟一个白人男孩玩得非常好，但有一天，这个白人男孩对他说，他不能跟他玩了，因为他父母说黑人没有一个好的。从此马丁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渐渐走上了消除种族歧视的道路。
当时许多白人牧师及教会，对种族隔离制度不谴责，对抵抗运动不支持，甚至在报刊上撰文批评民权运动，美其名曰：福音不关心社会问题，基督徒要遵守法律。马丁则认为，身体是神圣和重要的，“任何宗教宣称自己关怀人的灵魂，却不关心那叫人堕落的经济境况、使人腐败的社会条件、阻挠人发展的城市政策，都不过是一个枯槁、死寂、有待输血的无用宗教。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是拥有一个物质身体的生物性存在。这必须成为一切有关人的教义的不变原则。”
一句话，身体和灵魂是休戚相关的。马丁批评教会不但不关心社会的福利，甚至充当维护现存秩序的主角，“那么，它将失去可靠性，丧失成千上万人对它的忠诚，从而被当成与社会无关、对本世纪毫无意义的俱乐部，而遭遗弃。”
这里，马丁提出了一个教会与社会、政治的问题：教会要不要关心社会？要不要关心、争取权利的政治？基督教之所以成为普世的宗教，不仅仅由于它关注每一个人的灵魂，它也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因为，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就是对人权的挑衅和威胁。
宗教不同于政治，但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关注政治。“上帝就是爱”，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说辞，而是要付诸行动的命令。当一个人受到迫害和不公正时，如果只给予精神安慰，而不采取实际行动，那么宗教就真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麻痹人民的鸦片”。
和平反抗
马丁．路德．金坚决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即既不与当局（包括某些法律）合作，又采取和平的反抗手段。但他与甘地是不同的，甘地是印度教徒，而且对基督教一直有微词。马丁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非暴力思想根植于基督教，以圣经为指导。因此他不断强调，群众要用爱的力量去对待恨：
“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去击败或羞辱白人，相反，我们要去赢取他们的友谊和谅解。冤冤相报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和平对待暴力。记得主耶稣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无论白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要爱他们，如同兄弟。耶稣不是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吗？我们要以恩报怨，以爱报恨……
“我必须对站在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绝不能轻举妄动。我们绝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风怒浪。”
马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来没有诅咒过白人，也没有采用过暴力。他的支持者也是如此。因此，这场运动注定要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
没有上帝观念的人，会把马丁的话当作痴人说梦。他们会认为，运动应该是一场革命，是正义对邪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反抗。
这，或许就是有无信仰导致的巨大差别吧！不管人们怎样想，这场以爱为原则的运动，毕竟成功了。
必要冲突
也许有人要问，马丁．路德．金为什么要采取大规模的集会等行动，为什么不让时间来慢慢弥合各种矛盾？毕竟这种集会是违法的，会阻碍交通，破坏社会治安，而且很容易酿成暴力冲突。
马丁是这样回答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意图制造出一种危机，促发一种冲突，使一个总是拒绝谈判的共同体，被迫去面对种族歧视问题。它意图使这一问题引人注目，不再被忽视……我并不怕‘冲突’这个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冲突，但建设性的、非暴力的冲突，对于发展是必须的……制造出某种社会紧张的非暴力冲突，对于帮助人走出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黑暗深渊，从而抵达相互理解与兄弟友好的崇高境界，是必要的。”
但马丁并不是奢好大规模行动的激进人士，他很清楚，即使是在爱的旗帜下的非暴力行动，也是有一些弊端的。他强调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执政者没有谈判改革的意向，政府不仅满足于现状，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被压迫者。他意识到，没有压力，执政者就不会理会和自身“无关”的权利，特权阶层也不会自动放弃到手的特权：
“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压迫者绝对不会主动地给予自由，自由必须靠被压迫者自己去争取……‘等待’一词，我听了很多年。每一个黑人听到这词的时候，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因为这词意味着‘永不’……
“‘长久地搁置正义，就是对正义的否定’……我们必须忏悔──不仅为这个时代的恶，而且为‘善’在这个时代惊人的沉默。人类进步绝不是滚动在必然性的车轮上，是需要人类不倦的努力，与上帝同工。”
马丁．路德．金不愧为一位著名的雄辩家，他告诉了人们，“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
两种法律
那么，可不可以违法呢？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或多或少违反了联邦和州的法律。他如何为这一运动找到合理的根据呢？
首先，他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法律，一种是正义的法律，一种是不正义的法律。他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不正义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因此，人们应该遵守正义的法律，对于不正义的法律，人们有道德义务去不遵守。
那么用什么标准，衡量正义与不正义呢？他认为区分的标准，只能诉诸于上帝的道德、永恒的自然律──正义的法律，是符合自然律或上帝的道德的，不正义的则违背这一标准。具体说来，就是“任何提升人类禀赋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任何使人类禀赋颓废的法律都是非正义的。所有种族隔离的法规都是不正义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毁坏个性，给隔离者一种虚假的优越感，给被隔离者一种虚假的低劣感……
“不正义的法律，是数量和力量上的强势群体，强迫弱势群体去遵守这典章制度，但强势群体自身却不受约束。这称为法律的差异性；正义的法律，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去遵守，而多数人自身也愿意遵守的法律。这是法律的同一性。”（著名的哲学家罗尔斯也说过：“法律应当与正义保持一致。”）
对于“非法游行示威”，马丁认为，法律并没有说不可以游行示威，反倒强调人们有这一权利。但是法律都是有限定条件的，因此规定游行示威要得到政府的批准。马丁认为，这一法律条文最容易被滥用。比如政府会说，你们有游行的权利，但为了保证交通畅通和民众安全，不能批准你们的申请，所以游行必须取消。这是典型的以灰色的法律程序扼杀正当法律权利的做法。
马丁认为：“当这一法定程序被用来维持种族隔离，并否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公民具有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它便不是正义的。”这里涉及到法律程序的正义问题，法国有句谚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程序本身就不正义，实体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另外，马丁还运用了法律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法律的位阶”，即上位法效力大于下位法。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崇尚自然主义法学，在他看来，自然法（或上帝的道德）高于宪法，而宪法高于其他法律、法规。所以，当种族隔离的法律（或法规）违背自然法和宪法时，便“自然无效”（中国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4条，亦有法律位阶效力的规定）。
通过这一原则，马丁为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固然游行示威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这是为了争取公义而必须承担的损失。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我们只能权衡利弊，选择一个更有价值、更值得争取的目标。
宁受制裁
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如果公民可以不遵守不正义的法律，那么是否还要接受不正义法律的处罚、制裁呢？
这就涉及到法律的本质和尊严了。二千多年前，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他深爱的雅典人民以“腐化年轻人，怀疑雅典伟大的神，另立神明”的罪名判处死刑。当别人劝他逃跑，而且他完全可以跑掉时，他拒绝了。他说：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指控是不公正的，那么逃避法律制裁，就正当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只有法律能保证社会的公共秩序，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秩序化的进行。所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法律，不让法律形同虚设。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违反法律呢？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蔑视法律，而是为了实现更加正义理想的法律。美国的开国领袖杰斐逊说过：“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法律本身也是要不断更新和进步的。但人不能无条件的违抗法律，对于法律的判决，必须遵守。这是西方法治的一个特点──人可以违反法律，但要遵守法律的判决，承担违反法律的后果，不管法律是不是正义的。
马丁．路德．金说：“我绝不像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那样，鼓吹规避和蔑视法律，那将引起混乱。一个人要破坏不正义的法律，必须公开地、充满爱心地进行，并且愿意接受刑罚。我认为，为了唤醒民众，一个人可以违反那违背良心的、不正义的法律，却应该愿意接受监禁的惩罚，这才真正表达了对法律的最高尊敬。”
这里，他指出了破坏非正义法律与尊重法律的平衡点。在他的思想中，道德，正义，以及和平非暴力，是紧紧相连的，缺一不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妥协精神，就是这样在马丁领导的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让我想起了1919年5月4日，中国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当局不审判纵火的学生，应该直接释放。只有梁漱溟先生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法庭必须对纵火的北大学生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因为不审判不能维持法治的尊严，而若无特赦，不能抚慰学生的爱国热情。
今天看来，这种法治思想，确实得了西方法治的精髓。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如此思想，实为难得！正如学者强世功所说：“（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恶的德性来对抗恶的法律，而是以一个好公民的美德，支撑我们面对一个不义的法律，甚至面对一个腐败的城邦。”
马丁．路德．金即以如此法治的精神，雄辩的言辞，为民权运动的正当性，做了充分而合理的辩护。其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都令人不可抗拒。难怪他也得到许多白人的尊重和支持。
道德语境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社会因素，那就是当时美国的立宪制度和法治精神。虽然这种制度还不够完善，但人性、人权、民主、自由精神，毕竟已经深入人心。这意味着执政者和对抗者，都接受法律、道德的规则。所以马丁被执法者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受到不人道的迫害；民权游行时常被干扰甚至否决，但游行本身并没有被否决，游行示威依然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政府的尊重。
甚至抗议组织的存在、发展，都要归功于相对健全的法治。在一个不允许民间组织的国家，很难发生如此大规模而又很有秩序的运动。同时，美国政府也没有禁止新闻出版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获得了揭露真相的空间，因此马丁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连甘乃迪总统也极力支持，亲自接见了马丁。马丁被抓进监狱时，受到了总统的关注，总统甚至还跟他家人通了电话……
所有这些，最终促使参、众两院通过了《民权法案》。因此，说到底，民权运动的胜利，也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法治的胜利。
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谈理念或运动，比如非暴力抵抗，比如民权运动，都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在《甘地随想录》中所说：“很难设想，甘地的方法能够用在政权反对者会在深夜消失、永不再现的国家里。”
确实，如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对象，是斯大林、希特勒或萨达姆统治的政府，恐怕还没有发动运动，他们就已经在人间蒸发了。即使发起了运动，也很可能形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可悲状况，领袖人物成了道德的至尊者，普通群众却成了可怜的陪葬品。
甘地在他的《印度自治》里写到“统治印度的并非英国人，而是现代文明──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一切被誉为文明产物的发明创造。假如我们不曾引进外国的产品，那么今天，印度将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如果印度能够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它就不必害怕任何敌人，也不需要什么军队。”
他把道德看成是永恒的、时刻能带来胜利的最伟大的力量。他忽视经济的进步，当然也忽视暴力的力量。1938年11月，甘地建议犹太人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布伯写信反问：“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
“对于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虽然道德（比如怜悯、和平非暴力）本身，具有不可否定的价值，但是并非在任何时候，道德都可以转化为力量，都可以获得想当然的胜利。同样，战争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罪恶的代名词，战争也可以转化为道德力量，即使战争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属性。不注意特殊的历史状况，道德就会沦落为腐败的教条。特别是，把僵死的教条推向巨大的群众运动，推向其他民族、国家的时候，不但不能消除罪恶，甚至会滋生罪恶。
道德的力量在某种时期是巨大的，就像马丁．路德．金所在的时代一样。当然，他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在他诞辰72周年纪念日上，他的夫人说：“在未来的岁月里，用我们的激情，献身于反种族歧视的事业。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挑战。只要我们树立起博爱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梦想。”
就如虽然在法律上，黑人获得了平等的地位，没有人敢公开在招聘广告上拒绝黑人，但是黑人仍然受到隐蔽的歧视，这是一种人性的阴暗。这种阴暗，跟人类许多阴暗面一样，需要人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感，把这种毒液一点一点地挤出。
作者生于中国，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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