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光满天 一年过得真是太快，转眼已临近了那个悲伤的，也是爱的周年纪念日。回顾去年大地震後的各种反应，我感到这个对死亡的纪念日，其实更是为活人设立的。 “汶川是什麽地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中国大地上有太多像汶川那样穷困潦倒的地方，小孩子像猴子那样满山跑，有旅游观光团来了，就和他们要吃的┅┅现在好了，汶川出名了。死者固然值得可怜，但相信活著的人以後能过上稍微好一点的日子。以後去汶川旅游的人一定更多，他们的发展一定比以前好很多。因为这次地震，促进了汶川的发展。是好事情。” ──沈睿寅上海财大学生 “不就是地震吗？┅┅不就是死了一万多个农民嘛？┅┅很正常嘛！中国人太多了，稍微少几万个也不错┅┅还能增加GDP呢！个人觉得捐个三、五十块，意思意思就行了。” ──朱川州中山大学学生 吃惊？震撼？这些言论出现在地震之後的第四天。一时间，网上群情激动，刀光剑影，诸如∶绝代脑残，重度智障，败类，禽兽，垃圾，人渣等等，这些重量级的辞汇，纷纷落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 这两个大学生的言论，不但在民间引起公愤，更让一向爱面子的大学也坐不住了。学校第一时间公布了对他们的处罚决定，以息众怒∶开除党籍，全校通报处分，并勒令他们公开道歉。进一步的处罚决定，将视事态发展而定。 为什麽骂“说真话”的人？ 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从我们自己的教育背景就知道，“进化论”、“存在主义”等，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永恒的世界观。比如我的朋友就常说这样的话∶“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什麽永恒、天堂与地狱。人生一场就是活著，活著才是最实在的事。” 可是，若真如“进化论”、“存在主义”所言，那麽，我们对待这两个孩子的反应，岂不口是心非？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那本影响深远的《物种起源》。38年以後，海归思想家严复，就藉著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带到中国。“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宣称人类和自然界都没有起初的设计，并没有一位造物主。这个世界只是一场轰轰烈烈且无指导的物质进化过程。而人类是这当中最幸运的，演变成为了世界的主宰。 因此，对於生命，不用问“我从哪里来”这种傻乎乎的问题。因为除了“人是由原子、粒子构成的”以外，并没有其它答案；也不要问“我往哪里去”，因为除了“死亡”这点很肯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至於“今天活著有何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败一个又一个，跟我们竞争有限资源的对手，战胜环境，生存下去。 如此而言，以上两位同学的观点又何错之有？从“进化论”的世界观出发，这些言论倒是非常真实、诚恳的内心表白。前者从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宣传效应出发，得出旅游业必将复兴的预言──确实，在我们这个“超女快男”、“芙蓉姐姐”、“华南虎”的传媒世界里，我们有理由期待地震这样的大事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广告效应。後者则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结合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注1）观点，认为多死几个农民，反而会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为什麽要骂“说真话”的人？难道只是因为这几个小子涉世不深，道出别人都不敢说的心里话？网民为何不骂自己虚伪，反倒把他们俩弄出来作替罪羊？ 灾难给我们的启示 灾难使人心深处的恐惧，暴露在外，一览无遗，也使人空前的反思自己以往的人生观是否经得住检验。在急需安慰与重建的时刻，什麽才是支撑我们迎接明天的稳固根基？ *人只是渺小的受造物 西元五世纪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德哥拉斯的名言，“人是丈量世界的尺度”，成为许多後世精英的座右铭。中国宋朝的刘过，在《襄阳歌》中，也有过类似的对强大人类的讴歌∶“人定兮胜天”。一向豪言壮语的毛主席更是说得直截了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可面对倒塌的家园、逝去的亲人，这些话便成了人类的自嘲。 汶川地震，生死转换於顷刻。穷人与富人同行，少年人与老年人携手，恩人与仇人同去，平民与官员共趋。抹平了恩怨情仇，埋葬了利禄功名。可见生命的脆弱、渺小和短暂，正如圣经说的∶“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下） *向谁祈祷“天佑中华”？ 地震发生以後，从街头巷尾到主流媒体，瞬间就发生了一次语言的剧烈转变。一时间，“永恒”、“信仰”、“天佑中华”、“祈祷”等宗教字眼，在主流媒体和民间涌现。素来被我们认为不实际的话语，此时此刻竟成了最强大的安慰。 然而，有人不禁要问，无神论者为何也渴望永恒？他们又向谁祈祷？ 温家宝总理在灾区安慰孤儿∶“孩子们，你们是幸运的，所以要活下去。国家会管你们生活，国家会管你们学习┅┅”可是失去双亲的孩子，期待的岂只是一个新书包、一座能抗八级地震的教学楼、孤儿院里的一张新床？ 我想温总理尽力了。但是一位无神论者，又如何来解答关於永恒的追问呢？当苦难来临时，人们心中那股执著的向往，好像总是要引人去探究天堂──那座不会震动的城。 *怜悯是做秀还是主旋律？ 当哀悼日过去，当娱乐节目重登舞台，当网路世界恢复往日花花绿绿的色彩，生活重归平静了。 这样的“降温”让人感叹，可背後的缘由同样让人无可奈何∶“爱心献过了┅┅”“捐点钱意思意思就好了，你还当真啊？”“现实点，我们那点钱能派得上什麽用场？┅┅” 地震後的第一个星期，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诉苦∶他儿子跟妈妈要五块钱去班里给灾区捐款。晚上回来的时候，妈妈问他钱有没有捐掉。儿子吞吞吐吐地交代，他只捐了两块钱，剩下的钱自己花了。妈妈很生气问他为什麽，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有什麽？我同学管家里要了15块，後来只捐了一块┅┅” 妈妈无语了。的确，在儿子身上，妈妈所看到的，不正是传染自成年人的世俗和精明吗？当一顶救灾帐篷卖一万元，小贩叫卖汶川T恤衫，我们还有什麽资格从道德上责备孩子？我们该谴责谁？教育体制？社会？还是我们自己？ *“安身”易，“立命”难 随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四川灾区已经从紧急状态转为重建阶段。灾民们该安慰的要安慰，该表扬的要表扬，一切尽在和谐中┅┅可是，更广的心灵灾区谁来安慰？ 人何以称为人？生命的意义与真正的盼望在於何方？豆腐渣工程为何屡禁不止？真实无伪的爱心与怜悯有没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若不认真反思、回答这些问题，人纵然能够在世上“安身”，又如何能 “立命”？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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