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源於信仰危机

文／余杰 世界及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过程迅速加快。在此进程中，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首屈一指的议题。联合国发布的《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显示，由於人类对木材和耕地的需求，全球森林减少了50%，原始森林80%惨遭破坏。 森林的锐减导致六大生态危机∶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严重荒漠化，110个国家受到危害；全球每年有六百多亿吨肥沃的表土流失，占陆地总面积23%的耕地缺乏养分，地力衰退；60%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12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洪涝灾害日趋频繁；大量动植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加剧。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正在兑现∶“森林先行於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後接踵而来！” 同时，生态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便引发其它的社会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论及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的时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起因，解决冲突就必须从造成冲突的根源著手。” 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尤其严峻。旅居美国的基督徒作家郑义，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生态灾难问题，他耗费了八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像他早年的小说《老井》那样洛阳纸贵。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在海外也只印刷了区区一两千本。那些急於“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对於这本“苦口婆心”的警世之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以下这组资料让我们触目惊心∶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约为9%，人均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中国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蔓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1949年以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增至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之27%。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於荒漠化威胁之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家园，仅剩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不到三分之一。与50年代相比，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却都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著∶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以水资源而论，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有三百多个缺水；这三百多个缺水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三百多个缺水城市中110个严重缺水，其中50个城市“情况危急”；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地下水严重超采，已经造成一百多个城市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在全国形成56个降落漏斗，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北京的水资源严重紧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二十五分之一。 最近，中国大陆开始盘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所谓的“大国崛起”充满骄傲自满之情。人们享受著近30年来的经济奇迹，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肥皂泡之中，却茫然不知中国为此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长期以来，在GDP指挥棒的左右下，中国深陷於粗放、低效的，资源扩张型发展模式之中，难以自拔，环境遭到破坏的程度超过了此前两千年。有学者指出，许多地方政府不顾环境的制约，一味盯住能最大程度拉升GDP增长的重化工业和能源水电工程，因为这些专案最能显示“政绩”。以石化行业为例，北方严重缺水的大连、天津、青岛、河北、新疆，都将建设大型石化基地作为发展重点，而南方的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四川、云南等地，也都已经或正在建设大型石化基地。 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四川地方当局不顾民众和环保专家的反对，悍然决定在成都北面的彭州，建立西部地区最大的石化专案──彭州80万吨聚乙烯和百万吨炼油厂。此专案一旦建成，处於下风下水的成都，作为“中国的後花园”和“休闲之都”的美誉将荡然无存。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早已为我们总结出了“先污染後治理”带来的沉痛教训。然而，历史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重演悲剧，人类的愚昧在此显露无遗。当发达国家都在忙於拆掉水库大坝的时候，中国却在大肆新建水库大坝──最典型的便是被誉为“旷世工程”的三峡大坝。今天的中国，为了吸引投资来拉动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和商人完全不理会环保问题，只要是立竿见影可以赚钱的专案便立即上马。环保部门在许多地方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中，无视环境管理制度的重要藉口。 2007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全国有82个专案严重违反环评法和“三同时”制度，违规专案总投资额高达1,123亿元。然而，这场“环保风暴”最後还是以“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草草收场。 环保主义为何走入死胡同？ 环保，是人类拯救生态危机，也就是拯救自己命运的努力。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如果地球上的人们现在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协作，来制止由於人类短视的贪婪，而使生物圈遭受的污染和掠夺的话，那麽，人类的物质能力事实上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以内，导致这种自杀的结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於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於1970年成立环境保护局。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 1970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诞生了。1972年，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此後，环保逐渐成为一项全球运动，“环保主义”也一跃而为当代最显赫的意识形态之一。 但是，生态危机和人类的未来，可以依靠环保主义来改变吗？ 颇为吊诡的是，当代风行一时的环保主义的根基，仍然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那些最活跃的环保主义者，许多也是最坚定的进化论者和绝对的科学主义者。他们不承认进化论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愿让人回归被造物的地位，并进而审视地球的管理之道。 环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源於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人类可以通过“自我控制”来改变“人的异化”，人可以重新“为自然立法”，并在此新的法律框架下“万寿无疆”。这种思路的背後，依然是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列主义思潮衰退之後，西方自由派知识精英圈子当中，环保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想模式，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环保主义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基本上局限於技术层面。它企图以技术反对技术，比如用核能来取代火电，用玉米制造甲醇来取代石油；或者以对“简朴生活”的倡导而让人类“洗心革面”，比如，许多环保主义者以纸袋或布袋取代塑胶袋，并因此获得“良心上的平安”。其实，这只是50步笑100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