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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朋友眼中，我情绪稳定。我先生也时常在别人面前夸赞我好脾气。这样的人设一旦被建立，我对自己的认知也有了错觉：我以为情绪稳定就是情绪健康。可当我陷于负面情绪，无力招架时，又因为不能接纳这些情绪，而产生了深深的抗拒与自我批判——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内耗吧。
最明显的是每个月生理期的前一周，我都会有情绪崩溃或接近崩溃的几天。在那几日，我极为敏感，心情就像紧绷着的一根弦。若没休息好，便会一触即发。外人可能察觉不了，但我的先生和孩子们却遭殃了。好多次先生无心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能把我点着。
“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你看不惯就不要看了，我还看不惯你呢！”
“我偏不听你的，凭什么你的意见就是对的。”
“我就知道你完全不在乎我！”
“你不想过就不要过了，反正我也不想过了。”
……
一串子弹射出来，家里立马硝烟四起。关键是，这些话是怒吼出来的，怒目圆睁，表情狰狞，与平日的温柔判若两人，这彻底挑起了先生的反击欲，于是少不了大吵一顿。战火平息后，孩子们乖得出奇，我把自己关进书房，先生摔门而去。
我躺在书房里的小床上，万分委屈、难过、生气。“其实我要的不多，为何一定要来和我理论？”“我终究是一个人去面对孤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爱我，所有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好，就没人爱你。”“神啊，你在哪里，你真的爱我吗？”……我将自己裹在被子里，蜷缩着，觉得身体发冷，手脚冰凉，脊背僵硬，就像一只舔着伤口的小动物。我躲在自己的洞里，自怜自艾，无法自拔。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也无法接纳这样的自己。大家不都在说我性格好、情绪稳定吗？可为何我的体内住着一只“怪兽”，而且每隔一阵，它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把我的世界闹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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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老二，从小我就被教导要听话，不能哭，不能耍脾气，当然更不能表达情绪，否则母亲就会发脾气，不给好脸色。如此环境下长大的我，习惯了以温顺乖巧面对这个世界，忽略甚至否认情绪的存在。
此外，我的个性像父亲，父亲是个好好先生，温顺柔和，很少见他发脾气。可他一旦发怒，母亲完全招架不住。母亲十分疑惑：为何你有那么多的情绪，平时都装得好好的？等我和哥哥长大，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虽然母亲性情暴躁，掌控欲强，但父母婚姻中的问题也不应都归咎于母亲。
钱钟书在《围城》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此处，将“恶毒”改为“凶狠”，此话也有点道理。我的理解是，一个平时看似没有情绪（或者外人以为情绪稳定）的人，当他习惯采取否认、压抑、转移等方式对待情绪，情绪就可能像沉寂多年的火山，会迎来大爆发。压抑得愈久，爆发得愈猛烈（火山底下可能是他的愤怒、委屈、伤心、哀痛、苦毒）。
导致火山爆发通常是一件小事，比如当我母亲指责父亲看电视太晚，或者因为某件事絮叨了几句，父亲便猛然间就“炸”了——炸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有人谓之是破坏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巨大伤害，甚至摧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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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压抑的情绪会给个体带来最大的危害。人的身、心、灵是一体的，在《身体会替你说不：内心隐藏的压力如何损害健康》这本书中，加博尔·马泰根据行医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情绪的长期压抑会给身体带来巨大隐患，当人们无法表达愤怒以及内心真实的需求时，这种心理压力最终会破坏人的生理稳态以及免疫系统，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比如免疫性疾病或者某些癌症。当然，加泰博士的观点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情绪压力会影响身体健康的观点已得到了医学界的公认。
不仅如此，情绪压力也会让个体处于身、心、灵的“卡住”状态，无法活出生命的活力和潜能。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常有一个经验，即不知为何，某个场景、某句话、某个点忽然间就触到了自己，导致人忽然被“卡住”，身体也出现一些应激反应（比如头脑空白、头疼、肠胃不舒服），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瞬间大发雷霆。人们常以忙碌、社交或者娱乐、甚至某些致瘾行为，比如通宵玩网络游戏、追剧、疯狂购物等，转移这种“不适感”。
有人会问，既然情绪这么重要，为何大家还不重视？以我自己的经验，人逃避情绪，往往是缺乏面对自己、活出真我的勇气。在中国的文化里，教养的文化重视培养孩子接近那个“理想我”的状态，忍耐、刻苦、以集体要求自我，这些都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错觉，即我不应该不成熟，换句话说，我不应该有情绪；到了教会，对属灵生命的强调更强化了这一点，好像一个属灵伟人，就应该无欲无求，无悲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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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事例是，一位在许多年前带领我们学生团契的老师，她的父亲意外去世，当她奔丧回来，神情悲伤而憔悴，竟没有一个人前去说点安慰的话，更别说抱抱她了，甚至有人因为她的悲伤表示很不解（她的父亲是基督徒，既然神接走了他，为何还要悲伤呢？）。
过去，我常因为自己没有活出那个“理想我”而自责，陷入精神内耗中。直到人到中年，我开始学习接纳那个“现实我”（真实我），才发现情绪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礼物，借由情绪进到生命的深处，“看见”我从前所经历的那些创伤、痛苦，将之敞开在上帝面前，让他的手来包扎、医治，从而逐渐驯服这只情绪怪兽，恢复生命本该有的热情与喜乐。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仍在进行中）。我的情绪基模（情绪基模emotion scheme是由心理学家格林伯格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图式schema有所区别。情绪基模不仅仅是个体对世界知觉、理解和思考方式的体现，也包含情境、身体反应、感受、想法、心理需求和行动倾向等多个元素的动态心理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羞耻感。比如，当别人指出我的问题，或对我不满，或者是确实犯了一个错误，我首先的反应是惊讶与害怕：我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或错误；然后是否认：我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再接着推卸：要么是别人，要么是环境导致我出现了状况；接下来是抽离，我不去面对它，就以为它不存在了；然后是愤怒：我对自己和他人都感觉到愤怒；最后是羞愧：我不好，我不能接纳自己，别人也不会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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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感的核心是“我不好”，在羞愧感面前，人不会想要改善事情或修正错误，而是如何把“糟糕的我”给“藏起来”，这便是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逃避神的一幕。羞愧感的最深层是一旦别人发现我的真实模样，就会以为没有人爱我，因为我不值得被爱。
我是一个老基督徒。惭愧的是，在我的信仰历程中，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事实，很多年都只是一个认知观念，并未进到我的情感以及灵魂的深处，以至于罪咎或羞愧感在我生命中挥之不去（需要澄清的是，基督徒仍旧会有健康的罪疚感，即当我们犯罪时，罪疚感引导我们走向神）；但我却被不健康的罪疚感辖制，比如我的先生指出我的错误，或者我觉得自己某件事做的不好，此时出现的情绪（我可能莫名地烦躁、生气、不理人）其实是一个警示器，提醒我需要去面对、处理某些问题了。但我如果否认或忽略这个警报，就会被情绪控制，表面的转移不过是将之压抑，堆积多了，有一天会爆发得更为剧烈。
而能够承托并击垮这罪咎感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因为罪疚感的杀伤力来源其实是罪的权势：我的软弱、不堪、黑暗、无力、无望、愚拙、不可爱、自欺、悖逆，等等，或者是他人对我有意无意的伤害、恶待——自己的、他人的、社会的罪，错综复杂，汇集在这“罪咎感”的河流中，成为一股巨大的摧毁性力量，伤害他人，更伤害自己。
我们无力胜过罪。作为基督徒，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的事实砍断了所有的“冤仇”，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罪疚感，并承认人的彻底败坏（自己和他人），并帮助我转向基督，披戴基督为我成就的义，从而摆脱它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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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如何处理我的罪咎感，我的经验是：第一步，承认我的情绪，不去否认或忽略、转移，因为它们是“指示器”，等待着被看见、被挖掘、被疗愈。因此，我需要充分觉察并“欢迎”（很难做到，但至少不抗拒）它们的到来；
第二步，允许自己呆在情绪中，即所谓“让子弹飘一会儿”，我需要好好地和它们在一起，比如允许自己呆在难过、失落中，试着让它们对自己说话。情绪通常不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去确认、厘清其背后的复杂组成，此时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留白”的时间，透过独处、散步、写作、园艺、烹饪等，我们充分地和自己呆一块（这对手机时代的人们尤为困难）。我个人的经验是心灵书写——通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书写，进到事件、场景中，让我的无意识充分地表达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未意识到的情绪、受伤的经历全都浮现了出来，其实这个厘清、命名、挖掘的过程已有疗愈的效果。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转向基督，求基督的爱进入到这些情绪中。比如当我觉察到我的防御是因为小时候在原生家庭中不被爱的经历，我进到那时的场景，让耶稣参与进来，想象他可能就站在幼年的我的身边，注视我、安慰我，对我说他知道、陪伴我，并以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是我面对并胜过羞愧感的基石。当我有勇气承认软弱，面对真实的我，我一遍遍确认：我不是因着任何的行为（我的所为）被基督完全地接纳时，我便可以坦然地活在我的所是（我是他所爱的孩子）这个身份中，羞愧感便从我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瓦解；不仅如此，他还给我力量活出我的新身份，更新我的生命。
其次，我也体会到，上帝借着他的普遍恩典提供给人疏解情绪的空间。我经常给孩子们读一本绘本：《菲菲生气了》，其中有一句话十分触动我：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是的，借着看看石头、大树，听听鸟叫，爬到大树上看流水和浪花，处在情绪中的菲菲心情平稳下来。这个故事虽简单，却深刻指出人与大自然连接的重要性。在《散步疗愈》《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等书籍中，作者们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读者，走进大自然，与大自然连接，摆脱电子产品的辖制，是许多身心疾病得以痊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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