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的重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

商业伦理的重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文／赵晓)
很高兴借“第一财经”（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推出“企业社会责任榜”的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这一当今时代的重要话题。我这里想具体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从全球金融海啸，看中国构建商业伦理的挑战。
一、此次金融海啸的後果，及根源分析
我们都知道，目前整个世界还处在金融海啸的侵袭当中。我们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发生了一场不亚於“5.12”地震的经济地震。
金融海啸爆发後，格林斯潘说，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2006和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达5%，2009年将跌至-3%，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将滑落8个百分点，是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程度的4倍，导致全球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
金融海啸的後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世界将发生许多变化。
譬如，金融海啸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世界已从冷战後美国一极独大，变成多极世界。美国曾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在金融海啸导致泡沫破灭後，负债累累，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破产户。如此大的泡沫崩溃，美国要走出来，花时3至5年是很正常的，甚至10年走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幻想这次危机会很快复苏，即便经济见底後也未必会很快复苏。历史将证明，这次金融海啸的影响，在长度和深度上都将超出预料。
*深层次的原因
那麽，造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原因是什麽呢？从宏观方面看，美国前些年货币政策过於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是重要原因；从微观方面看，美国金融创新过度，监管制度的建立跟不上，也是重要原因。
但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海啸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日益世俗化、日益脱离其信仰根基与道德根基。我这里指出3点∶
第一，清教徒在美国的主流影响日益下降，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而福音派，在美国从未取得当年清教徒那样对美国社会的主流影响力。
第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放纵主义，在美国日益泛滥。
第三，总体上讲，美国越来越脱离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贪婪、不负责任的商业伦理流行，并有可能成为主导。
2008年11月，我曾在美国，与美国的企业家交流。我直言，华尔街的金融家和中国卖毒奶粉的企业家，在商业伦理的堕落本质上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惜烧毁全世界的房子”。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於，中国人知识差些，因此直接朝奶粉里掺毒药；华尔街的金融家知识较多，因此打著金融创新的旗号忽悠全世界，暗里凶狠地朝金融产品里掺毒药。
华尔街的金融家，明知自己卖的是有毒的金融产品，但为了赚钱，还是昧著良心大量出售。中国人被骗得最惨。中国共购买美国次级债3千多亿美元，全球第一，相当於印度的13,000倍。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背後折射的，是美国的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我称这次金融危机是一场“劫难”，出了问题的美国人利用有毒的金融产品抢劫全世界，最後自己陷入灾难。
*放弃对制度万能的幻想
从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放弃对制度万能的幻想。这些年来，制度的重要性，在中国格外被强调。这是好的，可以说怎麽强调都不过分。但如果我们幻想制度是完美的、万能的，以为有好的制度就万事无忧，把制度当成了上帝，却是幼稚和肤浅的。
有缺陷的人，从来构建不出完美的制度。这个世界从未有过完美的市场制度，美国当然也不例外。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既不可能完美，也并非万能，不要以为有了制度，就什麽问题都不会出现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世界是高速变化的，制度的变化赶不上情况的变化，坏人总有机可寻。
金融海啸之後，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发展要建立在制度进步与伦理进步相结合、相平衡的根基上，必须更加强调市场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以此作为制度的根基，并弥补制度的不足，世界才会有希望。
二、祸福权衡，可说是因祸得福
这次金融海啸，中国有祸有福，祸福权衡，甚至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遭受了重创，几乎是一下子打蒙了；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获得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提前10年、20年进入世界舞台的正中央，且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和平崛起的美好前景。如果说美国仍是全世界班长的话，中国已经成长为全世界的副班长，并且班长和副班长因大国间共同利益的缘故，越来越走向结盟，从而清除了中国和平崛起最坏的一道拦阻──中美对抗。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暴发後，中国政府迅速、果断、有力地采取了措施，足足烧了四把火∶
在财政方面，2009年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地方再发债2,000亿，烧钱力度是第一次扩大内需时期的3倍。
货币方面，贷款大量发放，半年7万多亿。即便下半年回落，贷款增长也将是普通年份的两倍以上。
股市方面，一口气从1,600多点推到进3,500点，流通市值增长了4万亿，这恐怕比政府四万亿投资的影响力还要大。
再就是，地方政府火上浇油，也烧了许多小火。
由於财政烧钱、银行烧钱、股市烧钱以及地方上的助燃，中国经济已明显复苏、率先复苏。从许多方面的指标，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基於中国GDP与货币供应、财政支出的关系，同时扣减掉外贸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可能达到8%以上，也就是实现“保八”的目标。
考虑到全世界经济增长将下滑8个百分点，而中国经济居然还能保持8%的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崛起与美国衰退，形成强烈对比。显然，因为金融海啸，中国崛起进程更加加快，并且中国正有效地抵御金融海啸的冲击。
三、商业根基的构建
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就是，为什麽东风压倒西风？前头说过，美国人出了事，是因为商业伦理滑坡。那麽，目前中国在经济上比美国人做得更好，难道是中国的商业伦理更好吗？
很显然，没有人会认为或相信，中国的商业伦理建构比美国更坚固。事实上，中国商业文明的现状肯定比美国差，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绝不会比美国好。“毒奶粉”事件，将中国商业伦理问题暴露得非常深刻。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所做的更全面的调查数据则显示，中国企业普遍不履行社会责任，不讲诚信、不讲环保，中国的商业伦理存在著非常严重的问题。
* 别人死了和我还活著
那麽，为什麽中国没有崩溃，而美国崩溃了？为什麽这次金融海啸非但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促成中国更快崛起呢？
我从圣经中学习到这麽一段话，也许可以给我们启发──有人告诉耶稣，罗马巡抚彼拉多，杀死了一些加利利人，把他们的血掺入祭物之中，以此警告犹太人莫在节期作乱。这人想知道，这些加利利人究竟犯了什麽罪，遭此报应？
耶稣的回答超乎众人意料。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4-5）
耶稣也许是怕这些人听不懂，进一步打了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著，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後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加福音》13∶6-9）
这段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并不是死的人更该死，而是活的人更幸运。所以，问题应该倒过来问，即不是问，为什麽他们死了，而要问，为什麽我还活著？
以这个角度思考金融海啸中，美国崩溃、中国的经济表现反倒更好的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
* 首先是因为国运昌盛
第一，实在是因为中国国运昌盛。也就是说，美国出事是美国活该，中国不出事则是上天的恩典，是运气，并不是该得的。
这些年，中国运气是真的好！你看，80年代，中国想模仿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结果日本垮台了，吓出我们一身冷汗，赶紧改弦易辙。90年代，我们想学韩国的大企业主导模式，结果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30个最大的企业垮了15个，我们赶紧放弃“抓大放小”，转而成立中小企业局，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两年，我们有钱了，特别是外汇多多，於是挖空心思，要投资美国的投资银行，傍大款、赚大钱。结果这些大款一个个崩溃。如果他们再晚崩溃一年半载，我们可能就进去了。
显然，不是中国人道德上有多好，或者智力上多聪明。中国人一样唯利是图，天天想著走捷径，并且哭著、喊著想犯大错误。但上帝保守中国，每次在中国要犯大错误之前，让别人的错误先暴露，让中国避开了犯错误的机会。
什麽叫运气？这就是运气，或者叫国运昌盛。什麽叫天之功？这就叫天之功，不是任何人力之功。
* 其次是因为非常年轻
第二，我想，上天保守中国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非常年轻，因此有理由并且需要一些时间，来期待这棵新的无花果树将来“结实百倍”。
美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200多年历史，欧洲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更长──美国的市场经济历史真正的长度，其实还要加上欧洲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有点像是小孩子。
我们知道，大人和小孩都做坏事，大人做坏事马上要受法律惩罚，小孩子则会得到原谅。美国在市场经济上是大人，做了坏事就会出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年轻，而且发展空间足够大，抗病能力更强，所以可以在金融海啸中不倒下。
*千万不要幸灾乐祸
金融海啸後，我多次说过，中国有事干，且有钱干事，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对抗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因为年轻抗过去了。这次金融海啸，我们同样可以靠著年轻力壮抗过去。
但是，根基的问题不容回避，根基不好迟早会出事。好比一个人的肌体如果有严重毛病，那早晚会倒下。经济也一样，如果地基不牢，迟早会垮掉。所以这次全球金融海啸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构建中国的商业根基，让无花果树早点结果，而不能抱侥幸心理，更不能幻想中国能这麽继续侥幸下去。
金融海啸提醒中国人，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根基并不牢靠，不赶紧整修就一定会出问题。随著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将来回旋的馀地会变小，而长期积累的矛盾、问题，却容易暴发。
一句话，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美国今天出现问题，对中国是一个严肃的提醒。
四、企业社会责任
那麽，中国如何加快构建商业伦理，如何更好地推动企业负起社会责任？
* 政府要重视
首先，要有政府的引领。政府要重视。
应该说，这些年，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2003年，中央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构建中国的社会诚信体系。
这是政府首次在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谈到道德问题，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置於产权与法律之前。这说明政府早已转变观念，不仅以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做出了努力，力图构建一个道德中国、一个商业文明社会，并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社会的压力机制
其次，需要社会压力、社会觉醒。
我曾经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来自於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与诉求，而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对於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不完全一样，因此其内涵在不同地方应该有所不同。
譬如，在英国，“创新”被评为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诉求。这可能是英国发展速度较慢，需要通过创新加快发展的缘故。
在中国，调查表明，“就业”是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诉求。因此，就算一个中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在其他方面做得并不出色，但很好地帮助解决了就业问题，就可以说很好地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
我个人非常希望，中国社会能够给企业一个正确的压力、一个适度的压力、一个良好的引领。“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榜，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压力与引领的一部分。事实上，构建出一个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引导企业往好的商业伦理方向走，这是很重要的。当企业的社会责任需求，演变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时，企业将不得不回应这个压力。
* 通过企业竞争
第三，就是注重通过企业竞争，鼓励企业更多、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90%的中国人都是在企业里面就业，而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公务员。所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进，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构建道德中国”的重要表现。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应表现在硬实力方面，也包括从企业社会责任中生出的企业软实力的竞争。
今天我到会场之前，与一位企业家──中国在巴西的首富，见过面。大家可能知道，营销界教皇科特勒先生，有一本新书《企业社会责任营销》，书里面谈到，如果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来促销自己的产品，能获得更好的销售业绩。中国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的“农夫山泉”矿泉水，每卖出一瓶矿泉水，就捐出一分钱给贫苦山区，作为慈善基金。换句话说，带有社会责任的营销，已经成为前沿性营销。
而我今天拜访的这位企业家，正在尝试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客户在买他的产品时，他会告诉顾客，产品有多少利润，但是他会放弃这些利润，在消费者买产品的同时，让那部分利润自动全部进入社会公益。
我们知道，中外企业家统统都是先赚钱再捐钱，而且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来决定捐款怎麽捐。但这位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即赚钱的过程就是捐钱的过程，并且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捐钱。
这样的创新模式是不是很有意思、未来有怎样的发展前途，我正在关注。可以想像的是，当类似的探索进行时，一定会通过企业间竞争，激发其他企业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 精神资源的供给
第四，我们要给商业伦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充分的精神资源。
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前面讲到的要有政府引导、社会的压力机制以及企业间竞争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激励各种各样有利於构建中国市场伦理、推动企业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资源的供应。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忽略了。
在这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放无形的领域，特别是宗教领域。开放带来竞争，竞争带来繁荣。精神资源的繁荣，同样要靠开放和竞争。中国商品曾经匮乏，但通过竞争实现了商品的繁荣；中国的服务业曾经很落後，但是现在通过WT的开放与竞争，中国的服务业也开始变得繁荣。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有形领域的放开与竞争。现在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在宗教等无形领域，也更多地开放和竞争。我个人非常主张，要有宗教的开放与竞争，以此带来宗教的繁荣。而宗教是道德的源泉，有了宗教的繁荣，就有了构造中国市场伦理的丰富精神供应，就一定会迎来中国市场伦理的新时代。
相信中国会在各个方面兴起，就像三好学生，全面发展。在市场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只要解放思想，不断努力，也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我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员。
（本文为赵晓博士於2009年6月30日，在上海“第一财经· 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启动仪式”上的主题演讲内容，略有删节。）
原载于OC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