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拔除狮爪的绅士的自我回顾
文/詹腓力
译/约翰
译者∶1991年詹腓力(Philip Johnson)出版了《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一书 (中文本由钱锟等翻译)。此书一反往常宗教和科学对阵的模式，改为审查达尔文主义是否真有科学根据的辨认。从此达尔文进化论者的阵脚大乱，星星之火点燃了熊熊的烈火篝炬。在达尔文主义者在学术界、出版界、法律界、教育界各领域的紧急围堵下，燎原之势暂时受挫。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采用权力，而不采用说理的手段已经被人们广泛识破，(科学是凭证据的、说理的学问)。於是，詹腓力的书就成为科学界有识之士的启蒙第一枪，他被誉为“拔除狮爪的绅士”。此文是詹腓力亲自回顾此书的形成和出版之後的发展经历，发表于Freed Science，蒙作者允许译成中文。
2011年8月，我出席了在西雅图举行的一场会议，会议中的一部分专为纪念《审判达尔文》初版20周年。据与会者看来，该书重新定义了进化和创造之间辩论的主题，由此改变了世界。对於长期陷入僵局的辩论，改变它的主题，正是我的初衷。我希望与会者把这麽大的功劳归於我并没有错。
不过，我也向与会者做了说明，《审判达尔文》後来所受到的挑衅，却是我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我只是希望对陷入僵局的“进化—创造”之争提出一个框架，以满足每一方最低的要求。我期望在这个框架下，当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讨论，在探讨中向真理迈进，或至少能更好地理解为什麽这个争论一直难以解决。
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被当作是不容质疑的真理教给学生，而美国人却压倒多数地拒绝达尔文主义。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他们觉察到达尔文的论断远远超出了证据的支持。尽管形式上是宗教中立的，但其目的却在於以一个无意义的、没有任何创造的上帝，取代创造了万物的上帝。如果上帝的存在确实如此疲软，他还不如不存在，因为即使没有他的存在，世界的创造和维护也照常完美地运转。如果盲目的自然力量能够不需任何援助地完成整个工作，上帝就是多馀的了，因此很容易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因此，我力求在尊重进化和创造双方优点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框架，这将使这场争论倒向得到最有力的证据支持的一方。我天真地认为，通情达理的、理性的双方，对这样一个框架的期盼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本的主张
我设计这个框架的第一步，首先是判断目前生物进化的主导科学（即自然主义的）理论——新达尔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并不在於该理论与《圣经》冲突，或物种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表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是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知晓一种机制，能够并且做到了将第一个单细胞微生物，转换成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包括我们智人自己，从野蛮人柯南到莎士比亚、巴赫和牛顿，而在整个过程中智慧因素要麽不存在，要麽不必要。
生物进化理论本身并不解释第一个活的有机体，如何从非生物的化学物汤中出现。但进化生物学家受所谓，成功地解释了第一个有机体神秘亮相之後的，整个生命历史过程的鼓舞。他们声称，生命的终极起源也不需要任何智慧的介入，而是发生於随机和化学律的某种组合。在面对学识渊博的批评者时，达尔文主义者有时假装生命的起源并不是他们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觉得安然无虞时，就改口声称这个问题早已在原则上解决了。
假定科学知晓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机制，能够，也确实将生命从了无生气的化学物一路带到智人。此机制如此关键，我认为是当前需要重点解析的，为此可以将圣经的权威，或地球的年龄等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搁置，以使所有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生物创造的自然机制上。创造性的自然选择经过了证据和实验的证实麽？或者它只是一个哲学教条演绎的产物，仍需要证据来验证？我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主流科学界和非宗教的大学中讨论。
达尔文主义者回应的方式使我确信，对於他们来说，首要的是保持文化操控力的地位，而不是采用真正的科学方法，以学术上的诚实，来寻求一个可能不受欢迎的真相。愿意将自己的理论置於是否有弄虚作假的考验，对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来说，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风险太大了。
一个勇敢的团队
因此，当人们谈到我和《审判达尔文》一书时，使用的词语之一是“有勇气的”。这个词我并不想用在自己身上。该书出版时，我是生物学领域之外的终身教授，所以在专业上丝毫不受影响。法学教授都明白，每一个问题都有两面性，所以我的同事们并不会因我所处的非常规的立场而觉得有何威胁。
然而，“有勇气的”这个词，却适用于那些在智慧设计（ID）运动中跟随我，包括我在会议上曾遇到的，和那些多年来和我并肩工作过的人。他们冒著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的风险，追求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还有一大群年轻的科学家目前仍处在“地下”，但他们希望在将来贡献自己的学业和研究。
这次会议中，在关於《审判达尔文》和我自己的影响力的会议後，我很高兴从史蒂芬·梅尔（Stephen Meyer）那里，听到有关正在引领ID运动的人员、研究专案和书籍。得知达尔文主义者论点的各个方面正在如何被解决和应对，这是令人鼓舞的和兴奋的。
从一开始，以《审判达尔文》为基础所建立的运动的经历，也是一路结交的朋友和盟友的过程。我的第一个合作夥伴是史蒂芬·梅尔，他当时正在剑桥大学完成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沿著剑桥“後院”的一次长谈中，史蒂芬和我发现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科学》刊登了《审判达尔文》一篇批驳性的综述後，利哈伊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给《科学》杂的编辑写了一封很出彩的信，接下来成了我的另一个盟友。迈克尔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众多才华横溢的人中间，他给编辑的信是我所知写的最棒的。
我的第三个盟友，孔武有力的哲学家威廉·但布斯基（William Dembski），是哲学和数学的双料博士。他当时已经在发展同样的思想，并启迪他写了许多书。
所以从一开始，ID运动就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大家齐头并进，我不过一度走在前头，但从来不是一个名人。现在我71岁，已经退休了，领导这项运动的事务已经传递到了其他人的手里。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失落，而是我长久以来计画的实现。
进化与适应混为一谈
我所读到的达尔文主义者一方的此类文章，也是我一直对此抱乐观态度的因素之一。例如， 2005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哈佛杂》（Harvard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智能进化”文章。尽管标题如此，但威尔逊全然不认为智慧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下面是他如何解释该过程∶
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简要来说，如果一个生物体的群体中，包含在某些性状上的多个遗传变异（比如鸟类族群中红色与蓝色的眼睛），如果这些变种之一成功地贡献了更多的後代，下一代中其他的变种，整体群体的组成都改变了，进化就这样发生了┅┅想想一个繁殖种群中红眼睛和蓝眼睛的鸟，假定红眼睛的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种群会很快地变成大部分或完全由红眼睛的鸟组成。现在，假定绿眼突变体出现了，它甚至比红眼睛形态的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这样下去的结果是物种最终变成绿色眼睛。如此进化又迈进了两个小步。
在该例子中威尔逊称为“进化”的过程，实际上不过是适应性的变化，并不是那种能产生一种新生物的改变。在应付临时的环境危机时，物种在某些特性上有改变的能力，当危机过去，又会回到其原来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可以在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形下，让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而避免了灭绝。正如一个诙谐的评论家点出了要害∶达尔文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它只解释了物种的生存（survival），而不是物种的出现（arrival）。
威尔逊暗指著他所列举的，比较微小的适应性变异的例子，和所谓的人类经历地质年代，由单细胞细菌或阿米巴祖先进化而来，经由相同的过程。这显示了达尔文主义者用语含糊的特点，采用“进化”等定义模糊的词语，在方便时又会偷换概念。
真相将占上风
我必须承认，目前爱德华·威尔逊的逻辑风头之盛，盖过了我的。这不仅在政治化的大科学的研究机构，即使在许多基督教学院的教授中也是如此。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科学真的是一个能够自我纠正的事业，虽然当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已经风行于最强的科学大佬中时，其自我纠错机制可能长期死气沉沉。若我没有这样一种孩童般的信念，那麽目前的情况一定会使我忧心忡忡。
我们想将科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当前的情形令人沮丧，它仍然限制著像爱德华·威尔逊和法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等人的思想，要不然他们会是令人钦佩的。但目前的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其根基的裂缝已经可见，正在不断增长。
我深信，当我们最终在科学介面前能有一个公平的听证，认同重要的词语必须明确地界定和一贯地使用的原则，然後更优的逻辑将占上风，达尔文主义将退居思想史。我的目标并不在於以一个占优势的多数来统治科学界，而是呼吁科学家不受偏见的干扰，保持头脑清醒，逻辑思考，争取思维的自由。在这个思想解放春天的时代，知识的自由必将在科学里重塑。
作者詹腓力，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名誉）。他是《审判达尔文》、《真理的楔子》(The Wedge of Truth)、《正确的问题》(The Right Questions)（InterVarsity出版社）和其他挑战主宰现代文化的自然主义假设的书籍的作者，并任《试金石》的特约编辑。
译者来自中国，《细胞内的印记》翻译成员之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现任美国大学病毒免疫学研究学者。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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