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情义的丈夫”尴尬谢幕

最有情义的丈夫”尴尬谢幕（文／王飞雪）
三次“亮相”
2008年汶川地震後，绵竹的一位吴姓农民，骑摩托车背亡妻回家，被一路过的国外记者拍下照片，命名为“给妻子最後的尊严”，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广大网民更是热捧吴姓农民为“中国最有情义的丈夫”。
过了约半年，又传出新闻，这位吴姓农民与一位相识9天的女友举行了婚礼。女方是四川人，在深圳工作。具体细节不谈了。文章报导，远隔千里且以往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如此“闪电般”结婚，与男方头上顶著的这顶光环有莫大的关系。
又过了近一年半，看到一则短短的报导∶吴由於和妻子性格不和，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经法院审理，二人签订了离婚协议。
这个事件从感人故事，变成娱乐消息，又变成饭馀笑谈，其背後折射出的网络力量、大众心理诉求、道德教化模式等都很值得让人三思。
网络力量
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测算数据，截止2010年7月初，中国的网民超过了4亿，居世界首位。网络民意已经成为政府都不能不正视的力量──近两年，一连串的事件，如李荞明案、邓玉娇案、跨省追捕案等等，一系列涉及司法和审判的事件，都深深受到了网络的影响。
我有一个朋友，是资深的传媒界人士，他向我透露了一个不成文的新闻发掘“流程”∶当某个论坛（一般是天涯、猫扑、百度贴吧等大论坛）上出现一些热帖，一些成天泡在网上的小报记者，就会将其中有“价值”的条目挑出来，进行整理、跟踪、采访，并刊登到某某晨报、某某晚报上。然後，一些门户网站的记者，会选择其中“更有价值”的新闻进一步挖掘，进行“深度报导”。接著，地方电视台、主流大报纸、甚至中央电视台，都会“跟进”了。
从这个方面讲，你不得不承认，网络促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以往延续几千年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如今的“喜笑怒骂源於草根”。但从另一方面讲，网络舆论的负面作用也很突出。比如“人肉搜索”，就带来严重的侵权问题。
网络上还有个奇特的现象──表达的情绪越极端、越鲜明，往往赞同的人就越多。某个话题争论到最後，双方常常以激烈的对骂结束。
网络也是民众消遣时间的重要平台。那些爱在网上“侃大山“的人，一般都擅长为自己的帖子取题目，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史上最牛的×××”、“最雷人的×××”，“最××的×××”。这种帖子受好事者的追捧。
果然，吴姓农民背亡妻的照片被冠以“最有情义的丈夫”後，也“火”了起来。这些“之最”称号的评定，一般没有什麽严谨的标准和依据，全凭发帖者一时兴起。其结果是，除了为大家提供一些茶馀饭後的新话题外，顺便使某些当事人莫名其妙地“一夜成名”。这就是网络的力量。
大众心理诉求
尽管很多人说网络世界是虚幻的，但是别忘了，网络世界是由“人”建立的。正如每个抱怨背後都隐藏著需要，每个匪夷所思地“火”起来的网络热贴背後，其实也都在发出言语（参见《海外校园》101期，戚路《从网络流行语看不流行的人》）。如果说，“贾君鹏”流露的是亲情，“犀利哥”嘲讽的是时尚，“最有情义的丈夫”的背後，是中国社会近年来凸显的婚姻危机。
当今社会，离婚率急剧攀升（人民网2010年6月10日报导，2009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与1980年的34.1万对相比，增长了7倍多。2009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是1212.2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五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一夜情、包二奶、当“小三”┅┅各种淫行恶习已经屡见不鲜。纯洁的婚姻、忠贞的爱情，越来越少。
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内心放置了对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渴望。然而，在现今社会寻找忠贞的爱情，是何等的艰难。於是，当丈夫背著死去的妻子骑车回家的情景出现在大家眼前，彷佛是《人鬼情未了》的电影情节降临到了现实中，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怎能不让人热烈追捧？
道德教化模式
在道德教化方面，中国历来是个“榜样”社会。执政者为了提倡某种做法、某种风尚，就会命人搜寻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人，然後将其事迹美化、圣化，并大力宣传推广，谓之“树典型”。古时候各地的贞洁牌坊，当属这一类。
1949年後，最有名的典型，大概就是雷锋同志了。我小时候听到的雷锋的诸多事迹中，有这麽一条∶雷锋同志艰苦朴素到了这样的地步，穿的袜子都补过十几次，随身携带针线包什麽的，好随时缝补那些破了的衣物。
然而，几十年後，有可靠的档案资料显示，雷锋同志完全是那时候的“时髦青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骑摩托车，戴罗马表，照了二百多张相片！
别误会，我个人对雷锋的这些爱好，没有任何不满。追求时髦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这才是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十足的生命的真实写照。但按当时的标准，这些情节是一定要抹杀掉的，不然，雷锋就不堪担负社会所定义的“完美形象”。
那麽，成为“榜样”，是雷锋的幸运还是不幸？这很难说。一方面，万众瞩目，甚至可能“载入史册”，是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此“雷锋”其实已经不是彼“雷锋”，只是一具这儿被割掉一块、那儿又补上一块的标本而已。没办法，榜样就得“完美”！一切有“瑕疵”的东西都要过滤掉，一切应有的东西也要补上来。
共同渴望
我们中国人向来志向远大，追求“内圣外王”，提倡“修齐治平”，即使自己是奴隶，也担心著主人的其他奴隶们是否听话；即使自己是穷书生，也忧虑著皇帝的江山是否稳固。如今，众媒体（包括一些网民），也产生了某种掌权者（所谓“第四种权力”）的幻觉，不自觉地将“树典型”的做法学会了。在这个“中国最有情义的丈夫”事件中，拍照上传的人是一路过的外国人，人家取名“给死者最後的尊严”也很恰当。而转载的大小报纸、网络的记者们，只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点吴姓农民平时生活的情况（人缘差，没有人愿意帮他抬妻子的遗体，连他的老表亲戚都不帮他；他还拒绝赡养父亲等），就不至於轻率地给他冠上这个“最××”的名号。
或者，当有些记者将这个农民和亡妻生前的关系（经常闹离婚），以及背尸体回家的真相（被前妻的娘家人逼著背回去）报导出来後，其他人不要刻意忽略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承认真相，那麽，吴姓农民就可以像一个正常丧偶的人一样，重新开始生活，不用天天顶著一顶道德的高帽子。
而现实情况是，众媒体和网民齐心合力，为了一个“良好的”目的，树立了这样一个“有情义的丈夫”的典型。不料，两年间，这个榜样便以“闪婚”、“速离”，恶搞了他们一把。
这对於将其树为榜样的媒体和网民，其实倒没什麽大碍，顶多骂一两句就完了。而当事人呢，有谁在乎他们的感受？特别是那个慕名与吴姓农民结婚的女子呢？情感上的伤害就不用说了，恐怕对爱情的指望都失去了。
至此，“最有情义的丈夫”事件在尴尬中谢幕了。我不禁想，为什麽我们爱树榜样？为什麽我们要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一个道德标本？答案是，尽管很多人并不信有神，但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形形色色的“树榜样”的行动，其实流露出人的共同渴望∶不管用什麽方法，请让我确信，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是存在的。如果没有，那麽我们就造一个出来罢！於是，大小榜样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
作者现在北京，从事基层管理工作
原载于OC1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