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文/里程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因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而产生的理性主义,在中世纪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潜能部份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冲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并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按此种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55个同心圆球组成。其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上帝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和凯普勒(Kepler)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Hume)即为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上帝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以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最适合的土壤。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借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万物进而寻求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借着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题,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不同而改变。这一前题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题,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给予的理性,人有能力认识宇宙进而寻求宇宙的创造者;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1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27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敬畏神。在平常谈话中,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神的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他曾说:“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之下。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百分之十几,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著作皆为神学著作,总字数超过一百四十万字。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认为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尚的上帝在大自然方面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新约提后1:12)。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之说。我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我,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我认为,这些朋友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我觉得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当他成年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圣哲思想深切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的。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没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徒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我们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一面深入研读圣经,常常讲道。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候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15: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基督徒科学家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如此。一次一位朋友在牛顿面前讲了一通不信神的话后,牛顿当场予以驳斥,“我对你关于天文数理的高见,一向乐于领受,因为你是研究有素的;但是你对基督圣道,最好不要随便发言,因为我素知你于此道毫无研究,并且我敢断然地说,你根本是个门外汉。”牛顿之所以为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深受这种盲目反对基督圣道之害,希望自己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牛顿早年是个实证主义者,只信科学,不信神。对宇宙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后,他才心悦诚服地拜倒在神面前。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写道,“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爱因斯坦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祂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祂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藉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理智的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的传记《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归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虔敬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William & 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William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John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William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现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候顿(John Houghton)在他的新作《宇宙:神迹或机遇》(Does God Play Dice?A Look at the Story of theUniverse)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着耶稣启示了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眼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像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

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1)用87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周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1968年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1:1-10。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1969年7月20日10时56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 Armstrong)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号:“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67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时期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忽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后,地球却小为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藉着电脑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觉非常新奇,我们居然到达月球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那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脆弱,好像用手指一捏,就会捏碎似的。此时此景,使人不能不想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创造。”“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祂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Walfer F. Burke),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勃克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1992年4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又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将此发现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也对此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进而大大增强对事物的洞察能力,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虔神。如此往复,科学家们把科学研究和信仰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他们心中有神,科研中取得的成果越大,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越谦逊自律。牛顿仅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沙滩上有幸拣到几个比较好看的贝壳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1:7),因为神是万有之本,是智慧、知识、真理、生命的源头。科学家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最好的注释。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美国获医学博士,现于美国中北部威州州立大学从事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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