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小约翰、石衡潭、光益
1、在中国不乏对基督徒参与社会文化的呼声，但是基督徒参与社会文化建造的《圣经》根据是什么？要建造些什么？
小约翰：上帝在《创世记》命令人类的始祖亚当要“管理”、“治理”和“修理”地球与伊甸园（参《创世记》1：28，2：15）。我们既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所以，既不可以挥霍掠夺到任意妄为，也不可以畏首畏尾到不敢探索。基督徒既从耶稣基督领受了传福音的大使命，同时也领受了“管理”、“治理”和“修理”的文化使命。基督徒既然在社会中生活，当然有责任来参与社会文化的建造。
至于建造的内容，我觉得从大方面说，我们要有在各地域和各领域宣告耶稣基督为王的胆识、气魄与能力。对基督徒来说，文化建造的起点不应该从社会文化自身出发，而应该从耶稣基督和圣经出发。这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建造者自身必须是悔改归正的基督徒。否则，一切建造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出于真信心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根本价值的。其次，建造者建造的是生命文化，也是合乎圣经理念和基督教世界观的新型文化。
比如，一个基督徒教师，他/她首先要有从基督来的新生命，在生活和教学中，他/她才能以生命影响生命，带着发自生命的热情，积极、勤勉、有效地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带给学生信、望、爱和真理知识，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这是无法伪装的。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所要求于这个教师的，还需要他/她能用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来教学，把一切教学内容都放在真理之光下来光照，而其教学过程也是基督教式的，不是世俗与“中立”的。
这个世界并没有“中立”的文化，要么抵挡耶稣基督，要么顺服耶稣基督。对于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文化，基督徒有责任找到它们的矛盾和症结所在，同时用上帝的道把不合乎上帝的文化给转化（transform）过来，这样才能创造出发自生命的、合乎圣经理念的文化。
光益：圣经中说，上帝让人治理全地，福音是真理、道路、生命。也就是说，福音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福音不是局限在教会内部，不是一个小的信仰群体私有的财产，而应当分享出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
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不要把传福音片面化和狭窄化，似乎只有开布道会，带领100人、1000人信主才算传福音。传福音也包括文字、网络及影视传媒等事工。
还有，从信仰角度透视“计划生育”，以及对同性恋、堕胎等诸多社会敏感问题，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也是一种传福音。我认为，基督徒要透过公开探讨社会议题的方式，让社会大众来了解基督信仰。
基督徒不该将信仰自我设限。正如主的光要照进世界的每个角落，基督徒也要走向公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诸多的社会公义问题而发声，就政治、经济及道德等各类社会议题表达基督徒的立场。
简而言之，我们作为因真理得自由的基督徒，不该把我们的信仰和社会割裂开来，也不该放弃向社会表达基督徒就各类议题立场的话语权。
2、你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什么？什么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基督教文化？你认为基督教文化能否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果可以，应该是何种形态的？
小约翰：今天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还是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很多知识分子起初并不赞同这一主流文化，但因着项目论证、书籍出版和文章发表等需要，往往在半推半就之间起了变化，慢慢从心里开始认同起来了。
目前，文化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二者之间的争执达到白热化地步，围绕经济学家茅于轼演讲的争论可见一斑。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之间有过纷争，但其“道统”渊源之合一却向来没有争执过。这一道统，就是人可以成圣的“内向超越”精神。
但今天，文化人有了看似最大的精神分界。其争论的根本分野在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的对决。表面看来，新左派的问题在于对生命尊严问题看法上的乱序，而自由主义的问题则在于权威问题上的失语，但根本还是出在对“人之为人”和“真理之为真理”问题的认知盲目。二者都无法从自身产生真理的正当性。
和这一切并行乃至不断交集的则是快乐主义、自我主义和成功主义等。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纵欲，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冷漠。二者奇异的结合，绽放出末世狂欢的“恶之花”。
我心目中理想的基督教文化是以基督为王的文化形态。那绝不是神权政治，不是强迫大家都信仰基督教，而是让以基督为王的教会管理人的内在灵魂，让以基督为王的政府管理人的外在行为。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让我们为在位者祷告，让他们不滥用权柄而是善用权柄，同时，也盼望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我不知道基督教文化能否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我只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除外。在不少神学家看来，基督教文化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从天上启示下来的。故而，它可以和任何一种文化兼容，但又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兼容。认同多元文化理念，安于作小妾，当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文化，但偏房扶正做了第一房太太，成了主流，就好了吗？我觉得那也还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文化。
石衡潭：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众声喧哗，很难说主流文化是什么。官方推崇社会主义文化，民间呼吁传统文化复兴，还有启蒙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基督教文化也是其中的一种。基督教文化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认为，首先需要有心志。现在成为主流文化的心志不够，目标不明。成为主流就是要把一切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就是在一切事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什么都找别人，催别人，怨别人。
其次要打破圣俗界限。现在教会更多讲“分别为圣”。这在教会尚弱小时是应该的，而在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应该讲“扩大帐幕”。真正的基督教文化经典与精品是突破了圣俗二分的，如班扬的《天路历程》、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等。
第三是立足生活，面向时代。信仰要生活化，而非专门化和仪式化。作品也要从生活中自然地流出来，而不仅仅是头脑中的一种营造。不要有太多的禁忌，也不要怕袒露自己，我们都在成长中，矛盾、挣扎、动摇、徘徊，都是难以避免的。切忌主题先行，图解信仰，而是要丰富多彩，要敢于突破，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表达与传播方式。
光益：今天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拜金主义、厚黑学、权谋术、成王败寇的历史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权力和金钱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最高的和唯一的信仰，为了获得权力和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巧取豪夺。
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由于缺乏超越性的信仰体系，缺乏对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的信仰，中国人往往在此岸世界中寻找一个偶像崇拜，这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即便在教会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素亦未能根除，很多中国基督徒将“中国”看得高于“上帝”，这种骄傲甚至不亚于当年的犹太人。
三是民粹主义和群氓主义。也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和从众心理，缺乏对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认识和坚持，缺乏坚持真理、说出真话的勇气和智慧，认为多数人的立场就是对的，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这三点是基督教文化和价值扎根中国时，所面对的最大障碍。如果基督教文化要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必须与这三种非基督教的，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文化争战。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3、基督徒如何参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当下的中国文化？西方历史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小约翰：基督徒首先要承担福音使命，其次要承担文化使命，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所谓转型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追随潮流在变，而是紧随基督的不变。文化和社会变来变去，但人心的饥渴和灵魂的需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有上帝的“道”才能满足这种饥渴并解决其需要。
说到要影响当下的中国文化，一方面需要基督徒们的个体生命成长和对福音使命、文化使命的承担；另一方面，需要基督徒们在真理上的合一和真正的彼此相爱。
只有这样，别人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谆谆教导，（参《约翰福音》十三章），可惜我们总不放在心上，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我们需要有真理和生命的教会，只有教会活跃起来，并合一起来，才能真正影响这个世界。
西方历史上，清教徒(Puritans)和苏格兰盟约派（Covenanters）都是很好的影响文化的榜样。他们把“敬虔的生命”和“纯正的教义”结合起来，既有真理，又有热情，也真正影响和改写了历史。
4、你怎么看中国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你如何看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价值观上的反映，以及它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小约翰：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根据哈耶克（Hayek）的研究，民族主义再往前一小步，就是法西斯主义。希望自己的民族发展和幸福是一回事，但把自己的民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又是一回事。
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似乎可以和任何一种有利于本民族的主义、学说结盟，但反过来又伤害了任何一种真正的主义和学说。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本民族的长治久安。任何一个人都属于自己的民族，但这个人所信奉的真理应该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基本素质。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独特性的另一张面孔，按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说法，就是自私。他认为每种文化都是自私的。故而，我们必须得回到人的基本生存处境。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人，都需要处理“天人物我”诸层面的关系，故而也必然发展出价值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三个层面。
中国文化在处理人人关系方面非常优雅、精致，但过于优雅、精致，容易导致“礼多必诈”的积弊。毋庸讳言，我们在天人关系方面有很多深邃的思考，但总是把宇宙大道收归于人心修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的结果也就常常导致“无法无天”的局面。
诗人海子说：“我最恨中国文人把一切都情趣化。”这不应该只当作愤激的话来听，谁说我们的灵魂就不需要在真理里面的真正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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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号讨论主题：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未来
八月号讨论主题：中国基督徒面对传统文化
刊于OC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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