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看来，中国文化缺少一以贯之的、清晰明确的“宇宙法则”。
文/小约翰
马克斯·韦伯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学术建树的西方学者。他心心念念，关切文化的突破与更新问题。西方文化在宗教改革后，从古代社会变成近代社会，但中国文化却一直在古代社会的静止形态中转圈，只有改朝换代，难见根本革新，这到底是为什么？
创新的关键
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韦伯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化变革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是观念。这里的观念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想法，而是一种“宇宙法则”，一种带有普遍主义的神圣法则。
在西方文化最大的突破更新中，新教伦理就起到了这样的重要作用。而儒、道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人的思维方式多是“向外适应”式，经世致用或明哲保身就成了生活哲学，也就没有了“非如此不可”的精神。没有了这种精神，也就没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以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新型人格。
中国人的超越追求本来就弱，中国文化传统很容易让人在入世中消解了超越追求，在出世中变成“自了汉”，致使价值被现象淹没，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变成“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甚至“知其可为而不为”，这正是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所着力批评的“逍遥精神”。
因此，推动创新的关键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信仰。迈克尔·波兰尼在名著《个人知识》中早就指出：科学史最伟大的进展，往往不是通过怀疑，而是通过信念来达成的。他称这种信念为“支援意识”，那是沉潜在人格深处的活的文化传统，他认为没有支援意识之“厚积”，就没有个人创造之“薄发”。
文学助推器
在文学史的创新和发展中也是如此。文变固然染乎世情，但决定作品深度和厚度的，不能不说是作家的精神资源，是文本背后那种独特的眼光和世界观。难怪一个学写作的人拿篇小说向列夫·托尔斯泰请教，托翁看后不客气地说：“您这篇作品除了想写、想发表的欲望外，一无所有！”托翁的意思是绝不能为了写而写，更不能为了发表而发表，而是要有非写不可的感动与发现。
詹·斯卡塞尔说：“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们只是将它发现。”写，是听到了真理的召唤，写作是对此召唤的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宗教信徒那样的精神和心志，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没有大气的作品问世，哪来的文学的创新和更替？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伤之所在：当代写家们普遍缺少信仰，这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的萧条与死寂。
变革的动力
信仰不只给人眼光去发现真相，也给人勇气去坚持信念并推动变革。在这方面，英国废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威伯福斯及其所属的“克拉朋联盟”提供了榜样。
威伯福斯在信仰基督教后，曾想退出肮脏政界。
他写道：“我非常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约翰·牛顿牧师。
很多人都会唱牛顿牧师写的《奇异恩典》，在歌词（英文原文）中他称自己是一个“无赖”，因他年轻时曾贩卖过黑奴，悔改信主后成为牧师。年轻的威伯福斯向年已60岁的牛顿倾吐苦恼，表达了欲退出政坛的想法。
约翰·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工作中撤退，而要依靠上帝走下去。他对年轻人说：“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
后来，威伯福斯在议院中看到上帝给他的废奴运动异象，开始了长达18年乃至40年的奋斗。1807年，英国议院终于通过议案，废除最不人道的奴隶贩卖。后来，此议案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改变了千千万万个黑奴的命运。
威伯福斯在《真实的基督教》中说：“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作见证，并且义无反顾。”诚哉，斯言！这是他为废奴运动坚持一生的心声。
缺少宇宙法则
鲁迅说，没有新人，就没有新文艺。退一步来说，没有新人，就没有新文化。但人怎么成为新人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信仰者，才能有一种新型人格，才能去推动变革。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参《约翰福音》14:6）这给人和文化都提供了一条因真理而更新之路。
那为何中国自身的文化很难产生真正的信仰者？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所发现的：一种文明只有是伟大的悲剧文明，才能产生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的冲突，才能有“宇宙法则”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悲剧其实就是“宇宙法则”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致。
在韦伯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悲剧文化，但中国文化中，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其自身与生存现实间的冲突，都不是上下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间的冲突，而是同一世界两个不同层次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天空，因为没有神学家卡尔·巴特所说的“绝对超验的他者”，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作真理本体，就注定了文化的天空不足够高远，也就没能超越现实生活外的“绝对律令”。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宇宙法则”。
在韦伯看来，中国文化缺少一以贯之的、清晰明确的“宇宙法则”。所以，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向外适应”式，而不是清教徒那样的“由内而外”式。
不能搅动灵魂
鲁迅对中国文化难以更新和改变予以考察，得出了和韦伯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道家所谓的“不撄人心”。用钱理群的翻译就是“不搅动人的灵魂”，于是儒家就成了专制政权的“帮忙”，而道家就成了“帮闲”。最终，中国文化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人性幽暗里应外合，就造成了独特的阿Q“精神胜利法”，动不动就喊叫“老子从前阔多了”，从而拒绝改变。
难怪鲁迅感叹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而那么多聪明的中国人，其实是处处狡猾、精明，骨子里才不会因信仰而碰撞现实，反而是惯于隐忍、明哲保身，认定“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庸也就成了圆滑的代名词。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高远的信仰和理想，而不是为了拼一把龙椅，不是为吃一口饱饭，不是为泡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不是陈胜所谓“苟富贵，勿相忘”；同时，你也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才谈得上变革与更新。但这种人，有吗？这也就难怪，曾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的陈胜，当一起种田的同伴在他做王之后去找他时，陈胜怕他提起那些难堪的旧事，竟把他杀了。
鲁迅又感叹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种氛围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变革？哪有真正的动力和勇气去更新与发展？
要听天启圣言
说这些，并不是要攻击中国文化，也不是自挖祖坟，而是严肃、认真的研究、思考与反省。中国文化缺少具有超越性和绝对性的“宇宙法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天道观，但这“天道”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这天道观，本来就薄弱，再后来又越来越收归人心，人心又特别被人性幽暗所占据，再高深的天道也难免“曳尾于涂中”！
相比之下，圣经则清清楚楚地以天启圣言作为宇宙性通则，一上来就强调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万物都是这位上帝的被造物。同时，上帝就是绝对真理。上帝更把他的诫命透过摩西教导人类。哪怕没听过这诫命之人，上帝也还是把这一道德律令刻在人之心版上。
遗憾的是，人类堕落，拒绝聆听，心灵深处律令不彰。故而，上帝就启示人写下圣经，作为成文的特殊启示，来传递这份高贵无比的信仰。
于是，尘埃落定，道理退台，真理出场。
这真理来，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成全人；不是要打击文化，而是要更新文化。正如耶稣所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
作者现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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