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经济学的社会文化，长者如何规划老年、安享晚年呢？
文/方镇明
当前，全球大部分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医学的发达，也使大部分人会踏入老龄（本文老龄、长者皆指65岁以上的人。编注）的阶段。[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当前有1.25亿人口超过80岁。[2] 对此，各国皆提出不同的社会政策和计划，如中国的 “三孩生育政策”。
人口老化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民生和跨代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从经济学、生物医疗和基督教的角度，来探索长者生命的价值及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果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了解长者可能面临的困境（例如，寂寞、长期依赖别人的照顾……），便能够以适切的态度为长者的将来作出详细的规划，满足长者的需要。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老龄化
无论是在中国或北美，现代人都惯性地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审视老龄化问题。由于长者对商品的渴求相对减少、逐渐淡出社会活动，再加上降低劳动力，不但长者的经济价值远低于年青人，且老龄化趋势会减慢经济的发展，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3]
有些经济学家预测在未来的25年，老龄和残疾成人会大幅增加，以致于常年需要医疗干预的人数将倍增。他们将会耗尽庞大的医疗资源，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使暗淡的经济前景雪上加霜。[4]
就经济贡献而言，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长者并不是球队中最有价值的球员，政府必须慎重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例如，一位90岁的长者需要进行髋骨手术，但是医院或医疗保险公司可能拒绝批准这项手术，因为患者康复后，能够正常使用髋骨的时间不多。
又如，在新冠肺炎蔓延的初期，西欧有医院在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的情况中，决定把呼吸机给年青的病人使用，而长者只好无奈地等待死亡。有10位医生更在《新英格兰期刊》中发表类似的言论，强调如此可拯救更多的人或最能活着的病人。在这里，市场经济学被视为是厘定公共资源运用和政策的最主要的决定者。
面对市场经济学的社会文化，长者如何规划老年、安享晚年呢？很多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从经济学和精算学的角度作出分析，认为个人准备老龄化的最好方法或心态，是要准备并增加个人的退休金、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使长者不会成为社会、他人和社会的负担。
以上观点是根据今日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要求每一位长者自己有财务规划，却没有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作出长远的计划。如果政府以这种角度审视全球老龄化的趋势，怪不得长者都被刻板地视为是“负担”而不是“资产”！
二、从生物医疗的角度看老龄化
今日的生物医疗经常把人的身体视为一部机器，人的衰老和死亡是由于这部身体机器的某些配件出现问题引致。根据这理解，长者都是需要修理的对象，而生物医疗技术能够解决衰老导致的毛病。
根据加拿大对魁北克省的调查报告，6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1/3死于癌症， 1/3死于其他疾病。换言之，有2/3的长者在疾病中不能复原：他们的智力逐渐下降、身体软弱、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在情绪上感到痛苦、失望、惧怕、忧虑、寂寞、后悔、甚至愤怒。[5]
生物医疗假设衰老和其中所衍生的疾病，是不正常的，是一种需要研究和接受专业治疗的现象、事件；今日的医疗科技和医药必须加速发展，帮助人减慢并抗衡衰老和死亡。[6]
这种否认生命实貌的态度，也表现在医院病人的死亡证上：法律上，医生不容许填写“年纪老迈”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必须是某种疾病所导致。[7]
由于现代人习惯从生物医疗的角度看待老龄化，因此容易把老人视为低于正常或需要接受治疗的对象——长者是明日黄花，即使过去如何芬芳，今日却要面对使人发愁的衰残。这使很多人都惧怕年老，希望逃避死亡和老化。这种态度疏忽了衰老和死亡是要提醒人、寻找生命的永恒意义。当人获得这永恒的意义后，便能胜过衰老和死亡的限制，生命活得快乐。
三、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老龄化
基督信仰强调“孝敬父母”（参《出埃及记》20:12），并认为人有责任对衰老的长者加以支持、照顾和看重。我们会从以下5个方面，根据基督信仰重新审视、肯定和帮助长者活出生命的价值。
1、经济学难以量化非金钱的价值
现代人惯性地使用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老龄化，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被客观化和「经济化」了。例如，市场经济学视90岁长者的生命价值低于年青人，因而拒绝或延迟他的髋骨手术。此种偏颇的价值观是单单根据数字而作出裁决，并不一定正确。
2、长者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市场经济学使用市场价值评估人的价值，认为长者在经济和劳动力上不及年青一代。但事实上，长者在社会上的参与、责任和贡献仍然存在，只是他们可能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或重视。
很多长者在年青时为社会作出贡献，如今老有所依，参与各种文艺和社交活动，享受剩余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是传统文化所欣赏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却无法量化这观点，进而贬低长者生命的价值。
其实，长者能够连结不同的年龄层，这是另一种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形式。例如，作为另一半或孙儿们的照顾者；帮助比他们更老的邻居或朋友；聆听在疾病和苦难中人的倾诉；参与各种志愿者的工作；向年青人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传统、历史文化和生活智慧，引导年青世代，等等。
人不应该轻看长者对社会的参与、贡献和价值。更遑论一些有才能或经济实力的长者在社会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当前世界某些国家的政要，都是长者。
长者们的个人特质、背景、经济能力和健康状态各异。他们的身体不一定是不健康的；也不一定只关心自己同年龄层的福利，例如，很多祖父母反对增加养老金福利，情愿政府把资源运用在孙儿的教育上；他们的选择说明他们关心社会和下一代的需要，而不是把有限的资源仅仅用在长者身上。[8]
3、再思“孝敬父母”
当遇到家中长者需要被照顾时，现代人普遍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意愿满足此需要。因此，有些人把责任全然归到政府的专业机构或小区的医疗设施，忽视了培养他们自己与长者的关系。[9]
然而，社会（特别是家人）必须重新思考年青一代对长者的责任和义务，避免消费时代用完即弃的态度。圣经“十诫” 的第五诫是“孝敬父母”，在“爱人的诫命”中最优先，是面对老龄化趋势最合宜的态度。
差不多所有长者都惧怕某种形式的死亡：或惧怕生命会在极度和无休止的痛苦中结束；或惧怕孤独而终，受无法忍受的烦闷所煎熬；或怕成为他人的负担，需要完全倚赖别人的照顾。然而，即使有可能遭遇以上困难，很多长者仍然表示，如果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能够有人（特别是家人或关心他们的人）照顾、陪伴他们走完人生旅程，他们将不再惧怕死亡。[10]
基督教认为 “孝敬父母”，是对长者最好的礼物。
耶稣在世时同样严格遵守这诫命。当他经历死亡的最后阶段，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仍没有忘记关爱他的母亲，托付门徒约翰照顾母亲马里亚（参《约翰福音》19:26-27）。爱，是耶稣实践“孝敬父母”的动力——人要接待长者，供应他们的需要，就像约翰对待马里亚。
今天，“谁是基督的母亲”呢？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对长者的照顾能够超越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吗？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和照顾长者呢？基督教认为人被呼召去“孝敬父母”或照顾长者，并不是建基于长者的生产能力，也不是由于每一位长者都是有智慧或有德行的，而是基于他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11]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到痛苦、疲劳和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中，基督教认为，长者的生命仍是有价值和值得人照顾的。因此，政府、教会机构和家人必须关顾长者（特别是那些缠绵病榻者）的需要，不要让他们孤单地面对困难，而是得到安慰与照顾。
4、盼望重视专业照顾者的行业
怎样孝敬长者是值得商讨的议题。一般人进入老龄阶段后，基于身体、心理和情绪方面的需要，会盼望除了家人，小区也能够提供足够的长期家庭护理员。
然而，今日照顾长者的家庭护理员往往薪水低、训练不足、不受尊重。如果这情况不加以改善，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照顾者满足社会老龄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必须未雨绸谬，作出长远的计划，并投放资源，提升认证家庭护理员的专业要求，也调高他们的薪酬和社会地位，借此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
另外，如果大型的教会或宗派资源丰富，需要重新探索教会在护理长者中所扮演的角色。初代教会热心照顾社会上的穷人（参《罗马书》15:26；《加拉太书》2:10；《利未记》19:10）和孤儿寡妇（参《使徒行转》6:1；《提摩太前书》5:3），同样，今日的教会看到老龄化时代的需要，也应该直接参与服务贫穷的长者，让老龄世代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
人都期望自己能够老有所依。在基督教会中，这具体体现在人透过浸礼、圣餐和其他领受恩典的途径，享受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必然牵涉以合宜的态度面对长者的衰老和死亡。如果我们把这态度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便能有效地彼此服务和照顾长者了。
5、重新反思衰老和死亡的意义
医疗的目标是要透过医疗科技，阻止疾病，设法延长生命，对抗衰老、甚至死亡。然而，基督信仰认为，衰老和死亡是生命成长的必经阶段——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因此，生物医疗的目标应不是设法延长生命，而是要让病人不需要面对无谓的痛苦 [12] ——这不是上帝原先创造生命的目的。
基督教认为，衰老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提醒人要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人达至新生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转化——要引导人回归创造生命的主。虽然衰老和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且复活，并应许所有相信和依靠他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
因此，基督徒不再感到年老的过程是恐怖的；死亡不是惩罚，乃是从必朽坏的身体转化为不会朽坏的复活。
面对复活的盼望，基督徒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学习如何透过基督的同在去面对衰老和准备死亡；且到了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死亡是被欢迎和拥抱的，因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局，衰老在永恒的将来也不是不能改变的事实。[13]
基于这种信念，基督徒在老龄化的趋势中会更热爱福音，相信人能在衰老和死亡中寻得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是用市场经济学无法描述的意义。
注:
[1] 以北美社会为例，一般男性平均有80岁寿命，女性有84岁。如果以65岁作为退休年龄，这表示长者还有15至20年的“老龄化”生活。Isabelle Van Pevenage, Patrick Durivage, Anne-Marie Sequin, and Laurence Hamel-Roy,“Do Older Adults Wish to Die at Home (and Can They?),”in Getting Wise about Getting Old: Debunking Myths about Aging, ed. Veronique Billete, et al. (Vancouver: Purich Books, 2020), 209.
[2] “Aging and Health,”(February 8, 20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sessed July 21, 202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
[3] Sherwin Nuland, 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254-55.
[4] Paul Osterman, Who Will Care for Us?: Long-term Care and the Long-term Workforc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7).
[5] Isabelle Van Pevenage, et. al.,“Palliative Care for Those Dying of“Old Age,”in Getting Wise about Getting Old: Debunking Myths about Aging, ed. Veronique Billete, et al. (Vancouver: Purich Books, 2020), 199.
[6] Joel James Shuman,“The Last Gift: The Elderly, the Church, and the Gift of a Good Death,” in Growing Old in Christ, ed. Stanley Hauerwas,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155.
[7] Nuland, How to Die, 43.
[8] Marious R. Busemeyer, Achim Goerres ,and Simon Weschle,“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ve Sending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Ageing: The Rival Pressures from Age and Income in 14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 (July 2009): 195-212.
[9] Susan Pendleton Jones and L.Gregory Jones,“Worship, the Eucharist, Baptism,and Aging,”in Growing Old in Christ: Aging and Long-Term Care in Multimcultural America (New York: No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152-53.
[10] Marie de Hennezel, The Art of Growing Od: Aging with Grace, trans. by Sue Dyson (New York: Viking, 2012), 142.
[11] D.Stephen Long, “The Language of Death: Theology and Economics in Conflict,” in Growing Old in Christ, 143-46.
[12] Daniel Callahan, Setting Limits: Medical Goals in an Aging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160-164.
[13] Alasdair MacIntyre,“Patients as Agents,”in Philosophical Medical Ethics: Its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ed. H. T. Engelhardt and S. F. Spicker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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