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竹心
乞丐那狡黠而浑浊的眼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一座贫瘠安静的北方小城，有一个长巷，里面有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父母每天清晨上班后，我和妹妹被锁在屋里。我们画画、认字、玩布娃娃，陪伴我们的是掺杂了玉米面的动物造型饼干，和一人一碗白糖水。
日子，平顺静好。
一日，门前出现了一位正在挨家挨户乞讨的乞丐。他衣衫褴褛，面目肮脏，一头乱发。我和妹妹吓得缩成一团，紧紧挤在房间一角。只见他手遮前额，抵在玻璃门上朝里窥视。我们看见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嘲弄般的冷笑，眼神狡黠浑浊。
我和妹妹吓得大哭，拼命呼喊“恒庆姥姥”。恒庆姥姥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听到我们的哭叫声，她的小脚迈着碎步，一步一摇晃悠悠地走来。恒庆姥姥慢条斯理地说：“人家父母不在家，你还是走吧，小心吓着孩子们。”
那一幕带来的恐惧，就像一枚印章深深刻进我的心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直视家门上的那块玻璃，仿佛狡黠浑浊的眼神、嘴角的冷笑，永远印在了上面。
后来，父亲在房子前面围了一圈木栅栏，栅栏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在我们与乞丐之间多了一道屏障。从此往后，乞丐只能站在栅栏门外，再也不能趴在玻璃门上对我们冷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妹妹相继读书。一个又一个冬天的夜晚，冰天雪地，父母不能按时下班。我们窝在家里，凝神静气，战战兢兢地等待父母。呼啸的风声、偶尔的犬吠、行人走过的脚步声，总能使我们产生一阵阵恐惧感。
直至听到开锁的声音，栅栏门被推开的一霎那，恐惧迅即离去。我们欢呼雀跃地奔向门口，迎接晚归的父母。
疫情召回童年地震的恐惧记忆
小学二年级，春暖花开，鸟鸣蝶舞。
午后，我走进教室，慢吞吞地打开铅笔盒。一条毛毛虫赫然躺在铅笔盒里，慢慢蠕动，吓得我一溜烟地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哭。在巷口碰见骑着自行车要去上班的父亲。父亲载着我返回教室，打开铅笔盒，捏走蠕动的毛毛虫。
年少时光的父爱如山，驱散了我的恐惧。
光阴如白驹过隙，年复一年。时间的指针走向2020年的春天。
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鬼魅般地蔓延。它们攻城略地，突袭人群，从东方到西方。人类却束手无策，防不胜防，赤手空拳打一场毫无准备的战役。
更令人恐惧的是不知道敌人是谁，藏在哪里，何时出击，目标是谁，如何迎战？恐惧情绪如同病毒一样疯狂蔓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面临这场疫情，我尤其担心年近八旬的母亲的安危。想起母亲在2019年秋天刚刚大病一场，元气尚未恢复；我午夜恐惧袭来，突然惊醒就睡不着了，迷迷糊糊地给母亲打个电话。神经质地嘱咐一番，方才心安。
二月底，故国的疫情渐趋平缓，病毒开始在美国传播。恐惧如同尼亚加拉瀑布撞在山谷，大洪流，四散飞溅。彼时，我正暂居在纽约曼哈顿东河边一幢公寓楼里。
为了安全，除了购买生活用品，我足不出户。
一个个飘着雨雾的清晨，临窗俯瞰东河，烟雾弥漫。眼睛盯着微信上铺天盖地的疫情消息，除了恐慌，便是恐惧。
那段日子，我一直劝说儿子退掉原定于春假期间去日本、韩国旅行的计划。儿子则一直挪揄我夸大疫情、制造恐慌情绪。终于，惊蛰的那一天，儿子取消了旅行计划，我担忧的心才复归平静。
时间，从容走过。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光，循规蹈矩有条不紊。万物如常，只有疫情甚嚣尘上。
过了一个周末，在纽约的大学，一所一所相继关闭。儿子所在的牙医学院只是取消了去医院门诊实习的安排，却没有关闭学校诊所。儿子每天进出学校，面对一个个病患，难道不知感染病毒的风险有多大吗？恐惧如幽灵一般席卷而来。
随即，口罩、手套、洗手液、手纸，一样样地脱销。紧张、焦虑、恐慌，如东河的水雾渐趋浓密。
再然后，就是跳跃、失控。确诊人数成倍成倍地增长。
时光倒流，慢慢后退40余年。一幅旧日的黑白胶卷，电影镜头似地慢慢拉开。
遥望1976年夏季，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铲平了唐山。相隔几百公里的小城，也感受到了巨大撼动。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恐惧。父亲动手在院子里搭建了防震棚。半个月后，抬着伤者的担架从火车站运往小城的大小医院，担架在巷口的大街上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前没有头，后不见尾。直至夜幕落下，担架的队伍始终未停。
时过境迁，其它的记忆均已模糊，唯有伤员头上缠着的纱布，和纱布上浸湿的鲜血，清晰如昨。
地震和病毒，形态不尽相同。但带来的恐惧，又何其相似！
时光交错，彼时的少年，如今人到中年；昔日的小学生，成长为今天的妻子和母亲。几十年的岁月变迁，年龄、身份、经历，所处的环境、地域，早已翻天覆地，唯有恐惧依旧如影相随。
恐惧究竟是什么呢？为何我们渴望摆脱恐惧，却始终难以成功？
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中一语道破：人类最原始且最强烈的情绪，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未知事物，是指超出人们了解、认知、掌握和管控的事物。
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乞丐、虫子就是超出掌控的，因而恐惧；对于当年的父亲来说，地震就是超出他所掌控的，因而恐惧。由此可见，恐惧随着年龄、阅历、知识的增长而改变或淡化，但是恐惧所赖以依存的心理土壤，却始终相伴，不离左右。
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犹如一个全新的敌人，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威力，摧毁人类防疫和公共健康的“马奇诺防线”[注]。
与此同时，对于未知病毒的极大恐惧，滋生出漫天谣言。而谣言比病毒本身的危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认知的局限丝毫不会削弱对恐惧的想象力。相反，经过想象力修饰、加工的恐惧情绪，渐渐脱离了人的正常思维、理性、思考和判断，被无限放大、膨胀。
恐惧情绪以无以复加的威力席卷它所依附的载体——人类。
于是，被恐惧裹挟的我们，开始忧虑、愤怒：我们怨天尤人，彼此指责，相互攻讧，像极了老祖宗亚当和夏娃。据《创世记》记载，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背离上帝之后，他们彼此推卸责任。诸如此类的闹剧，在庚子年间，轮番上演，愈演愈烈。
人类怨天怨地怨别人，却似乎从未认真地自省。
互相推诿，逃避责任，甚至嫁祸于人，是人的本能。就如恐惧情绪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恐惧的本能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如果说恐惧的附加产物是忧虑和愤怒，那么恐惧的本源又是什么呢？
永远的守护驱散恐惧
乞丐浑浊的眼神，伤员渗血的伤口，铅笔盒里蠕动的毛毛虫，新世纪诡异的病毒，都使人产生恐惧。
而事实上，每一个恐惧情绪的表象背后，都深藏着一个要承担失去后果的风险，和害怕失去的忧虑。
那么，到底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恐惧，还是因为要承担失去的后果而恐惧？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或许害怕失去之前的恐惧，远比失去之后的恐惧更为恐惧。
因为失去只在一霎那，恐惧也是在霎那间。一旦真的失去，身临其境，或可泰然处之。
然而害怕失去的恐惧是一个过程，甚至是漫长而折磨人的——带来时断时续、时深时浅，拉锯般地来回切割的煎熬。所以，恐惧本身所产生的恐惧，其实是最可怕的。
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后，即背负着死亡的惩罚。自此，死亡成为人类世世代代无法逃脱的结局，这是人类的终极恐惧。
新冠之下，一个个跳跃着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已然逝去的鲜活生命。
逝者已矣，而活着的生者，却要面对失去生命的恐惧。以及死后未知的恐惧：是天堂或深渊？是光明或黑暗？是永远的伊甸园还是永恒的沉沦？
既然恐惧与生俱来，那么躲避恐惧，寻求保护和安全，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渴望。
有了保护，恐惧散去，平安就降临。如同父亲圈起的栅栏墙，捏走的毛毛虫，搭建的地震棚。父亲的爱构筑的庇护所，守护着年少时的我，虽有恐惧，但仍能平安静好。
只是，守护我几十年的父亲，在几年前6月的一个黄昏里，离我而去。原来，人世间的保护只是一段或长或短的有限时光。
而我呢，却渴望那种永远的守护，比父亲的栅栏墙和防震棚更坚固，更恒久。
超越父亲的爱和守护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更长久更博大——有了天父，便有了不灭的爱。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参《约翰一书》4:18）
注：
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防德军入侵而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构筑的筑垒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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