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灵
青年时期的困惑
韩战方酣之际，我在上海出生。童年时代家里从未有人同我讲起过神，也没有任何关于教堂的印象，只记得隔壁江家奶奶生病时，来看她的人有时会讲到神什么的。有一天，我正在她家玩，有几个人来看她，临走前跟她说耶稣会帮助她之类的话，我不知道那就是祷告。回家问奶奶，耶稣是谁，奶奶说，她不认识，但爷爷从前认识。1994年5月15日，我受洗，并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爸爸时，他跟我讲起了爷爷的故事，我这才明白奶奶为什么会那样说。原来我爷爷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父母养不起五个孩子，我爷爷是一个外国传教士领养大的。长大后，他没有去事奉神，而是走出教堂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对此，爷爷生前常常感到对上帝的亏欠。现在，我信了主，这对爷爷的在天之灵肯定是个莫大的安慰。
我没有真正上过一天中学。1969年我也算中学毕业了，1970年还被当作“知识青年”送到江西农村插队务农。我毫不犹豫地打起铺盖，因为我也终于能够革命了，我希望革命能改变我的命运。想不到在农村无论我多么能吃苦，多么努力地干，甚至拚命，回城进工厂的机会还是轮不到我。我并不因此而失望，我盼望着另一种机会，那就是上学。我喜欢读书。1973年，国务院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考试，我的机会终于等到了。我获得了总分全县第二的好成绩，而全县有十二个上大学的名额，这下不怕榜上无名了吧。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按文章，把辽宁省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场上交白卷的行为称之为“敢于向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作斗争的英雄行为”。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那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事已经让人见多不怪了。可是这件事实在荒唐得离谱，我一气之下写信到《江西日报》严厉驳斥。结果，我被拖去办了近一个月的“学习班”，要我深刻检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深挖各种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上学的资格更是早被取消了。我被完全搞糊涂了，真不知道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公理。据说这一切都出之于马克思主义，我决心要弄个明白。
煤油灯下，我翻开了马克思的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我一本一本地读，发现其中有些理论的含义确实与当时的造反派引用、诠释的一致，而有些则不是，有些甚至与当时的所谓“革命理论”完全相反。我觉得自己必须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去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真实思想。
求学与“叛逆”
1979年，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当时，在我们大学生当中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本来是个神圣的话题，却引起了我痛苦的回忆和思考。年底，上海市大学生演讲比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我进入了前三名。决赛那天，我特地穿了一身黑衣服，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来赞美，而是来祭奠我们的祖国的。因为“祖国”一词的内涵早已完全被国家所取代了。全部的民族内容和文化意义完全消失了，其中民族性被阶级性所取代，而文化已被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为意识形态的需要所“用”。
当我演讲时，前排的要人们早已面露怒气，只是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才使他们没敢当场发作。比赛结束了好长时间才宣布发奖，奇怪的是在场的听众比我还有耐心，全部在会场里等着。其实，我压根就没想要得奖。最后，他们给了我三等奖。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明白这掌声的含义，我更明白，大祸将临了。果然，当晚我正要去图书馆自修，一位政工干部领着两个陌生人（后来知道他们是公安局政保处的）在宿舍门口拦住了我。他们要我把演讲稿交出来，我说这是即席演讲没有讲稿。他们要我深刻检查，我也无法从命，因为我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不知道检查什么。他们走后，学校规定我每天临睡前要到系里的政工负责人那里去汇报当天的活动，否则就开除学籍，交公安局处理。我每天只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之间打转，外出也有人监视。最不可思议的是，大年初一，我还在床上，一名政工干部就带来一个陌生人给我“拜年”。
1983年大学毕业，华东师范大学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了三年哲学和伦理学。八六年我又考取了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同年结婚。八九年初，哲学系根据我的学习和论文情况，决定我留校任教，并免试直升攻读博士。时到春季，随着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京沪两地的学生均有举动。“六、四”之后，有人向学校检举，说我是上海学潮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人民广场的演讲者。学校取消了我博士生的资格，并将我开除。公安局对我进行了多次审讯之后，规定我不准离开居住区，随时准备听候传讯。三个月后，终因证据不足，决定对我不作处分。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十月份开始，我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
1992年2月，我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参加“中国宪政”的研究计划，我的人生道路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寻找与得到
这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我受洗归主，成了一名基督徒。
经过历次运动，特别是一场文代大革命，中国文化和道德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力已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取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曾经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绝对支配力的意识形态也随之瓦解，成了徒有虚名的存在。沉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恶念”便无所顾忌地冒了上来，神州大地一片“恶”浪滚滚。中国需要意识形态，至少在传统文化和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恢复之前，我们应当为社会提供新的意识形态。我当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
应该说，八三年前后，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展开的理论争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后来很快又把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失去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气氛，也失去了建设性工作的可能。人道主义这个充满着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情感的概念之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原因就在于它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可以说这是人能够想像出来的最高理想。由于人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能满足这种理想的社会，所以，实际上它的道德意义要大于它的社会意义。它的进步作用在于促使社会不断地完善。但是，如果以此为原则去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只能是个乌托邦，不具有现实性。
我就是抱着重建意识形态的愿望去读研究生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本打算在博士阶段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再下一番苦功，“六、四”却打断了我的计划，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问题再次突现在人们面前。不过我还是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去发掘中国宪政的理论基础，但这个基础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因为，即便是“自由”、“人权”这样的概念，其现代意义也是制度化，而不是它的浪漫主义内容。可是，如果我真的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宪政”揉合在一起，这样的“宪政”还是不是它原来意义上的“宪政”。真正的宪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土壤？对此，我感到茫然，不知道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什么精神为基础的。
我一头栽进了对美国的社会历史的学习和考察之中，我的思绪漫游在书卷的同时，脚步也漫游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和海岸。我怎么也没想到渐渐展示在我面前的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大能 正是那些信靠神的人们按神所启示的真理创造出了人间奇迹。我过去常常觉得自己的精神处于恍惚之中，原因就在于，我或者把别人的话当作真理，或者把自己的话当作真理，而这不正是人类自我放大以后的精神变态吗？真实的情况是，人类在不断创造各种知识的同时，也在编织精神的金丝笼，所谓进步也就是这个金丝笼显得越来越精致而已。我也突然领悟到，原来我所仰慕的美国政治民主、科学先进、经济繁荣这当今世界的三朵奇葩其根不在人，而在神。是神把创造所需的道德、智慧和力量置于信祂的人心中。原来我以为自己的某些想法出于高尚的动机，其实至多也只是一种能够被人承认甚至赞赏的私欲而已。当我读圣经，看到耶稣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站在康州的海滨，高举着双手，仰望上苍，一种奇妙的感觉通遍全身。这太不同寻常。我立即赶回纽约，找到牧师，问他，我够不够资格做一个基督徒。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便同意给我施洗。
我终于得救了，新生后的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但对自己的同胞却有着沉重的负担。我天天祷告，求神开路。终于，我感到了神的呼召。1995年1月，我异常顺利地进入神学院，开始接受神对我的重新装备。一个学期之中，神就让我再一次坚信：我现在走的路是一条最值得走下去的路，因为这是一条永生的路，是天路。
作者来自上海，现在纽约进修神学。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