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维东
“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排遣时间的方法，构成了我的另一部分血肉。我手持地址走上风雪弥漫的大街，我将被什么人接纳或拒绝？”
——西川《致敬．冬》（题记）
说实话，读《还乡》这篇小说时感觉非常不舒服，又怕又恶心。但我没法不读下去，那血淋淋的真实迫使我面对它，回避不了的，因为我们就生活于其中。
《还乡》相对于北村其他的“布道”小说而言，显得很怪。他使用了平行结构，叙述略显复杂，一个是“我”的视角，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宋代的视角，而“我”就是宋代，这不足为奇。奇的是，宋代死了，那么现在说话的是谁呢？（笔者注：缩写时为叙述方便和使结构简单些，削去了第一人称部分，并将其中某些重要的信息揉进第三人称的叙述。）全书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氛，仿佛一个游魂在无尽的黑暗中行走、哭泣，诉说着阴世与阳间的绝望。北村用令人颤栗的笔法勾勒出末世的缩影。
《还乡》不同于北村以往小说的另一个地方，是他写了群像 五个诗人令人心酸的命运。他以往的小说写的都是个体，即使长篇《施洗的河》也是以诗人流浪的个人经历贯穿全书。五个诗人中的四个 宋代、周朝、麦子和东烟是当年同在杜村插队又同时回城的知青战友。到樟板后，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追求理想的热情使这四个敏感、有天份的年轻人同时成为全国知名的诗人，他们的笔端流露出爱与力量，打动了无数读者。他们把共同栖居的小木屋取名叫“杜村”，用以纪念过去的岁月。一时间，叫做“杜村”的那间小木屋成了全国的诗歌圣地，美其名曰“诗歌公社”。从这四个诗人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代表两种过去式 “宋代”、“周朝”是文化与道德的过去，“东烟”与“麦子”显然是田园生活的过去。第五个诗人，小说中最神秘的人物海娃，则是生命力的象征。这五个人有个共同点：爱诗，诗就是一切，就是生命，或者说就是他们的神。
然而，他们的辉煌岁月宛若流星一闪而过。众所周知，自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汹涌的金钱狂潮摧毁了一切价值的堤岸，苦难的中国刚结束一次精神浩劫，又陷入另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可怕。在前一个灾难里，人们至少还知道善恶之分，相信光明必将到来，正如顾城诗中所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这种希望的脉动是当年诗歌空前繁荣的根本原因。但后来不同了，崇高贬值了，理想死了，良心睡了，只有金钱与贪婪的欲望异乎寻常地闪着光。当意义退出生活，人活着几乎跟狗没有什么两样。绝望的海娃哭着问宋代：“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狗也活在世上？我们跟狗有什么不同？”宋代哄着他也是哄着自己：“我们会写诗，狗不会。”可是当生活不再是诗的时候，“诗人”这个称谓就显得相当可疑了。
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失望，周朝在他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去了法国，他幻想能在那个艺术之都重新发现诗的国度，不幸的是他掉进了“纯粹艺术”的迷宫。他不再是诗人了，成了语言的“泥水匠”。为了生存，为了保住“诗人”的名头，他“走向词／走向语言／在内部的经历中翻转”，他再也没勇气和当年的诗友们谈论诗了，也许只有“翻转”得晕头转向才有勇气“面对”生活。宋代毫不留情地痛骂周朝，说他的诗是淫词艳曲，“越写越操蛋了”。宋代来到巴黎的动机和周朝当初一样，可是他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他是真诚的，他不愿为写诗而写诗，又与巴黎文化圈的那帮“匠人”格格不入。这时，死亡像根看不见的鞭子抽打着他的灵魂，他无数次对自己对朋友说过：“写不出诗来，我就死。”
为了摆脱死亡，他像只丧家之犬，远走澳洲，找到一个世界上最荒凉的小岛定居，企图在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发现生活或者说是诗没有堕落的证据。不久，离群索居的孤独感迫使他进一步思考生命的意义，在腐朽的寂静中，他听到心灵的声音：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在这荒岛呆一辈子，太可笑了，你不过自己骗自己。那个像巨大坟墓的小岛给他有限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宋代再也无法忍受冥冥中的诘问，迫不及待踏上还乡的归途，走进回忆的逆旅。宋代的还乡对于他个人而言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那是他对于生命的最后一次尝试。
一到樟板城，眼前的一切就给宋代沉重一击，什么都面目全非了，“变得使人错愕和不能忍受”。在巨大的变化面前，“人简直不想回忆”。最让宋代伤心的是，当年“诗歌公社”所在地竟变成“浪人酒吧”。宋代凄惨地对热情的吧女说他是从阴间来的。在沉重的暮色中他走出酒吧，面对茫茫夜色，他产生了举目无亲的恐惧与绝望，故乡在他眼中就像是黑色的大海。
他最后的目的地是当年插队的村庄杜村，当年他们在那里无忧无虑，因为有诗歌。宋代对于回到杜村能找到什么已经不抱希望了，他只想看看他最心仪的诗人海娃，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写诗。然而海娃下落不明，宋代花了不少“情报费”，仍然没弄清海娃究竟是死是活。在找寻海娃的过程中，宋代目睹了杜村疯狂、恐怖的偶像崇拜热。全村人的“爹”三叔公和巫师与鬼同行，画符索命，把个好端端的杜村整成一个阴风四起的地狱世界，可是村民们乐此不倦，而且觉得“很好。”他们心灵虽然麻木，本能却驱使他们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便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造神有着疯狂的热情了 一无所依的人连稻草都愿意拜上一拜。北村笔下的杜村无疑是中国时下的缩影。有个村民这样告诉宋代：是人嘛，总得弄个东西拜一拜，有东西拜一拜就行。看样子你也是个能人，以后杜村人说不定也会给你上供的。宋代不禁哀叹：到底谁是真神？
愚昧的村民可不管真神假神，对于他们而言，三叔公与巫师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清醒而不向邪恶低头的海娃成了他们眼中的疯子，在三叔公授意下，村民们先是用最残忍的手段将海娃阉割，把他变成不男不女的怪物，然后三叔公又逼他喝下纸符灰烬调和的水，一个诗人就这样被野蛮、愚昧的迷信吞噬掉。巫师更是邪术无边，他有本事阴阳相通，但他传递的地狱信息无疑是极其可怕的 在地狱之火的炙烤下，每个人的生命之花都枯萎了，每个人都口渴，渴得说不出话。巫师邪恶与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明明知道交鬼与偶像崇拜会将村民们带到何等凄惨的境地，但他不说（村民们也不晓得斥问），更不愿指出通往天国的路。
天国，那才是人类最后、永远的家园啊！
宋代知道人需要依靠，可他不清楚那个依靠究竟是什么。以前他的依靠是诗，而诗源于生活的美，生活的美其实是人性之美（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甚至我们可以说，人性是神性的一部分，是神赐予人的，它是良知，是希望。当人离神越来越远时，人性的美也就消失了，诗便在这个过程中堕落成毫无意义的“词和语言”，成了人炫耀自己智慧的技巧。宋代的悲剧在于他误把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诗视为本源。他返乡要找的是失落的人性之美，但故乡给这位游子以致命的绝望。海娃在诗中写道：“庄稼荒芜荆棘繁荣／这样的日子有谁喜悦／我需要求告／就像需要呼吸一样／绝望的天才啊／只有神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可惜他们都没深想那位甘愿和“尘埃亲近”的神是谁，也许他们以为诗就是神吧。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圣经，我想熟悉《新约》的朋友一定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和“尘埃亲近”的神。这位唯一的圣洁者不惜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在罪人中穿梭、呼告，最后被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哪一位“神”愿意这样以死来承担人的罪恶使人获得重返伊甸园的机会呢？中国的作家其实不少都有很明显的宗教倾向，但他们所说的神是不确定的，类似于“泛神论”。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天国只有一个，家园只有一个，（人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故乡吗？）；神只有一个，就像人只有一位父亲一样，只有认识那唯一的真神，才能走进最后故园的窄门。
正是因为在认识神的问题上出了差错，他们才产生这样巨大的虚空：“风把幸福吹散了／将来就像过去一样”。还有什么比没有将来更可怕呢？它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让人产生彻底的幻灭。曾经是著名诗人的东烟在发现自己写不出诗而又找不到地方安顿灵魂时，便一头扎进特异功能的诡异天地。他不敢再追问一切了，将万事万物皆归于无，归于混沌、原始，八卦就是他的诗。他的特异功能已练到相当高深的程度，一回家全楼的电视都失去图像。他有许多狂热的崇拜者，别人信他，他又信谁呢？混沌原始不是他可以“全身放松”、进入真安息的家园，只会加重他的空虚感。当他心灵完全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他投海自尽。走入汹涌的大海之前，他在沙滩上写下他痛苦的心声：心乱如麻！
一向善于打动读者的诗人麦子变化得最让人诧异，她成了个麻木的富商太太，什么都不想了，只顾尽情享受“生活”。表面上看来，她活得很滋润，可是作为诗人的她早就死了！她丈夫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太太就是闻名全国的诗人麦子，而是叫她“还俗”后的名字“阿美”。麦子的“健忘”使她得以生存下去，可是她那三十万元豪华别墅是她最后的坟墓还是最后的家园？麦子曾让宋代感动的爱心也消失了，当宋代向她诉苦说想回到樟板，她极其残忍地说：“你不就是从樟板出去的吗？”宋代对她的话“感到极其绝望，他觉得这简短的话，每个字都在鞭打和嘲笑他。”
宋代悄然回到故里，又悄然离去。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念。文化堕落了，道德堕落了，田园荒芜了。他把自己埋葬在那个远离祖国的荒凉小岛上，留给世界一份凄绝的遗书：我走遍大地，你们知道我需要多大的地方吗？就我的墓穴那么大。
宋代、周朝、东烟、麦子和海娃这五位优秀诗人的沉沦等于宣告了诗歌乌托邦的死亡。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幻象改变不了价值匮乏的现实状态，只有神性维度的终极关怀才能超越我们的本体生命，获得真正的精神重生。《施洗的河》中诗人刘浪蒙拯救后说：“在这样清晰和温暖的光中，捡起一根草都是美的。”（《孙权的故事》中亦有类似描写）这是只有在我们的家园中才可能有的美好感觉。
疲惫的游子啊，有一位慈父就站在他手所创立的家园门口，苦苦等着你回来。你可能会被世上任何一个人拒绝，但父亲会永远接纳儿子。
作者是安徽人，作家，现就读于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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