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到泉源──《海外校园》成立五周年纪实/蔡越

文／蔡　越

浮云游子意－－飘泊与干渴

飘泊，是中国人的名字。

不管沿途的风景多么美丽，不管一路走来是欢声笑语还是步履维艰，不管有无热泪、有无回头顾盼，当一个人决定把自己连根拔起、流放他乡的时候，就是飘泊，带着剥离的痛苦。

这是五十万飘泊海外的中国学人。五十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有过一个年代产生过这样一股浩大的“出国潮”。世界在窃窃私语：“倘若心灵可得饱足，理想可以实现，灵魂可得安宁，还会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涌出中国的大门吗？”

“在蔚蓝的大海上，

一只帆儿闪着白光。

它要寻求什么，

在这陌生的异地？

它失落了什么，

在那遥远的故乡？”

——屠格涅夫

五十万的莘莘学子啊，你们要寻求的，是什么呢？

叹今生，谁舍谁收－－海外新“天问”

故事一：1990年春天，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落日正把最后的余晖洒在青青的草地上，空气中流动着清凉柔和的芬芳。草地的一侧，静静地坐着一个黑发的男人，和周围的西式建筑形成一种对照。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他曾经拥有过一切：名誉、地位、鲜花、掌声……

然而当他在1989年选择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后，一切就都失去了。是他选择了失去，选择了飘泊，选择了在异国的土地上看落日中的草地。可是选择之后的他感到了生命下的空缺。原本构建着他的生命的许多东西在沉沦，理想早已被辗得粉碎，激情也被辗得粉碎；在所有的“主义”都体无完肤之后，他开始寻求新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最后的实在”。

“何处是我的归程？”他问自己。

故事二：1986年，美国旧金山医院的精神病房。一个目光呆滞的男子坐在摆放着防自杀家具的病房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死。来美六年，他辛辛苦苦地打工、读书、工作。当绿卡将要批下之际，却突遭解雇。老板拒签文件，跪下苦求无效；太太申请来美被拒签；全部积蓄六万元被骗走；最后，他走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飞出十尺之外，送到医院急救……绿卡、职业、金钱、家庭、健康，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失去。

“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故事三：美国南加州大学分子生物研究中心。一个年轻人站在一排试管前沉思　　那是试管婴儿的温床。在那里，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把精细胞和卵细胞放在一起，看着精子穿过卵细胞膜，变成一个崭新的生命。五年前，当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这样的实验时，他充满了制造生命的骄傲。他甚至和同事们一起安排人的精子和金黄地鼠的卵子结合，作为人工受精研究的一个辅助试验。然而，当他试验做得越多，信息越多，知识越多的时候，他却发现，生命的奥秘远不是他可以掌握的，遑论生命的创造。他和其他所有的科学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拉幕的人。戏演得空前绝后并不是他的功劳，他只是目睹而已。他对他的妻子说：

“生命的辉煌真的是来自偶然的碰撞？人类的受精难道不更像神迹吗？人，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故事四、故事五：日本东京，凌晨三点做“小报童”的留学生，他们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什么？”法国巴黎的一个地下室里，一位中年女人在哭泣。她的博士丈夫已另结新欢，她被留在那里自生自灭。她在绝望中呼喊：“谁来救我？”

茫茫碧落拳拳心－－我们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这是198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烈日照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小的天堂镇。风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田，把一丝清凉带进一幢小楼敞开的窗内　　屋内有一张办公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前沉思，而且，落泪。办公桌上放着他的名签“使者杂志主编苏文峰”。那些中国留学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尽管他和他的妻子都来自台湾。这些年来，作为一个牧者，一个文字宣教士，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国门是怎样打开的，他看到数以万计的中国学者学生带着梦想涌出国门，走向地球的每一个方向。他也看到了“六．四”以后，海外的中国学人中突然掀起的、由冷漠转为热切追求的信仰高潮；他看到无数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全新的拚搏：有人读书，有人打工；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欢笑，有人落泪……他更看到，当这些现象的影子飘过，在所有外在需要的背后，是人们共同的、内在的真正的需要——心灵的饥渴。

没有上帝的灵魂是永远不得安息的。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时，他把永生的概念放置在人的心里，他赋予灵魂权力以超越肉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也无法停止思索永恒的原因　　那是被压制的灵魂在叩问，欲求和那创造它的灵重新接通；那是干渴焦灼的心在呐喊，要寻求那永生的泉源。五十万中国学人的灵魂，在海外自由的天地里，正如此地躁动着。

苏文峰，这个带领过不少中国学人信主的牧师，辨认出了心中强烈的使命感。

1969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苏文峰和他的妻子郑期英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主编杂志、出版书籍长达十年。1980年，他们接受了使者协会的邀请，离台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州主编《使者》杂志十二年。那是一本以北美华人为对象的基督教中文杂志，主要探讨北美生活的课题及教会、查经班的方向。

在那十二年的文字事奉、外出讲道、牧会及神学院学习期间，苏文峰夫妇接触了大量留美、留日、留欧的中国学人。1988年6月，他们踏上了自小梦寐以求的神州大陆。面对那些骨肉同胞，感受到他们心中有无数的创伤和忧患，苏文峰夫妇心弦颤动不已。他们一再地问自己：“我们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更多涌向海外，逐渐形成“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世界也走向中国”之势。“若我们能把握良机，全力嬴得他们信主，中国今后的光景将截然不同。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无疑文字是最佳的媒介……”苏文峰在〈历史性时刻〉一文中这样写道。而他的太太郑期英则写道：“除了上帝和平的福音，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盼望？”

创办一份以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为主要对象的布道性刊物，增加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认识，推动慕道友对福音的反应及最终的接受，促进中国的福音化，这样的念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苏文峰夫妇的脑海。日日夜夜的迫切祷告中，在1989年底的华人差传大会后，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个清楚的声音：

“去吧，到中国学人中，把他们带到活水的源头来！”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杂志的创立

1992年7月的美国洛杉矶，高耸挺拔的棕榈树随风摇曳，公路车水马龙。各种肤色、各色头发的人走在路上，像是在应验“美国是世界的熔炉”这句话。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之一，酝酿了整整两年的、第一份针对大陆海外学人传福音的杂志《海外校园》，终于出版了。

“海外校园”之名，取自“海外觅真理，人生即校园”之意，也展示了与“校园福音团契”由大陆→台湾→北美→大陆一脉相承的渊源。拓荒的工作是辛苦的。一个在台湾文化背景中长大的人，要想了解大陆学人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找到他们心灵的痛处，摸索出解锁的密码，不知要花多少心思与精力。杂志不刊登广告、不规定订费，以免有些真正在经济上困难的人与福音失之交臂；从出版经费到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完全依靠读者及其他有感动的团体及个人的自愿奉献。一直到今天，《海外校园》仍是这样的原则　　这又需要多么大的信心。

举家迁往洛杉矶之后，苏文峰夫妇在西南近海边的涛浪市（Torrance）租了一幢房子，当作一家四口的居所并《海外校园》的办公场所：对着炉头灶具的，是一台排版用电脑；茶几上是稿件；车库中的车开出去停在路边，车库就变成了仓库。每到出刊时节，他们就把八千份（第二期就变成了一万份）杂志，亲手包装，然后肩扛手提地搬去邮局排队寄发。

头一年的《海外校园》杂志社，除了他们俩外，只有一个半职同工。但是神却感动了很多人来关心这本杂志，出谋划策。早在创刊号出版前的筹划阶段，有一天中午，忽然电话铃响了，接起来一听，是一个陌生而又兴奋的声音：“您好！我叫里程，是大陆赴美的留学生……”这位名叫里程的弟兄在电话中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生物系，到美国后又取得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信仰方面，他有着典型的大陆学人的困惑。他曾用十年的时间，探求上帝是否存在。在那十年里，他问过无数尖锐的问题，以致于教会里的人都说：“若是里程也能信主，就没有人不信了。”后来他终于归入主的名下。当一份专向大陆学人传福音的刊物《海外校园》将要创立的消息，传到他所在的教会时，他激动不已，立刻打电话到苏文峰家，表示愿意参与这项事工。

里程在后来给《海外校园》主编的一封信上说，大陆人信主，常有几个典型的障碍：一是认识论方面的偏差，认为有神论是人类低级阶段的思想产物；二是科学、理性至上的观点，凡是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的，都拒绝接受；三是视进化论为唯一真理，无法接受神创论；四是把有神论等同于宿命论，同时又崇尚个人奋斗，所以对有神论不屑一顾……“愿我的这些归纳和总结，能帮助你们更深入地了解一般的大陆朋友的心态及症结所在，使《海外校园》更有针对性地解惑答疑，让那些还在打转转的人少走弯路，尽早脱离误区……”（几年后，里程应《海外校园》的邀请将他的所思所想，集结成书，题为《游子吟》，已由台湾校园书房出版）。

像这样真诚、热切的关心还有很多。宁子，这位来自南京的旅美作家，建议《海外校园》的文风，要“像清晨在林间漫步，可以感到上帝的光芒从头顶照下，却不过于强烈和灼热……”这文风现在已成为《海外校园》的特色。

所有这些宝贵的意见，使《海外校园》从一创刊就奠定了“以生活体验为基础，文学表达为方式，以探索真理为方向，与未知福音者、慕道友和初信者结为挚友，具有大陆人的特色，又打上全世界的印记”的风格。因此，《海外校园》应该说是大陆人、海外华人、西方信徒不分彼此，在同一目标下共同努力的结晶。

《海外校园》的头两期出版后，读者的反应异乎寻常地热烈。原本只是希望《海外校园》能够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慢慢消溶人们心中的坚冰。没想到，心灵的冰面一击即裂，人们压抑在心底的热情和渴求，像积蓄了多年的洪水，破闸而出。他们纷纷从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各国写信、打电话寄订阅单到海外校园杂志社，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感受，对《海外校园》的期望与鼓励。

读者们说，看到创刊号上留学生张玫珊的〈帐篷〉中的描写，他们的脑海便浮现出国内熟悉的一切　　　狭窄的筒子楼，排满自行车的门洞，出国前依依不舍地把“家”交托给父母亲友的情形；读者们说，看了远志明的〈失了大地，得了天空〉，羡慕远志明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读者们还说，看了“科学与信仰”、“认识圣经”两个专栏，才意识到原来无论科学还是基督教，“都不是我们从前以为的那个样子”；而看了“心灵之旅”中一篇篇真实的、讲述作者本人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样的爱、那样的喜乐与平安……

“请多给我们讲一些这样的故事、这样的道理……”读者们叮咛说。

浅草满中庭－－耕耘中的拓展

海外校园的事工在迅速地拓展，发行量很快接近两万，而相互传阅及从网路上阅读的人更多。1993年12月杂志的办公室已从苏文峰夫妇家移到附近的一幢办公楼的二层，目前同工人数也增加到8人，其中很奇妙的是远志明的加入。

远志明信主，既是奇迹又合情理。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他一直在寻求超越。八十年代初，当《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他的《对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哲学思考》时，他醉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1987年，当他撰写《河殇》电视片的最后一集“蔚蓝色”时，他已变成了一个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1989年，当他参与发起“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时，他以为找到了中国的出路，甘愿为民主献身。“六．四”过后，当他逃出生死边缘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虽然像鸟一样自由，却失了祖国和故乡；没有根，没有支点，去哪里要看人家要不要。”1990年，远志明从巴黎转往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不久便惊闻父亲猝然长逝，竟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那时的他，早已对人生与人性失望到了极点。

当脚下的大地崩陷，需要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时，他看到了自己不可逾越的上限，以及那上限之上的无限。他读圣经的时候，被耶稣的爱折服，次年受洗。世俗的一切对他已不再有任何吸引力，他走上了读神学院、做文字传道之路。这位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手指总是无意识地在电脑键上敲出“远志明是中国人”的人，最大的心愿是中国福音化。他对《河殇》“蔚蓝色”一集的另一位作者谢选骏说：

“在《河殇》的最后一集里，我们以为找到了中国的出路，就是让黄色文明汇入到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中去。可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基督信仰，蓝色海洋的源头是蓝色的天空。上帝把我们这些人带出中国，或许就是为了让我们亲临西方世界领悟这一切吧。”

他神学院毕业后，于1995年1月加入《海外校园》。

春风绿遍江南岸－－成熟篇

几年来，《海外校园》的风格已相当成熟稳定。它的内容安排由浅入深，分为三个层次，兼顾未听过福音者、慕道友及初信者的需要。选取的文章，也以能对读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唤之以灵”为原则，既启发读者理性地思索，如“信仰对话”、“科学与信仰”等栏目的文章；又使读者感受到神的大爱，如“生命轨迹”、“天路历程”等栏目的文章；最后藉着圣灵的能力攻破人心的堡垒，使读者的心向上帝回应。

对研究科学的读者最有启发的，当属“科学与信仰”专栏。那些由专家、科学工作者，例如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系主任钱锟，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授黄力夫，本文开篇提到过的南加大分子生物研究员陈联松及食品科学专家李志航等，他们所撰写的文章，资料丰富，取证严谨，许多读者读后豁然开朗：原来科学并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基督信仰也不是愚昧的表现；原来科学与信仰未必冲突，且可相辅相成；原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当西方科学界已找出越来越多的反面证据时，中国的教科书上却仍旧只字不提…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信仰对话”专栏。该专栏邀请了十几位文化界、科学界的著名学者、作家，参与关于基督信仰的讨论。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在发表于《海外校园》第17期的〈我的徘徊〉一文中，用一颗赤诚热切的心，发出这样的疑问：“拯救的使命交给上帝还是交给自己？自救是否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反抗绝望是否可能？……当我那已经很自然地信仰主的小女儿劝我也应当信仰的时候，我心中的疑虑就是，倘若认定圣经所说的一切就是终极结论，那么作为思想者是否就只能是这些结论的演绎者？它本身的创造是否还有可能？它是否还有在结论之外流浪的自由？”

《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在经历了“妻子千辛万苦牵着儿子奔来美国，打工熬日，伴他流亡，竟还要被一场车祸撞成瘫痪、身心俱毁、记忆消失”的惨剧后，蓦然领悟到：“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对我已成一种滑稽。我的意思是，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一沾床凄凉难忍，不由自主会跪到一个木制的基督受难像前……其实对奇迹渴求最剧烈的，是我那惶乱如在无底深渊的内心，它于祷告的一瞬间有了着落……人之心底，真有一个自己也未曾相识的灵物，我在灾难中同他相遇。”

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科学、人生与信仰”的访谈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信仰是信仰”，“科学本身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当晓得，科学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还有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严家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候选人、诗人北岛，著名作家孔捷生，《老井》的作者郑义，文学评论家北明，青年诗人白梦，等等。他们在高度文化修养、哲学思辨之上对信仰的深刻思考，他们的疑虑和讨论，在《海外校园》以学者学人为主的读者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无数由问句和叹号组成的路标，一直指到了生命的最深层。

最受读者们喜爱的栏目，还有《海外校园》上的“生命轨迹”，即得救见证，以及“天路历程”，即基督徒得救后在生活中的经历、对主恩的见证。

一位名叫荣子的姐妹，曾在《海外校园》第15期上写过一篇〈巴黎春回〉，讲述她婚姻上的挫折和她信主的经过。她的丈夫，远赴法国读博士，三年后，她去探亲，发现她结发十二年的丈夫已有了婚外情，而且供认不讳∶“我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她气得发疯，心中充满了恨。有一天她丈夫被街头飞驰的汽车撞倒，躺在一片血泊里，她不流泪，反而想：这就是报应。

幸好在那期间她走进了教会，很多基督徒关心她、为她祷告，带她读圣经。当她读到《马太福音》第19章中恶仆人被免了债、却不肯免别人债的故事，她心中的恨开始化解了。后来她的丈夫也认罪受洗，完全改变。

她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与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神用大能的手托住了我的一家。”

本文开篇提到过的那位失去了在美国的一切、甚至被送进精神病房的高鲁冀，亦以〈永生之路　　我的美国梦〉一文，在《海外校园》第1期见证他在绝望之时抓住了主的手，走过苦难的经过。在精神濒于崩溃之际，他开始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他本来是一个相当倔强的人，有一位神父曾对他说：“你若是信主，我就当教皇了。”可是当神拿掉他的一切时，便应验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一语。受洗之后的他，学会了在困难挫折时把自己完全交托，心中充满喜乐。

感时花溅泪－－心底的共鸣

这些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流着泪写信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有些读者说，他（她）们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心灵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有一位留学生的太太在信中说：“我现在就处在和荣子当初一样的情况中。我简直要疯了，有时我的情绪会完全失控，常有‘大家同归于尽’的念头。前两天，另一个留学生的太太可怜我，拿了这期《海外校园》上荣子的文章给我看，我才想到，或许我可以走出绝境。荣子信耶稣得了救，我也愿意信。”

另一位名叫蒋用的读者在1997年1月写信给《海外校园》说：“我成为读者半年多了，感谢神让我从电脑网路上发现了你们的杂志。这份刊物给了我不同以往的启示，让我从无神论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开始了解上帝。虽然我还没有受洗，但我已决志把自己交给上帝，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重新做个让上帝喜悦的人。”

《海外校园》的长期读者，当时在美国加州学习的白尼思，在《海外校园》创刊后不久，曾致信编辑部：“我一直在向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传福音。但是，有时候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我无法为他们解难答疑。感谢神，藉着《海外校园》向海外中国学生、学者见证他的永能和神性。刊物中一篇篇见证，有力地触动了那些在无神论的阴影下彷徨、难以自拔的学者的心灵，挪动了拦阻他们认识神的障碍。一些从来不肯参加查经班的留学生，读了《海外校园》后开始研读圣经；一些一向高傲的学者，肯谦卑地求教指点。”两年后，白尼思再次从科州兴高辨烈地传播喜讯：“这里有一位丹佛大学的材料工程博士生，读了《海外校园》第7期的〈张生的婚姻〉，已于96年10月决志归主了。神藉着这些文章开他的心窍，领他进入真理。我相信，像他这样藉着《海外校园》而逐渐迈入真道的大陆学人还有许许多多。”

像这样的鼓励还有很多。如美国纽约州的读者张庆安来信说：“《海外校园》的文章水准非常高，每位作者都在诚挚地叙述他的心灵争战及最后得胜的喜悦，因此特别感人和有说服力。”

署名为“华东一群大学生基督徒”的读者们也在〈美好的礼物〉一文中写道：“就如小鹿渴慕溪水，我们这一群被主拣选的婴孩，是何等渴望拥有一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联络我们生命传递、融合我们生活流动的属灵刊物。就这样，我们与《海外校园》不期而遇，神把这份美好的礼物送入了我们心中。”

“《海外校园》以其深邃隽永的文风、远近高低的视角、情发于衷、理长于思的特色融基督真理与生活实践、福音分享、知识传播于一炉，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在神的光、神的爱中上下求索的凝思者、默祷者、呼吁者和歌唱者的多影画面，从而激发了我们要负起神所托付的使命，向着标杆直跑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不是每个阅读这刊物的人都对信仰一见钟情。一位署名“平底锅”的读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最初促使我跟你们接触的，一定是好奇，只能是好奇……既然你们相信‘灵’，就不要给我讲那么多‘理’。”

这位读者“不要给我讲那么多‘理’”的说法，给了《海外校园》很大的提醒：“面对上帝的存在这类本体问题，很多时候是不可表达的，非文字语言所能传明，只能从心灵深处感受和相通。但对古今中外无数的基督徒而言，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真实的经历和认识，是合情而合‘理’的；有时可以用思维说理的形式探讨，有时则用一些见证或文艺故事来表达，让人在具体处境的实例中得到启发，从而体验寻索。”（苏文峰编语）

感性、理性、灵性三者并用，不陷入唯理主义的陷阱，成为《海外校园》的主要编辑原则。

同时，这位读者的来信，也启发了《海外校园》热情鼓励慕道友“不避不讳、大胆发问”。从1994年起，《海外校园》上连续刊登“探索问答”，请基督徒作者和读者们讨论一些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例如“上帝是因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存在的，相信上帝是最理想的精神归宿”、“上帝为什么不拯救苦难？”……

编者说：“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所信的有把握，不怕挑战，欢迎质疑。”

最爱泉边行不足－－展望未来

感谢神的特别祝福，如今的《海外校园》，已发行到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期印两万本，而实际阅读的人数则以数倍计。很多教会、团契拿它作为向慕道友传福音的敲门砖，或是基督徒小组谈道、讨论的材料。从1997年起，《海外校园》在双月刊之外，又新增了每年两期的进深特刊，专为造就初信者。两年来也出版了六本海外校园丛书。同时，《海外校园》编者亦看到，“按目前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增加速度，不出廿年，北美华人教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人将成为主力。他们不仅成为会友的多数，而且将成为长执、传道人或福音机构的重要同工。我们今天如何培训中国学人，将直接影响今后海外及国内教会领导者的品质。”（《海外校园》97年6月的通讯）

因此，《海外校园》已决定跨出现有的文字事工范围，进行中国学人的培训工作，例如推荐介绍并出版培训材料，出版事工手册，举办事奉者培训班、作者进修营、中国学人培训营等。

《海外校园》的大型研究项目“上帝与中国”也正在进行中。“中国不是上帝的弃地”，主持这个项目研究的远志明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也有上帝的作为，中国从来不在上帝之外　　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98年下半年年这本书将出版，并盼能筹拍录相带。将来若时机、环境许可，《海外校园》也希望可以发行到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