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

 

 

 

文/鲁鸣

 

 

 

上帝制造生命就是这样偶然有序，千丝万缕，让人得知其中的精彩和无奈。

无意中在《倾向》杂志上看到：“流亡法国的老木三年前精神失常，成为无家可归者，流浪巴黎街头，近年来甚至音讯全无，而且已无行迹可寻。”

老木本姓张。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朋友那里读到他编辑的《新潮诗诗集》上下两集，很喜欢，虽然那时我压根儿不写诗。因为那套诗集是非官方出版印刷的，朋友带我到他宿舍去购买。他个子不高，戴副眼镜，衣着很脏，言语不多，一副后现代文人不屑一顾，狂妄的样子。后来同学托我替他们买那套诗集，我又和老木打过交道。我和他的人生观太不一样，我们是两条轨道上的行人，可是命运就是这样，你和千千万万的行人一起走人生，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人，你和他们各行其道，各有自己的归属，但你和他们有来往，他们是你的同事，邻居，甚至家人或成为家人。换言之，你的历史里有这些人的影子。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老木的原单位工作，并且正巧被分在他原来住的的那间宿舍里。那时，他正调到新单位工作，未搬走宿舍里的东西，整个房间如狗窝，纸张酒瓶满地，灰尘如厚土。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就是不来取走他的东西，请我替他保管。半年后，他不通知我并未经同意，硬闯入我邻居的家，从阳台弄坏我的窗子爬入我的房间，把东西拿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到我的住处请我写小说。我拒绝了他。除了学术文章和编写教材，我出国前没写过任何文学作品。

我把那套诗集带到了美国，旅游的时候喜欢读它。几年前在欧洲独自旅行时我心血来潮写了些诗，其中两首发表后受到鼓舞，便一发不可收拾。这应该感谢老木。我想，若不是他所编辑的这套诗集对我的影响或者说潜移默化，我可能不会写诗。不管我的诗写得如何，写诗已成了我认识生命的一种方式，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娱乐。

没想到，“六．四”以后老木居然成了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之一。当时几家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和几个民运领袖的报导，以及台湾邀请老木去访问的采访文章，我哑然无语。读到关于老木精神失常无行迹可寻的这则消息，正是子夜。我给国内当初带我去老木那里买诗集的那位朋友打电话，把消息告诉她。朋友对此毫不惊奇，她说：“我一认识他就觉得他精神有毛病，跟常人太不一样，一个优秀的人是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必须是高雅的。”朋友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修养来把握自我，那么与众不同很可能就会精神失常。一个不能把握自我的人怎么可能把握国家的民主？固然，参与是另一回事，每个人都有参与民主的权利。但是，做一个民运领袖则意味着要主宰或领导民主运动。我只能诚实地对自己说：如果老木那些人掌握国家民主的命脉，我也会流亡海外的。撇开这些不谈，我真诚地为老木祝福，愿他仍然在世逍遥自在幸福快乐。

不过，在有一点上我们这些定居国外的人和流亡者都是相同的：我们都不满足既定的环境和自己的现状，才会走到海外，或选择或被迫。可以这样说，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无家可归者。不是吗？就算我们在海外有了稳定的工作，买了房，有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我们的灵魂仍然有一种漂泊感。我在散文《诗意人生》中谈到，无论人在哪里定居立业，人本质的不完美和肉体会终止的事实，使人永远有一种解不脱的乡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乡愁，一种有意无意对完美家园的寻求。我坚定地相信，这不会因为我们回到中国生活而消除乡愁和寻求。相反，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由于在海外多年，已经很难再适应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对那块生育我们的土地，我们更多的是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系。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如果回国发展，除了我对祖国文化的了解，我又将从零开始，就像我当初到美国奋斗一样。因而，那种乡愁和寻求或许会更加浓烈。

家，能减轻我们的乡愁，使生命的寻求中有一个极亲和的群体伴随着我们。而家的种种乐趣和同甘共苦的历程，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体验。这对本质上，骨子里是无家可归者的人而言，多多少少是一个慰藉。当我们在海外奋斗，家庭的意义就更显现出其重要了。

在此，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她使我深深地领受了上帝要男女合而为一的美意。不少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后相信了上帝，实在是福气。虽然，教会并不能给他们提供生活和物质上的保证，却让他们有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信仰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知道人的自私本性使人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完美的理想家园，而上帝爱的天国让他们的灵魂有家可归。

我想，如果老木在法国成了家，有个同舟共济的生活伴侣，也许他就不会精神失常，不会无行迹可寻了；如果老木现在是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更爱生命，活得比过去快乐；即使没有生活伴侣，灵魂上也会有家可归。

 

作者来自北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系博士，现在美国康乃狄克州一家公司任高级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