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临风
奥克拉荷马市的大爆炸案（1995年4月19日）有168人丧生，是美国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恐怖暴行。此后，自1996年初起，美国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行动有显著的增加，至今未衰。其中绝大数是白色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族群的攻击。
以最近几个月为例。六月初加州沙加缅度一个仇恨组织的成员，杀害了两个同性恋者，并放火烧毁了三间犹太会堂。七月初，白人种族主义组织“创造主世界教会（Creator World Church）”的一个成员，在中西部一次疯狂屠杀中，造成两人丧命、九人受伤。8月11日，一个白人至上组织“亚利安国（Aryan Nation）”的成员伯罗（Buford“Neil”Burrow），冲进了洛杉矶“北谷犹太社区中心”，用攻击性武器扫射，杀伤了五个人。他事后并射杀了一名菲裔邮差。他这样干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
有如早年的三K党，今天这些右派激进的组织多分布于美国乡间。它们虽名称和做法不同，但大体上都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尊崇纳粹，歧视一切非北欧系的人种。他们反对政府，强调武装和野地求生能力。
其中有一个名称“基督教名位（Christian Identity）”的宗教组织，倡说只有盎格鲁撒克森人才是亚当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是夏娃从魔鬼受孕的后代。有色人种都是“泥人（mud people）”是与野兽相等的。在末世“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中，白人要战胜犹太人和“泥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似乎忘记了，基督在世时也是犹太人！
最近的几个趋势使得这些组织变得更加危险。第一，是网际网路的普遍，助长了他们的扩张。第二，公元两千年（Y2K）对人们的困扰，使得他们的“末世论”更危言耸听。第三，这类组织逐渐走上个人单独行动的模式。因无共同轨迹可循，使得联邦调查局（FBI）更难掌握他们的犯罪行为。
如果犯案的都是犯案累累穷凶恶极的前科犯，或许还容易理解。但这些人往往都是平常温和有礼的好邻居，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为什么在美国经济稳定、景气鼎盛之际，竟然暴力犯罪却反而甚嚣尘上？更奇怪的是发展的温床不是大城市的贫民区，而是朴实、保守的乡下？
许多人认为，祗要加强枪枝管制，约束电影业和电视界对暴力的渲染，就可以遏止这类疯狂暴行的蔓延。这恐怕是对问题背景不了解的幻想。这类暴行事实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严重的心灵危机。
正当美国大多数人都在享受90年代经济成长的果实的时候，正当企业化、全球化和高效率深深影响社会各行各业的时候，许多生根于乡村小镇的人却被排挤在这些果实之外。许多农夫和牧场主都生活艰苦、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的自杀率已到达了高峰。
像伯罗一样，这些悲剧的后面是一批心中非常不平的乡下白种男人。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欺骗了他们。他们都是勤劳的农人和工人，但却成了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屡受打击，己经放弃了在主流社会争取一席之地的希望。
枪击案所暴露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它反映出一个无情的社会。胜利者憧憬着更多的财富和权力，社会上闪耀的是“个人成就”、“竞争力”、“效率”、“产量”和“盈利”。再没有多少人在意于“社区的关怀”和“爱心的流露”。这些古老的道德，在物质主义横流和私欲高涨的价值观之下，已成了褪色的古董。
这批勤恳的人，第一次从祖先留下的产业与安全网中感受到了绝望，感受到被社会遗弃。这批愤世嫉俗的人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是造成社会不安的定时炸弹。
一个靠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然成了经济挂帅的物质至上者。虽然有将近90%的人认为是有上帝存在的，但实际上人们早已成了玛门（金钱）的崇拜者。这是美国文明最大的隐忧。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不是建筑在物质的丰盛和国力的强大上的，乃在于有伟大的理想和灿烂活泼的精神文明。历史是一面镜子，我深信，除非有重大改变，否则我们必在二十一世纪目睹美国文明的没落。
我们这些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些已在或将在美国（及海外）落地生根、不得不与之共进退的人，能为此做些什么呢？这或许是我们大家今天要面临的最严肃的课题。而这课题恐怕也不只局限于美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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