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与彷徨

 

鲁迅的梦是恶梦……
徐志摩、何其芳的梦却是柔色的……
柔石、殷夫的梦滴着血……
沈从文、萧红的梦却是草绿……
钱钟书、张天翼的梦冒着怀疑的肥皂泡……
老舍、巴金的梦有哭也有笑……

 
 
 
 
文/晓子
 
 
 

(一)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我的思绪离不开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那个时代令我着迷。新与旧的争战、交替、溶合；觉醒与耻辱；呐喊与沉默；尖锐的黑暗与光明；浓烈的仇恨与爱情；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更重要的，那个时代曾决定了中国的出路。
多少个深夜，我的床头摆着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书，它们就把我带进那个时代的氛围里，让我去追寻中国人描绘过的、挣扎过的、迥然不同的梦。鲁迅的梦是恶梦，塞满了浓密的黑暗；徐志摩、何其芳的梦却是柔色的，轻软而易伤，带着细致的花纹；柔石、殷夫的梦滴着血，血拍打在干裂的土地上；沈从文、萧红的梦却是草绿，像树林一样有执着、沉默的希望；钱钟书、张天翼的梦冒着怀疑的肥皂泡；老舍、巴金的梦有哭也有笑……我看见那些梦在历史的波涛上漂浮，上升和沉没，直到那艳红色的梦越胀越大，直到很多柔软的声音都弱小下去，为钢铁的喧闹所覆盖……
我常问自己，若历史再重复，中国会不会选择另一条出路？
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仇恨与爱的选择。西方传过来的思想，一派是无神论，一派是基督教。一边是讲仇恨与斗争，一边是讲仁爱与感化。基督教在当时也很是风行了一阵，也确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耶稣中找到了答案。但更多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已不能再爱，国恨、家仇、内争，使一切温柔的行为，都成了懦弱的表现。
中国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在爱与仇恨之间，中国选择了仇恨。
仇恨与斗争，是为了一个更可爱的世界。然而，以恨去求爱，这是不是人类周而复始的悲剧呢？
如果耶稣活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面对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他会有什么答案？
 
 

(二)第一世纪的犹太

 
我的思绪又跳到公元前后的犹太国，耶稣所经历的时代。
历史往往有很多惊人的相似。公元前后耶稣所处的犹太国，也面临着与中国二三十年代一样错综复杂的选择。
当时的犹太亦是“国将不国”，成了罗马帝国的附属物。犹太人自为神之选民，从天之骄子到奴隶的耻辱，是刻骨铭心的。何况在罗马人之前，犹太人已几易其主。犹太本身的统治阶层，祭司、文士之类，又以事奉神为名，将各样的宗教礼仪、苛捐杂税套在百姓头上，百姓内忧外患，凄苦无助。犹太人渴望神的拯救——弥赛亚的到来。有的早等得不耐烦，组织起革命党（如圣经中提到的“奋锐党”），决心以暴力推翻罗马的统治，恢复纯粹的宗教，建立自由的新国。
弥赛亚——耶稣，终于来了，可他一点也不符合犹太人的想像。犹太人向神要求的是一个果决刚断、显赫高贵的领袖，耶稣却温柔谦卑得像一只绵羊，也不愿多谈政事。除了体贴民苦、救死扶伤以外，不愿去行其他的神迹。法利赛人、文士不断地去责难他，耶稣却不肯做任何事去满足他们对“神的儿子”的人为标准，反而骂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容别人进去。有奋锐党的人跟随耶稣，耶稣一开讲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拿向罗马帝国缴税的敏感问题去刺激他，耶稣却轻描淡写地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要人首先做到的，是撇开一切的“可是”“只要”“如果”，悔改归主跟从神。因为人若不接受神的引领，就无法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待环境，也无法用神的大能去改变世界。可人的眼光总是短浅，总喜欢速战速决的办法。
“你若不愿按我们的心愿办事，你就不是弥赛亚！”犹太人这样说。“你不是我们想像中的神，你就一定不是神！”祭司、文士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以亵神罪捉拿耶稣。
生死之间，耶稣的选择也是与众不同的。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耶稣当时多多少少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像任何一位领袖，受迫害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带领自己的拥护者起义，用武力推翻现政府；二是逃亡海外，设立流亡政府继续宣扬自己的见解。
这两样耶稣都没有做。
他把自己交给了犹太人。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耶稣的选择，即便现在看来，仍似乎是可怜的英雄主义。然而居然有不少人、到后来甚至是整个民族——都相信了他和他的十字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且历史在前进，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首时，那些选择他的民族，和拒绝他的民族，又走出怎样的风景呢？
 
 

(三)九十年代的清醒

 
从二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经历了多少演变。而我，一个九十年代的青年，用年轻的眼光审视四周时，却哑口无言。
前不久看《读者文摘》，一位学者怀念鲁迅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可以代言。他说，到了九十年代，才明白，现在的时代，仍是鲁迅的时代。
九十年代的中国，虽无二三十年代外强入侵、内战频频的纷乱，底子却似曾相识。黄皮肤的卑微感依然如故；知识份子一如既往的穷酸臭；劳苦大众仍然适用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标签；腐败、通货膨胀还是牢骚的热门话题；更不用说黄金又成为最亮的颜色，以及摩登男女是怎样乔装登场，重演上海滩情欢情仇的三角戏了。
然而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觉醒，九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清醒。
觉醒后可以去找出路，去做新的梦；清醒之时，已无梦可做。
最近重读丁玲给《胡也频选集》写的序〈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也频是丁玲年轻时的恋人，他们曾用年轻的血液去书写中国的梦。也频出身艰苦些，在那尖锐的时代就更难持守温柔的心情。丁玲在上海屋檐下怀着他们的孩子用文稿打发贫穷，也频却已参加了革命组织。孩子出世了，也频被捕入狱，是他的惨死使丁玲坚定了信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篇文章是50年写的，十年后，丁玲自己在文革的监狱里，一字一句腹写她的小说。她被视为反革命。
我希望丁玲已不在世。她若活到九十年代，一定会看出更多的讽刺。历史真残酷啊。我们不需要神的怜悯吗？
 
 

(四)直到千代之福

 
那么耶稣软弱的选择呢？
离开中国后，我在英国客居了六年。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虽然绝对未到“忘本”的地步，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很多艰难的梦想，在英国都成了很平常的东西。一个工业、科技如此发达的国家，却极少看到高楼林立、黑烟蔽日的黯淡市景，而是“江山如画，无限野草闲花”。有“资本家”臭名的英国人，待人倒很诚恳，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社会普遍的繁荣与公平，也使普通英人不执迷功名权术，大都“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对公益慈善非常热心，很有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味道。
这，就是一个所谓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
举目放眼世界发现，大凡有基督文化的国家，都享受着和平、秩序和昌荣。绝不是想说，这些国家里就没有罪恶，世上哪里有理想的国度？但比较之下，这些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完善，却都不是容易否定的。而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本，是出于耶稣的教训；从古到今，对神的确认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部分，难道只是巧合吗？
我有时也对神生气，说：“神啊，这不公平！英国不是向中国输送过鸦片吗？为什么英国怎么走都差不到哪里去？为什么中国却总是走不出怪圈？”
在南部威尔士渡假时，我走进一个破旧的乡村小教堂。小教堂斑驳的石碑上，记载着一位传道士是怎样跋涉千里来到这个乡村传道，以及历代任职牧师的名字，连绵有好几百年。步出阴凉的小教堂，站到阳光里，望着四周宁静安祥的树林，远处草场的羊群和几幢古老的村居，我的脑海里跳出圣经的一段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6）
我忽然明白，正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百姓对神的谨守，使一个国家得了长久的赐福。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选择，是信赖的选择。他也要人像他一样，无条件地仰望神的救恩。哪怕是在最艰难的爱与仇恨之间，也总是选择爱。
仇恨的理论虽有立时的效果，却不能持久。爱的理论看似软弱，却有持久的功效。因为神就是爱。
呐喊与彷徨之后，应是谦卑的仰望。
 
作者来自上海，英美文学硕士。现居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