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登兴
“非典”来了
“今天你‘非’了吗？”在北京的725路公交车上一个高中生兴奋地问。我弟弟昨天晚上也听说一个朋友的楼里，被抬走了一个疑是“非典”（“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病人，弟弟忙着打电话提醒那位朋友，让他出门时不要坐那个病人乘过的电梯。结果朋友的太太回答说，她已经两天不出门，请假在家了。
“非典”的影响由远而近，先是我台湾的一个朋友取消了大陆之行，然后是另一个美国的朋友也取消了中国之行。这样我就省去了十天内的两次“外事”活动。我们的很多业务上的联系现也改成用电子邮件来完成。
九一一发生时，同胞虽有兴高采烈，但也有人声明“今夜我是美国人”，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情怀可圈可点。可是纽约毕竟离咱们很远，咱们北京的世贸大厦仍然“我自岿然不动”，而且咱们北京还准备盖更高的楼，据说是咱亚洲第一的。上个月，伊拉克打仗了，反战挺战，论政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海湾离咱们毕竟也很远。现在“非典”来了，危险就在我们身边了。九一一的时候，我很同情美国人民，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见不到的敌人。海湾战争时，我很同情伊拉克人民，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他们的武器够不着的敌人。可是这些敌人好歹还是人，现在“非典”来了，我们要面对的却是更加隐秘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似乎无处不在，而且它们不是人！
“非典”现在正在全球蔓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受的打击比起九一一来毫不逊色。
这里我想谈的一点体会是，九一一和“非典”看似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它们暴露了现在人类生存方式的脆弱，并且它们可能正在促成人类价值观和未来生活方式的一场深刻的变革。
城市文明是脆弱的
四年前我在厦门经历过一场十三级以上的台风，两天之内停水停电停气，全市只有三块广告牌没有被刮倒，出门打不了车，因为刚到门口，你的雨伞就翻了，计程车的门刚打开就被风刮折了。报纸停刊，电视停播，厕所里的粪便往上涨，冰箱里的东西吃完了。人躺在床上，感受着墙体的颤动，不知道暴风雨中的这一座楼房会不会倒塌。城市是脆弱的。
九一一中所倾倒的世贸大楼，标志着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大都市的所有辉煌，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人类为自己造的新巴别塔也不为过。当它们悲剧式地倾倒时。我在大洋的这一侧倾听着它们倒下的余波，看到人的仇恨、罪恶、软弱无助，再一次感受到了城市文明的脆弱。
说城市文明是脆弱的，一个基本的理由是，城市里面的人们有着太频繁的接触，通过现代的商业、旅行，各城市和各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网路，过去人们把这叫做“地球村”并且欢呼。但是人类这种在近五十年里才初具规模的全球共生的人际网路，却隐藏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传染性的危险，尤其是犯罪或疾病，都有可能藉着这一个网路向全世界传播，乡村也在所难免。危险的概率既成几何级数增长，任何一个局部的致命性的危险，也都注定成为全球性的危险。而在过去，由于交通的不发达，各地区的人们相对过着小国寡民的生活，比如说，死于五十年前的我的爷爷，他一生从未到过县城，他最辉煌的纪录是到了隔壁县县城对岸的渡口，在这种小国寡民的生活中，局部的危险一般只能在局部造成影响。可是如今，人类的活动区域在全球内拓展，有很多过去潜伏的病毒可能进入人类的生活，并且迅速向全球传播。
似乎目前“非典”的重灾区是中国，中国人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恰当地处理这个危机。但是这其实是一场全人类要面对的灾难，当初在广东出现的不安与惊惧如今已出现在北京，如果不能尽快发现防治这种可怕疾病的办法，那么如今北京所面对的挑战，不久的未来纽约和巴黎、莫斯科也一样要面对。
九一一来临时，我在想人类应当反思现有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容易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非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反思应当更深进行下去。
1349年的黑死病，在十八个月内从土耳其一直蔓延到整个欧洲，很多地区一半以上的人都因病去世。于是很多村落无人居住，农业整个崩溃，社会也跟着衰微。英国籍灵修神学家候士庭先生说：“人以末世的眼光来看这段时期，好像末日已经来临，大灾难就要开始，且将来还有更可怕的事要发生。”
两大警告之下
但愿上天垂顾，使人类不要再一次遭遇这样的灾难。欧洲黑死病的结果之一是，再也无法像传统式地生活了，人们过着一种边缘的生活。
今天，在911和“非典”两次向人类发出警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当有所反思，刚好最近我在看一本好书，叫《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这本书描写的是两百年前威尔士乡村的一个小姑娘的故事。她生活在英国乡村从农业向手工业过渡的时代。这里结合读这本书的感想，我谨慎地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
一、人类集中于大都市生活的方式要做适当的改变，应当建立更多相对分散的次中心，降低城市人口密度，从机械化转成有机化。
多年前我在河滩上漫步与沉思，使我有机会观察地衣（苔藓）的生存，它们几十株上百株在一起形成一个群落，通过根部相连，互相补给营养和水分。而地衣的群落之间的距离就相对远一些，联系也相对少，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如果任何一个群落因为干旱和洪水受到致命打击时，别的地方的地衣将在适当的时候生长过来，填补空白。
（从《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这本书我注意到，那时的威尔士，虽然纺织业正在兴起，但是人们大多居住在乡间，乡村间少数的集镇一般是在步行一天可以往返的范围内。人们在集镇上交易纺织品，而许多的需要是由自家的菜园得到满足。）
二、现有将大量人员集中到一处上班的做法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更多回到以家庭为本的生活。
其实现代网路和通讯技术已经为这种革新实现了可能。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跑腿去办事，去会晤人，其实通过网路都可以办成。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使城市交通工具不必那么拥挤，耗费那么多的燃料，带来那么多的污染。当然，也可以减少传染疾病的危险。
由此，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亲人在一起。我们知道，当代的上班一族虽然得到了工作机会，有了可观的报酬，然而家庭在此过程中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人们很少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了。
（从《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看到，在那时的威尔士，小女孩玛利·琼斯的一家是纺织工，他们有自己的织布机，就像今天我们有自己的电脑，织出的布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物品。他们的劳动相当辛苦，但是他们不要赶早班车，不要看老板的眼色。他们一家在辛苦的劳作之余，在火炉旁享受着真正的天伦之乐，比如看到玛利扑向父亲雅各的怀里撒娇的那一幕，让人羡慕不已。他们的家为什么会这样充满爱，我想有两点原因，一是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二是，家庭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三、该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使我们从过于频繁的活动的劳累中得到舒缓，并且投入更多精力去建设更有机更有活力的社区生活。
今天城市里的人，由于交流和通讯的方便，真是往来奔走，疲于奔命。很多人的双休日可能正是他们最辛苦的日子。建立广泛的人际网已变得非常便利，却不知道这些人际关系的维持是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当我们的精力成本不足于应付太广的人际网时，战线拉得太长了，所以很多交际只有应付了事。所以看起来人与人见面真是太容易了，但是人与人的心灵却更加疏远了。
同时，由于过于奔忙，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家庭邻里的关系，反而被忽视了，更是为了远亲，失了近邻，得不偿失。
（从《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因为交际范围只限于一乡一土，关系自然单纯而友善。比如玛利·琼斯在八岁时渴望有一本圣经，这是当时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邻村的伊万斯太太鼓励她，并且给了她几只母鸡，使她可以靠养鸡下蛋买圣经。在每周六，玛利还得到特许，步行四公里路去伊万斯太太家看圣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都是我们已经久违的了。）
今天不出门
最后，我们建立现代化都市的目标，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追求更幸福的生活。然而我们现在应当对“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做一个反思。现代城市所流行的标准是非人性化的，只要是有金钱（或者权力）就是成功，然而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我不是全盘反对城市文明，我只是说我们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需要反思。我们要反思，是否钱越多就越幸福？答案是不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商场拼杀五十余年功成名就之后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引用的是圣经中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有钱并不一定有幸福。
《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就描写了一个贫穷但却幸福的家，因为那里有爱，有邻里的温馨，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为他们的谋生方式所奴役，他们是自由的，并且爱着，梦想着。
“非典”来了，今天我不出门，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我们单位在“非典”前就规定能在家里干的活可以在家里干。早上起来，我不要匆忙去赶车，我可以安静灵修，吃过饭后，先给窗台下的金银花搭个架子，然后把蓝球拍得山响，然后打开电脑做单位的活，我要尽量做好，也可以和家人朋友打打电话，通通电子邮件，也许晚上要加点班，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职责。
注：《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作者生于1974年生，曾任报社记者、草原部落创作室编辑部主任。现在北京某出版机构工作。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