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质问太深沉了，拉斯柯尼科夫竟跪在索尼娅面前，说是向人类的苦难下跪。
文／齐宏伟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祥林嫂反覆向人诉说她悲惨的故事。起初还很有效，男人会收敛了笑容走开，女人们会赔出许多眼泪来。但后来她一再诉说，大家就厌烦的头痛。
“我真傻，真的……”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
别人打断她的话，甚至取笑她。
鲁迅在1924年的早春写到：“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也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提早三十八年的俄国，契诃夫也在关注这一心灵事件，于1886年写了短篇小说《苦恼》。小说写出租马车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前几天刚死了儿子，内心非常痛苦。他向一位乘坐马车的军人讲自己死了儿子，军人说：“赶车吧，赶车吧，照这样子我们明天也到不了。快走吧！”接着，这位乘客干脆闭上了眼睛，显然不想听下去了。
姚纳向另外乘车的三个人讲儿子这个星期死了，那位站着的乘客，一位暴躁的驼子叹道：“人都是要死的……好，赶车吧，赶车吧！诸位先生，我坚决不能再照这样赶路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送到呢？”
后来，姚纳收车回到又大又脏的灶台旁的住处。一位正在睡觉的年轻车夫爬起来喝水，姚纳跟他讲自己的儿子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了，然后观察有什么反应。但他的话一点影响也没有，年轻人很快把被子蒙上头，又睡熟了。
契诃夫写到：“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没有吗？然而人群在奔跑，既没有注意到他，又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苦恼是广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膛裂开，苦恼从中滚滚地流出来，那它好像就会淹没全世界似的。然而，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谁也没看见。”
最后，姚纳出去对着拉车的小母马讲了起来，他讲得如此入迷，把心里话统统都对它讲出来了。
这两位伟大作家都写出了：比痛苦更痛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远，是对别人痛苦的鄙视和漠视。许多苦恼固然是偶然的生存裂痕造成的，就像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叼走掏空五脏，就像姚纳的儿子得了热病在医院躺了三天就莫名其妙死去。
但更苦恼的是没有共通的心灵来一同承担。甚至，因为有了不幸，反而遭这个社会排斥，被别人鄙视。就像寡妇祥林嫂寡妇身份被四叔看不起，其再嫁被周围人鄙薄，死了儿子到处诉说则被人视为怪异。姚纳呢，有了不幸向人诉说，就被乘客看为老不死的，被辱骂为不配有儿子不配结婚。
早在1831年，巴尔札克就在《驴皮记》中写社会从来不愿接受弱者和不幸者，社会永远是强健者和权势者的游乐场。那么，由这些强健者和权势者所构造的文明一定也排斥苦难、漠视苦难，听不见弱者痛苦的呻吟了？
这正是文明的不幸。语言文字发明出来本为了解决人们孤独和疏离的痛苦，但更加重了人们的孤独和疏离，丝毫没有减轻人们沉默的痛苦。大家赏鉴祥林嫂的不幸，是当成一个脱离了生存痛苦的故事来品评，丝毫不关注那颗诉说故事的心；姚纳渴望对人好好说一说自己儿子死去的大不幸，但到处发现孤独的大漠，人们告诉他“人都是要死的”，这是实话，也是理智的话，但这个时候听了，偏偏不像人话。
在文明的符号体系中，弱者个人的痛苦根本就没有可能诉说。因为大家要过的是文明的、强壮的、健康的生活，大家要幸福，不愿用不幸来缠绊自己。每个胆敢撕开生存裂口的人，都受到大家的藐视和唾弃。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中，维特看到了存在的虚无深渊，看下去不禁头晕目眩，就自杀了。于是大家谁也不敢往下看，反而说维特性格软弱才殉情自杀。同样，在一个充满了祝福空气的神圣时刻，祥林嫂偏偏不早不晚死去，被四叔骂是个孬种，搅了这个时候祝福空气的神圣。何必用你凄惨的故事来给兴高采烈活着的人，或者假装兴高采烈活着的人大煞风景呢？
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利奇之死》（1886年）中的伊利奇在得了绝症后才终于发现，原来人们活着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会死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忘掉，或硬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真实的问题不重要。他躺在那里等死，他的女儿、妻子却打扮好了要去看戏，每个人活得就像不会死一样，在他病床边，伊凡伊利奇本能感到大家排斥他，恨不得他马上死掉。这是生命的虚伪和人类的虚伪。
当然，鲁迅所批判的并不是人类和生命，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礼教为特点的文化传统早就定规妇女的三从四德和敬拜祖宗的繁琐仪式。祥林嫂生而为女人，在中国就是不幸，就是弱者，要背负一世的重担。而偏又死了丈夫，更是没有活下去的资格。因为她的生存早就成为她不是贞妇的证明，若是的话早就应该殉夫；再后来偏偏又再嫁，实在更失掉了在中国做人的资格。
不仅她原先的婆婆把她看成是给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她后来嫁到山里去的人家，在他夫死子亡之后也来收屋，把她赶出来了。她第二回到四叔家，四叔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伤风败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果然，后来恰恰就是因为祥林嫂没有能够参与祭祀的准备活动，整个精神世界彻底垮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夫权、族权、政权、神权”的四重压迫，使祥林嫂被旧礼教的中国文明活活吞噬了，吃完了，连一丝血腥气也没有。
鲁迅对所有这些四叔们构筑的中国礼教文明和它所有的禁忌，充满了憎恨和厌恶；也对自己身上的知识份子气深为不满和自责。他对祥林嫂充满了同情，但对她的愚昧与诉说也有不满。鲁迅是不主张对着敌人暴露自己的伤口的，就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如一匹狼一个人在角落里舔着自己的伤口就算了。
相比之下，契诃夫显然还没有丧失对语言和诉说的基本期待，哪怕是让姚纳对着母马诉说，他都肯定了交流和倾诉的重要。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在俄国，有宗教的影响，认为语言和倾诉是上帝赐予人的权利，而不是权贵者施与的恩惠呢？
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苦恼》和《凡卡》，都肯定了面对生存的忧伤和痛苦，借助于阅读和演戏，借助于倾诉和写信，都可以缓解这一痛苦，令人在无可安慰中得到安慰。
被所有人排斥了的姚纳，毕竟还相信倾诉的重要性，对富贵者有着自己的批判，认为他们吃饱了饭当然可以心平气和，而自己就应该好好说一说如此悲惨的事。没有人听了他还会跟马去说，他有内在的精神世界，在诉说中缓解内心压力。
但我们看祥林嫂就不是这样了。她诉说后遭到赏鉴继而鄙视后，干脆就闭了口，认为不该对人絮絮叨叨；遭四叔所代表的礼教文明排斥后，她没有了洗祭祀的酒杯和筷子的权利，于是整个精神世界就崩溃了。
也就是说，祥林嫂和礼教文明的世界是一体的，她根本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在她的精神中能对这个礼教的世界构成冲击的，一个就是柳妈所说的民间佛教因素，另一个就是出外读书的“我”之知识。
柳妈所信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混合了民间迷信的东西，告诉祥林嫂因为有两个男人，所以将来到阴间后只好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两个男人。于是，祥林嫂赶紧去庙里捐门槛当替身。
后来祥林嫂从四叔家出去当了乞丐之后，遇见了“我”，已经不大相信柳妈的赎罪之道了，才问“我”有没有魂灵和地狱，死后的一家人会不会见面？结果，“我”这出外读了书的所谓知识份子，支支吾吾为了她的好处说有魂灵。
结果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也就有地狱，那么一家人就可以见面了？那么祥林嫂就一定会被锯成两半了？面对一连串追问，最后，“我”只能说“说不清”，赶紧逃之夭夭。这两种帮助祥林嫂来质疑礼教文明的力量都经不起三句，脆弱得可怜。
被外部世界彻底否定了之后，如何能够活下去？如何对外部的否定产生反弹力？哪怕全世界都说你错了？卢梭可以有个人道德的优越感，对抗整个社会的攻击，靠的是对“自然”、“平等”、“契约”的基本体系，否定了整个人类文明和传统，重新从“自然人”角度审视所谓的“文明人”（约翰洛克所倡议培养的英国“绅士”）。
列夫托尔斯泰可以从圣经“福音书”的大爱出发，来猛烈批判沙皇和沙皇的专制，因为对他来说，良知和爱的福音比权力更高。《苦恼》中的姚纳可以从自己的东正教信仰来勉强安慰自己，知道冥冥中总还有个上帝在看着他，看着发生的一切，不单看着他，也看着那些轻视他的人，看着那些富人。
所以，他对富人有自己的评价和本能的批判，认为他们有钱可以心平气和，但他不能做到。《凡卡》中的凡卡，也可以在穷苦凄惨中向上帝祈求，求爷爷为了基督来救救自己，消解些老板的残酷虐待。他们在被整个世界否定了之后，还可以祈祷，还可以倾诉，哪怕是向着马倾诉，向着夜空写一封永远送不到的信……
但是，祥林嫂们呢？被外部世界否定了之后，没有上帝来安慰他们，只有迷信中的阎罗来残酷恐吓他们；也没有人道来怜悯他们，只有老想着去城里吃一元一大盘福兴楼鱼翅的支支吾吾的所谓“走异路、求新声”的知识份子“我”。祥林嫂和否定她的世界在价值观上是一样的，根本就够不成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更不要说是抗争了。
也许，对于旧世界全面反传统是唯一的出路，但这是一种以怨恨为基本道德结构的情绪，一旦爆发了，固然可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只是对于一元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的冲击和建设，哪怕革命后所谓新的道德体系建立起来，仍旧有无数个新世界的祥林嫂们没有反对外界否定的能力，还是任人宰割。
就像《活着》中的有庆，兴高采烈跑到医院，为了爱国和建设共产主义就贡献着自己的年轻的十三岁的血液，结果就被抽干了血，死去了。原来是为了救县长的女人的命。
他的父亲福贵仍旧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平民百姓，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我们都是听队长的，队长是听上面的。只要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怎么做。”
也许这不单是祥林嫂和福贵们的悲剧，也是《祝福》中“我”的悲剧。《神曲》的作者——意大利诗人但丁，对劝他改变信念好回家乡弗罗伦萨的人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弗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吗？”
然而，屈原在不能回去的时候只能思无所依，投江自杀。到了鲁迅的时代，终于抛弃了忠君和忠于礼教的传统，但他们仍旧思无所依，尤其在价值批判上，只能靠对强大、牢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整体否定来寻找出路，他们要铲除自己所站立的土壤。
他们所接受的启蒙资源，已经是西方文明人本化的、被克尔凯郭尔（祈克果）、尼采、舍斯托夫、舍勒、卡尔巴特否定了的、丧失了真正批判锋芒而日益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了。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本质上冲击中国文明传统的人本根基，实在是个疑问。
同样是知识份子面对极度的受苦者，《罪与罚》（1866）中拉斯柯尼科夫面对索尼娅，和《祝福》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状况很相似，但内在实质却迥异。拉斯柯尼科夫想劫富济贫，来帮助连自杀都没有权利自杀的索尼娅，可等他真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却发现自己的超人理念崩溃了，内心承受不了极大的惩罚。
他发现那么悲惨地沦落为妓女的索尼娅，反而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原来是来源于虔诚的信仰，于是他质问她：“上帝给了你什么？”但索尼娅说：“你不配问。”这等于否认了知识份子启蒙的权利。
索尼娅质问拉斯柯尼科夫：“如果没有上帝我怎么活？”这质问太深沉了，拉斯柯尼科夫竟跪在索尼娅面前，说是向人类的苦难下跪。他向索尼娅坦白了自己杀人的经过。索尼娅说他才是个可怜的人。她鼓励拉斯柯尼科夫自首，不是在人面前，而是在心灵的至高主宰上帝面前。
最后，拉斯柯尼科夫真向警察局自首了，被流放西伯利亚，索尼娅跟他去。结局是拉斯柯尼科夫被感化接受了信仰。
这个故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神话般地写出。索尼娅的遭遇比祥林嫂更悲惨，因为她连当乞丐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领了黄色执照出卖肉体。祥林嫂还可以了无牵挂去自杀，但索尼娅有酗酒潦倒的父亲和患绝症的母亲，以及弟妹们一大帮子，等着她赚钱来养活他们呢。
她不能自杀。但当知识份子抱着启蒙目的接近她时，她为何如此敏感看出他的骄傲？为何能够有强大的精神力度穿透启蒙的虚妄？为何能够如此怜悯拉斯柯尼科夫内心极大的苦楚？为何反而能感化他放弃骄傲、皈依上帝？她到底凭什么否定外界加给她的几乎无以复加的压力？
从她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比外界更大的悲苦是内心的悲苦，比外界加诸的伤害更大的伤害，是自己从内部加给自己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来穿透外界的压力的话。
在心灵可能会破碎的时候，索尼娅们却保持了一颗宽厚和悲悯的心，轻轻拂去了外界加诸内心的伤害。这样的心灵是温柔的，是完整的，不管我们怎么贬低，说是狂热的迷信，或侮蔑作者是恶毒的天才之类。
所以，相比之下，祥林嫂内心经受的苦楚比索尼娅更巨大。她的心灵带着被蹂躏、揉搓的累累血痕，任何外在的打击都直接进入了内心。她没有姚纳那样，认为自己的孩子死去可能有着上帝的旨意，因此可以盼望天国的聚会，从而否认别人的漠视，重视倾诉的作用。
她更没有索尼娅那样，认为尽管别人看不起她，但是慈悲的上帝会饶恕她的自我牺牲，哪怕整个世界宣判她、贬低她，她仍然可以活下去，保持一颗完整的、谦卑、浸透了苦难的心灵。因为对她来说，基督就是受苦牺牲的主，她并没有权利格外感到不公平。
祥林嫂的一颗心几乎裸露在外面，任由礼教、迷信，甚至知识份子的“说不清”来切割。当社会宣判了她死刑，她其实就已经死了。不管她在什么地方活着，都已经死了；也不管她活多久，她也已经死了。她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和这个加给她伤害的世界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一样的，都是一元的。
这里没有超验之光对外界伤害的审视，没有内在信仰对外界苦难的承载。即使祥林嫂没有外在灾难，她里边仍旧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活动空间。礼教的眼睛在她内心深处逡巡，使她惊恐不安，像一只小兽一样时时活在残酷和苦难的阴影中，饱受此刻的惊吓，或处在惊吓即将来到的紧张不安之中。
这才是祥林嫂真正的悲苦。从这一角度来说，《祝福》中，乃至小说集《彷徨》中的所有的知识份子，不都有这样的悲苦吗？
在这样的悲苦中，何以抱慰破碎的心灵的创伤？
写到此处，夜色正浓，泪如泉涌……
作者1972生，文学硕士，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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