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不过是让人类畅通往来的交通规则。”（弗洛伊德） “在攻击无神论之前，我们先要战胜相对道德这个敌人。”（鲁益师）
文／熊璩
普遍性的道德律
康德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彼此不相干的部分，一个是“本体”的世界，一个是“现象”的世界。前者是看不见的，是关乎意义与价值的领域，后者从理性出发，是关乎外在、可量度的世界，是科学的领域。
他在现象（理性认知）的世界中找不到上帝。于是，康德希望在本体的世界中寻回上帝。在他《实践理性的批判》的书中，他认为夜空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伟大上帝的明证。
康德用心良苦，他希望兼顾信仰与理性，把上帝从理性主义的放逐下拯救回来，试图把个体性和普遍性整合起来。他大约是作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了，但是就像其它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样，这并没有带来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人还是被分割的。
纵然如此，康德还是肯定了普遍性（超文化）的道德律的存在。在后现代的气氛里讨论这个主题，可能更加深了我们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赛先生（科学）带来的困惑
弗洛伊德对康德的论点感到相当地困惑。他认为，繁星点点的夜空与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没有任何干系。但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弗氏还是“想通”了。他以为，康德的观点不过是人类“想当然尔”心理的投射作用罢了（注一）。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弗氏认为（其实是逻辑实征论的立场）知识是从经验得来，凡不是由科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见而已。知识不能是先验的（上帝放在人心的）、也不能是由启示得到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普遍性道德律的观念当然是“与理性冲突”的了。
鲁益师则完全不同意弗氏的观点。他无法接受“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立场，也不同意“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的观点。（让我们仔细想想，这两句话本身是不是以科学方法得到的结论？当然不是。那么既然不是，如果引用弗氏自己的原则，这结论岂不也是不可信的吗？那么，弗氏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鲁氏写道：“我们所认识的现象界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科学观察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存在体？有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这些都不是科学可以回答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期望科学来回答，‘普遍性的道德律是否存在’的问题。”（注二）
可不是吗？人类文明一些伟大的成果，和重要的认知，都不属于科学的领域。人类智慧、精神、与创造力最高的表现，例如：艺术、音乐、文学、企业、牺牲的情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价值的判断、对永恒的渴望和自我的超越，等等，都是科学无法解答的，但却包含极为可贵的知识与信息。
有一则描写青少年心理的笑话说：“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厌烦了自己愚蠢的父母亲？赶快行动罢！乘你还‘无所不知’的时候，立刻搬出去，找份活儿干！”
与此相对地，大科学家牛顿谈到自己的成就的时候说：“在知识的大海洋里，我不过像是沙滩上一个捡贝壳的孩子。” 当我们过分主观，或是过份自信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人类的无知和有限。相对于牛顿（虔诚的基督徒）的谦卑，这个对比岂不是很恰当地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了吗？
道德律的来源
弗氏认为，所谓道德律，不过是社会中的人，为了生存的利益，从社会经验和理性思辨中发明的规则。经过了代代的相传，就形成了该社会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他拷贝了达尔文的立场，并且更进一步地肯定了相对道德的合理性。
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他，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时候，他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理性的专制’之下。”对他而言，诉诸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表现，理性则是解决人类道德问题的唯一法宝。
话虽如此，但是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得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地失望。
鲁氏的想法就没有那么武断。他比较所有的古文明，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和宗教中，他发现这些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他虽然没有充分证明道德律的先验性，但却是对它的普遍性提出了有力的证据，鲁氏把它叫作“道”（Tao）。在历史上，道德律曾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例如：“自然律”，“实践理性的第一原理”，和“传统道德”等等。在古文明中，道德律的绝对性一向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注三）
鲁氏并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当我们说，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高明”的时候，我们是在把两者与一个客观的标准来作比较，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注二）。
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就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主导的目的。但它若是普遍的、先验的，它必定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它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选择的意义。
良心的退却
道德律就好像一个指南针，指示我们正南的方向。良心则有如人心的调温器，它藉着同情心、正义感和罪恶感催逼着我们。这大约就是孟夫子所谓的“四端”（《公孙丑章句上》）罢？孟子认为它是人类与禽兽间最大的差异，是人类最尊贵的特性（《离娄章句下》）。
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他宣称，孩子在大约五岁的时候，开始把父母亲的教导（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内化，逐渐地和“自我”结合起来。他把这种内化的父母亲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就是这种良心内化过程的表现。
鲁益师则观察到：第一，全人类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该当怎样为人（至少，别人该当怎样为人）。第二，但他自己又常常达不到这种要求。这种内在的诉求不是科学，或者进化论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个观点非常符合圣经的立场。在圣经中，保罗把良心称作“心中的律”（《罗马书》7：23），它是我们内在道德律的颁布者，是催促我们行动的内心警察，也是与“肉体中的律”（罪性）交战的。
其实良心并不是一个永久可靠的调温器，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迟钝、麻木，甚至变质，但是，它不会消失。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书》4：4）他的意思是说，良心并不完全可靠，它会受到罪性与偏见的污染，我们应当以上帝的话语来作判断的标准。
鲁氏认为，历史中无论哪种文化，一向都对道德律非常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度从廿世纪起显著下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学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弗氏对“压抑”与“禁制”的理论，暗示着羞耻感是危险、有害的。这种学说鼓励人采取开放的道德观，告诉人们，那些不合约束的行为与思想（例如：性开放）都是自然的本性，不必大惊小怪，犯不着有什么羞耻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对懦弱、欺骗、妒嫉和不贞节的宽容度，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化（注四）。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将逐渐失去其共同的价值基础，造成价值观的混乱。
鲁氏认为，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圣经中赎罪和拯救的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不但如此，我想今天流行的“这是我应当得的”（Entitlement）的心理，很可能与弗氏的学说有关。当罪恶感是有害的，当我的欲望（Want）都是合理的时候，所谓忍耐、牺牲、节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甚至犯罪也不过是一种疾病。难怪廿世纪以来的人类，如此酖沉于立即满足的习惯中，这是自我中心的社会自然的表现。
弗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有许多证据显示，终其一生，他经常在“临床性沮丧”的症状中挣扎，甚至有好几年需要用古柯碱来帮助他放松。表明他极可能怀疑自我的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上，曾自谓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说自己膺服“凡道德之事都是浅显自明”的观点。
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对人的关怀，不占人便宜，和不愿让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与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并且指出，虽然他赞成一个性开放的社会，但是他个人的性道德却是保守的、传统的。
明显地，他对道德律“浅显自明”的观点，与他反对普遍性的道德律的立场，两者是有矛盾的。弗氏也反对圣经上“爱人如己”的教训，认为那是迂腐。这或许也是一个关键点，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客观的标准上。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带来的多半是骄傲、自得；当与己不利的时候，它就自然变得“迂腐”了。
有趣的是，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有敏锐的良心，越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良心的自责也特别多。相反地，越是没有道德的人，越是良心迟钝，往往越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可不是吗？我们若是做一个调查，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道德。
我们相信，弗氏与鲁氏都努力地遵守道德，弗氏拿自己与别人相比，鲁氏却关注客观道德律的要求，结果他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惊”，使得他开始寻求外来的帮助，最后终于离开无神论，接纳了一个灵性的世界观。这两种选择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人的拆除与重建
在《人的拆除》一书中，鲁益师为当年教科书中传扬的相对价值而担忧。鲁氏认为，客观价值的存在，是我们人生的基本信念，也就是他的“道”（Tao）。鲁氏用比喻式的手法，把人分成头脑、肚腹和胸膛三个部份。头脑代表理性、才智，属于灵性的范围。肚腹代表情感、胃口，属于物质面需求的范围。头脑想要控制肚腹的需求，是不能直接达到的，一定要经过胸膛，也就是品格和意志。鲁氏认为，胸膛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当代的教育所培养的，多是些头脑聪明，但却没有胸膛（品格）的学生。
让我们仔细想想，品格的确受到道德观的指导，但它的薰陶与塑造却需要一种理性以外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知识（这点是苏格拉底没有弄明白的）。不要以为，只要上些“怎样控制愤怒的情绪”的课，就可以叫人性情温和了。
如果我们拆毁了绝对的、客观的“道”，而想要另外建立一套新的规则，那就好像要求人去另外发明一组自然律一样，极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人为创造的价值系统，都是主观的，暂时的，任意的，它不能普遍化，而且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一个社会如果废除了客观的“道”，那么掌权者就可以规定，什么是道德律。这样，人类最后的胜利，竟然是消灭了人性的尊严。那时，人们将不再是照着神的形像而造，乃是照着他们的主子的形像而造。这个主子可以是政府的当权者，可以是时尚的领导者，也可以是某种主流的思想。
价值的主观化和道德的相对化，是今天社会最大的隐忧。它不但对社会有害，更会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幸福。我们如何度过一生，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我们对人生的基本信念上。这个信念可以建筑在（客观的）真理与真实上，也可以建筑在人们主观的价值系统上。
然而，有一点是可确定的，我们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主观的心态与意志无法改变客观的真实，更不可能推翻真理。如果道德律果真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先验的），那么，它必然是有爱的上帝为了保护人类而设立的。就好像父母亲保护孩子不可以玩火一样。虽然这会违反孩子好奇的天性，但却是对他们有益的约束。如果真是如此，对这种规则的忽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而我们却很可能不自觉呢。
回归到“道”不过是第一步，我们更需要有遵行“道”的动力，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生命的力量：“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这生命不但照出人心中的黑暗，它也给予我们行动的力量。如果耶稣基督真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我们来发掘、认识，并接纳这“生命”，岂不是很合乎“理性”的表现吗？
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思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你我应当师法谁呢？让我们面对这个抉择，否则，我们很可能还是在过着一个逃避真理的人生，与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搭不上线呢。
注：
- 关于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言论，本文多处参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此课凡卅余年，备受学生欢迎。
- 鲁益师：《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95。
- 鲁益师：《人的拆除》（The abolition of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3.
鲁益师：《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鲁继曾译，香港，基督教辅侨，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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