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予
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人来说，提到宗教信仰，不免联想到迷信。宗教几乎成了迷信的同义词，甚至宗教被等同于迷信。基督教自然也逃不了这个厄运。而迷信的反义词，好像天经地义就是“科学”（为方便和习惯起见，本文中“科学”一词均指自然科学）。似乎科学就是不迷信，甚至科学就一定是无神论。
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知识界在1922年发起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这一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主要有两点：第一、基督教不科学；第二、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虽然非基督教运动到了1927年就停止了，但这些对基督教的指控，继续成为许多中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偏见。
基督教不仅被误认为不科学，而且被指控为反科学，甚至迫害科学。历史上罗马天主教迫害伽利略一事，常被用来作为基督教反对和迫害科学无可否认的证据。
事实上，多数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始末与性质了解并不多，不过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所以有必要对整个事件作一个概要的回顾。本文试图：（一）回顾伽利略被审的起因，他是否试图以科学向基督教挑战，以及这一事件是否证明基督教迫害科学；（二）从历史事实中认识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兴起所做的贡献；（三）基督教本身应该从历史当中记取什么教训。
一、伽利略事件的来龙去脉
使伽利略遭到天主教教廷审判的最终导火线，是他在1632年出版的《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一书。伽利略在这本书中，将哥白尼理论以假说提出，通过对话的形式，把哥白尼的观点充分地表达出来。书的副标题清楚地表明，伽利略试图挑战的是托勒密体系，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科学体系。
亚里士多德为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宇宙观在天文学方面为地心说，即地球为宇宙中心，而太阳、月亮和其它行星绕地球运转。亚氏的宇宙观到第二世纪，经过托勒密在天文学方面进一步修改、补充而定型，从此统治了西方思想界一千多年之久。
伽利略所要挑战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宇宙观在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错误（而非基督教或圣经）。这是伽利略事件的主要导火线。当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学术界正悄然兴起。伽利略作为日心说的拥护者，与其对手，即大学里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前后论战5大回合，长达30年之久。
这一论战使传统的科学理论遭到威胁；而保守的学术权威固步自封，视伽利略所代表的新兴理论为科学异端，不顾实验事实，竭力反对。当伽利略制作成望远镜，看见了许多新的星星时，保守的帕多瓦教授克雷蒙尼尼（Cesare Cremonini），甚至对伽利略的望远镜不屑一顾。而比萨大学的教授则竭力想证明，“他仿佛是靠了巫术的符咒，把新的行星从天空咒了出来”。（注1，112页）
除了学术上的因素，伽利略的某些论敌也带有一些私人恩怨，使得这一事件更加错综复杂。1592年伽利略在比萨大学任职期满时，申请威尼斯附近的帕都亚大学数学教授，并获得这一职位。而同时申请这一职位的天文学教授马吉尼则落选（马吉尼属亚里士多德学派），马吉尼因此耿耿于怀。他后来不仅成为伽利略第二回合论战的主要论敌，更是第一位将教会拉进这场科学论战的学者。他指使年轻的宗教狂热分子席兹（Francesco Sizi），出版一本小册子，提出只有七个行星的宗教论据，认为木星的卫星只是幻影而已（注2，117－118页）。这就为一场科学论战演变为政治风波，拉开了序幕。二十世纪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对于罗马天主教、甚至新教的错误有诸多批评，但对于伽利略事件，他也指出，是当时的保守科学界反对这一新学说，并且谋求教会干涉∶“当时的学术界主要属于亚里士多德派。他们催促教士们采取行动。”（注1，98页）
当时的天主教会被卷入这场学术事件，一方面与天主教当时的科学立场有关。当时的天主教会，受到十三世纪著名经院神学家阿奎那很大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完整著作重现，并翻译成拉丁文。阿奎那首先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理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这样的综合，虽然“在蛊惑中世纪人心的巫术、占星术和迷信的浊流中……保存了关于自然界可以理解的信仰”（注1，绪论），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树为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与圣经结合得很完美，以至于有人攻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便被视为攻击圣经的启示。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伽利略自己的傲气、论辩言辞及讽刺的尖刻等，使他树敌不少。被激怒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当中，有不少是教会人士，他们在教会卷入这件事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站在传统的科学立场上，被学术界的保守派怂恿利用，卷入这场科学论战，扮演了反对新兴科学的不光彩角色，而使得整个基督教蒙上了反对和迫害科学的不白之冤。伽利略曾力阻教会用圣经教导来附会亚里士多德学说，也试图寻求教会方面的支持，甚至他的这本书也是经过天主教当局批准出版的。但他最终势单力薄，未能成功。
由此可见，当时天主教会确实有错误：一方面在神学上高举人的权威，将之等同于圣经的权威，甚至超过圣经的权威；另一方面在科学上维护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科学观。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这并非是教会否定、反对一切科学。因此所谓基督教反对或迫害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而言之，伽利略事件的起因，是新兴科学向传统科学挑战，是哥白尼学说向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挑战，而不是科学向基督教神学的挑战。伽利略事件的性质，是传统科学反对新兴科学，而不是基督教反对科学。迫害伽利略的幕后策划者是那些保守的学术权威，只是因为天主教会站在传统科学的立场上，卷入对伽利略的最后迫害。而后人以偏概全，使得这一事件的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
二、基督教对现代科学兴起的贡献
与伽利略同时期还有德国的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对于现代天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出生的英国科学家牛顿，则在数学、物理、天文等领域，都有空前的贡献，尤其在物理方面，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可以说，现代科学的创始，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不仅是科学家，而且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
同一时期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惠斯通、帕斯卡等人，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和早期的许多基督徒一样，相信有一位神，相信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神造了宇宙，也造了人，并赐给人理性，使人能够思想、能够研究、能够认识自然规律。这就是基督徒从事科学研究的神学基础。丹皮尔就这样提醒人们∶“最后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注1，128页）
上面提到的这些科学家不仅相信神，其中哥白尼更是读过神学、担任过神职；而牛顿则对圣经有深刻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神学著作。牛顿曾有一位好友不信神，一次他到牛顿家作客，看到一具精美的太阳系模型，只要转动曲柄，各星便各按自己的轨道运转。他于是问牛顿，这个模型是谁设计制作的。牛顿故意说∶“没有人制作。”他的好友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可能没有人制作呢？”牛顿反问∶“如果这模型必须有人设计制作的话，那么像这模型一样实际运转的太阳系，怎么可能会偶然碰撞形成，而没有一位设计者、创造者呢？”这位朋友茅塞顿开，转成了有神论者。
伽利略对圣经的看法是∶“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天堂，而非诸天如何运行。”开普勒说∶“神啊！我跟随你的思想而思想。”牛顿认为∶“世上没有一门科学，能比得上圣经那样确凿有证。”可见这些科学家都是对神、对圣经确信无疑的。
国内曾有一种科学家堕落论，说一些科学家如牛顿，年老的时候因为不能完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因此软弱了、堕落了，于是诉诸于神。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早就是基督徒，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相信神。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从上述历史的事实，承认基督徒科学家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创始，功不可没。
三、应该从历史当中记取的教训
从科学史上我们看到，科学是有限的，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进步，不断纠正错误，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断完善的。科学当然曾有错误，如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科学。甚至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纠正了亚里士多德天文学的重大错误，但本身仍然是有错误的，需要后来的科学进一步纠正。科学今天仍难免有错误，科学以后还会有错误。科学是在不断纠正错误当中前进的。
然而圣经的真理却是完备的（虽然不是巨细靡遗的），是不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圣经在3,500年前，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有一个开始。今天科学界最广为接受的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是起初大爆炸的结果，也就是说，宇宙有一个开始。科学比圣经整整晚了3,500年，才得到这个结论！
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为的是使人能够正确认识创造之主，明白人与神和好的途径。神，虽然肉眼看不见、仪器测不到，但却是可以通过心灵来认识、藉着信心来经历的。圣经记载神创造天地万物，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是超然的神迹，超越科学定律，所以既不是科学可以否定，也不是科学能够证明。但科学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使我们能够相信这个奇妙的宇宙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精心设计的杰作。
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基督教并不否定科学，但基督教并不是靠科学才认识真理的，否则亚伯拉罕就不能成为信心之父，而是信心瞎子了，因为他的时代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科学理论都还没有。
相反，试图用科学来解释基督教，却好像盲人摸象一样，难免片面。所以，我们对基督教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圣经加科学上，而是只建立在神所启示的圣经上。圣经不会因为缺少科学而成为瞎子，然而科学如果拒绝圣经的真理，是会成为跛子的。而科学加上错误的宗教，恐怕更是会成为疯子。
基督教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认识科学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再试图用某些科学观点来解释圣经（如对《创世记》第一章“丰富多采”的解释），不再将圣经纳入科学的框框之内，去附会迎合流行的科学理论。否则，纵然不至于重蹈历史上天主教会迫害伽利略的覆辙，但一旦现行的某些科学结论必须修改，则相关的圣经解释也不得不跟着修改，以致于给那些反对基督教者，留下新的话柄和笑柄，以及进一步攻击圣经的资料。那时基督徒只有哑口无言了。□
注：
-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韩梅尔，《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作者来自江苏，现在美国德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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