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学博士：
刚才的五位学者已经做了他们的表述，其中共同的一个关怀，就是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就是文化的DNA。我相信过去200年基督徒是有朝这方面努力的，所以我们希望藉着对谈，回顾过去基督徒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的成败得失，哪些路通，哪些路不通，再来看将来如何走下去。
林治平教授：
这是很大的问题，传教士跟着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进到中国，这不是传教士故意的，这是个时代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要分割。我要问，传教士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来的时候，所面对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中国？
这次展览的图片中呈现了一些，其实他们来的时候，西方现代化已经开始，他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了。他们不需要到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落后、比较穷苦、比较危险的中国来。但是他们要来，为什么？我就发现他们里面，有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根据圣经的信仰来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这个无价之宝的生命，贵重到一个地步，贵重到上帝的独生子，可以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这时，我就想起以前读政治理论时，说到基督教信仰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其中有一句话深刻影响我，它说“君王也好，乞丐也好，可以同时并肩，跪在上帝面前祈祷。”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带出了这个很重大的，所谓“人权”的基本。不管你有什么，只问你是什么。你有君王的地位，还是乞丐，上帝都不看，上帝只看你是不是人，你是人，你就有绝对的地位。
我研究这些宣教士的生命过程和心路历程，发现是因为他们认识了那生命绝对的意义，所以成为非常优秀的宣教士。很多宣教士是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等名校毕业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愿意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他们去人跟人相遇，他们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我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我们最缺少的就是人没有碰到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难怪有些学者说，我们今天所发展出来的文化是个失去人性（dehumanized）的文化。愈来愈没有人了，我们找不到自己，我们要靠外在的有，回过来看生命的价值。
有好的车子，有好的房子，有好的学位，有好的什么什么……那我就觉得自己很好。看别人也是这样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于是，人跟人没有关系，人跟自己也没有关系。当人跟自己没有关系，人跟人没有关系的时候，外在的物质随便怎么丰富，里面依然是空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就是刚刚燕青先生所说的，心里就是有一种追求生命根源，追求生命意义的基本东西。
我在台湾做基督教的研究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后来就转向去思考什么叫做“全人教育”。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单面向的，没有看到生命的“是”，只看到生命的“有”，我觉得这个很成问题。当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就有点开心，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人有四个层面，天、人、物、我。基督教讲到耶稣基督从他十二岁开始，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长，也是四个层面，所以这四个层面，才能构成为一个“全人”。
我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在谈教育的时候，我就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不是把人训练成一个 skillful的机器，如果他只是一个纯技术的机器，那教育就变成了一个制造工具的工厂了。教育是应该培养一个人成为“人”。
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也是要把失落的人，把没有活出人的荣耀性的人找出来，所以耶稣他说，他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就是为了要叫人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跟中国的传统有一些整合，也合乎人存在的状况。
我从60年代存在主义时期，一直走到后现代时期。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很多宣教士不顾一切摆上自己，他觉得：我牺牲生命，如果我能够影响一个人，找到他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就值得了，我这一生就值得了。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换回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能够影响二个人，我就赚了。所以他整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跟我们现在的物质文明、看得见的文化发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
魏外扬教授：
问到过去200年教会做了些什么努力，来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社会里面，从翻译圣经的角度来看，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称中国文化是多元的，特别是语言也多元，所以他们翻译圣经时，不是只一个版本，不是只有官话本，还有不同层次，有文理本、浅文理本，还有很多方言本。比如我是福州人，我们看到有福州话的版本，这次展览上的图片就有一些。这说明他们不只是想融入上层，也愿意融入到下层，愿意融入到各种方言里面去。
再举一个例，从建筑来看，我们看上面很多图片，很多教会大学，我们发现当时有名的教会大学，他们在设计，在建筑的时候，很多都是传统中国宫殿式的建筑。这表示他们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同时，在建筑上也想要融入中国的传统中去。反而是我们现在的一般建筑，都不会考虑到要保留中国的传统，而非常西化。
同样，我刚才讲过，比如说很多的教会习俗，也入境随俗了。我们在图片上看到有“男人之门，妇女免进”，这个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男女比较严格，所以教堂入门还要分男人的门、女人的门，让不同的性别走不同的门。当时西方社会已打成一片了，但在中国还是要分开男女。我想这些都是入境随俗的努力，为了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礼俗里面去。当然，很多方面做得不够。但在许多形式上，他们是很用心，并不是说把西方的一套拿来，一定要取代中国的东西。
本文由北美宇宙光供稿，刘建慰录音记录，本刊编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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