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入华200年之得与失的对话(节选)(5)

我们现在还是把焦点放在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这个重要的课题上。

 

 

(续上期)

 

 

王志学博士:

 

我们现在还是把焦点放在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这个重要的课题上。现在希望五位讲员,可以多讲一点,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督教”,还有“中国道路的基督教”,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面貌?还有,应该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达到这一结果?

 

林中泽教授:

 

我先来谈,因为我刚才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表面上看,在过去的200年,某些时段做得非常漂亮,刚才也列举了很多数据。的确是这样,我不否认,但是这些毕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所谓“中国化”,应该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接合,相融合,至少要对在中国所碰到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譬如说,最重要的有佛学,还有儒学,实际上从整体来考虑,基督教对这二家的理解并不深刻(这是从总体,并不是个别人)。对儒学的理解,通常认为儒学(或者叫儒教),它是专制主义的工具。但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说明儒学并不是专制主义的工具,相反,他是制约中国传统上的专制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另外对于佛教的理解,也是这样。不是认为佛教是一种迷信,或者是一种偶像崇拜,就是走极端,认为佛教是无神论者。这样的认识是肤浅的。而且对于佛教是一种宗教存在的佛教,还是已经民俗化了的佛教,弄不清楚。佛教有民俗跟实际上的宗教之分,陈先生在这方面是有研究的。

所以从这二点来看,关于基督教中国化这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真正解决。解决的途径我觉得,一方面是从教义教理方面的融合,譬如说,基督教的救赎论,跟中国传统的道德论的问题,要摆平它,要二者真正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个艰辛困难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传教方法,我觉得传教方法也很重要。现在有些基督教徒对我们在大陆已经得到的收获,有点得意,觉得已经很了不起。有人认为占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已经信教了,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准确不准确,但是你要理解这个信教的阶层。主要是什么阶层?以中国现有基督教的基本群众,跟北美基督教徒的基本群众来做一个比较,我就发现在北美,当然我的观察面不是很宽,但是据我接触,美国的基督教徒的素养就不同,相对就要高很多。

我看了一个材料,是由上海大学的一个先生主持的一个项目,对浙江和福建二省基督教徒进行调查,发现实际上这二个省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文化水准是非常低的,平均是中下,就是中小学,而且福建跟浙江在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平(中)还是比较高的,可见我们不要太乐观。

就我刚才讲的中国化的问题,要将这些考虑进去,这就是我的补充。

 

林治平教授:

 

回应你所说的话,我在很多年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理念与符号〉,因为我们都活在符号当中。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发展2000年,他一定有很多西方的符号在里面,但是符号跟理念不能把它连成一条线,符号跟理念的关系一定要经过它的历史文化,我们叫 conceptualization,经过conceptualize才产生意义,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我自己的兴趣是想问:“什么叫做基督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我也要问,“什么叫做中国文化?”“什么叫做佛教?”这都是基本的问题。

但这个很可能和主持人的意见有点违反,因为这个比较学术性,如果我们很学术性的去谈,我们要先把三个还原:“基督教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佛教文化是什么?”还原了才知道哪些是相通的,哪些是不相通的,这样我们才能谈下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感到我们大概也不能随意地说:“中国基督化”。什么叫中国基督化?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说“基督中国化”,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因为说到最后,很可能发展出一种既不是基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基督教”,他必须是基督教。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Christian is Christianity。这要搞清楚,如果你发展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了,那就失去了她的意义,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道理。

 

燕青先生:

 

我回应林教授的话,其实我感触非常深,我刚才跟王牧师也私下聊过,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们凡夫俗子,肉眼凡胎,几乎无法去洞解其中的奥妙。

就是因为有关基督教在中国怎样跟中国文化衔接,或者是融合的问题,我必须坦率,我不想讲模棱两可的话,就是: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跟大家坦率地讲,我对基督教、佛教或任何一种宗教,我都有无限的景仰与艳羡,这是一个前题,但我告诉大家,从基督教本身来讲,和中国古老的文化之间的冲突确实很大。

我是出生于中国旧有的,所谓书香门第的家庭,我太了解中国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特征。她讲究的一些特点,归纳起来很简单,就是:荣辱不惊,上善若水,安贫乐道,虚怀若谷。这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文化传承的国度与民族,而这种柔性文化的传承实际经过了千百年。而基督教,从摩西十诫,以及基督教信仰上面的一些所谓的要求来讲,我觉得,他跟我们所固有的文化的冲突真的是非常大。

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有很多的瓶颈解决不了,佛教照样没戏,原因在哪里?其实佛教最早从天竺来,古老的原生佛教,原始佛教,和后来我们的“佛教”,完全是二码事,完全被中国化了。不但被中国化,原来的佛教里头的观音是个男的,到中国把他变成了女的,因为觉得女人更大慈大悲,她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在中国,你看那么多人信佛教,佛教的信徒也很多,但所谓的信徒,功利性也很大。到庙里去,求给我生个孙子吧?要不就是什么时候我升官发财?这种心情还是非常深重的。

所以在中国、中国历史上,她的宗教情怀,宗教的信仰,其实是不深的。中国人所谓的儒家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这些观点往往建立在一个无神论的基础上。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包括神学的思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其实它的根基并不是那样的坚固。

基督教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包括仪礼性的东西,包括宗教里头很多根本的东西,不可能为了与中国融合而去改变,最后搞出一个“中国基督教”。康熙四十四年利马窦的那个时期,就是“绥靖”,所谓的妥协,但绥靖与妥协,又是暂时性的,最后不能永远的妥协,永远妥协就变成了“中国基督教”,基督教能接受吗?不太可能。如果不能妥协的话,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陈怀宇教授:

 

我一开始就说了,提到中国的一些社会思潮和基督教的关系,特别是民族主义,我觉得刚才大家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本身中国文化到现在,的确很难界定。而且我们讲“中国化”的时候,应该叫“本土化”,但“本土”也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我本人做了很多年中国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喜欢谈“夷夏”。我们讲“中国化”,讲“本土化”,说来说去,是“中原化”。是跟中原有关,周边都是夷人,都是野蛮人,都是夷狄、南蛮这些。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文化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因为中国传统来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周围的这些边疆民族,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以去首都多少多少里来计算距离的。譬如说我们看《汉书》,看《西域传》,里面讲楼兰,它说去长安多少多少里,这个明显的是一个汉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讲“中国化”,“本土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那我们讲中国化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自我本位的世界观。我觉得这种以“什么什么”为中心主义发展的世界观,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其实它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当然后现代就不一样了。

从传统到现代文化,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譬如说,欧洲人他讲,近东、中东、远东,都是因为欧洲人以他们为中心,离他们比较近的,像以色列、巴勒斯坦就是近东,再往远一些,伊拉克就是中东,中国就是远东了。现在他们已经放弃这种说法了,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讲“中国化”,“本土化”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是“中原化”,而且其实是“汉化”。因为对西藏人来说,什么是中国化?他们也面临汉化和保持自己民族独立的选择。台湾是不是?台湾对中原人来说,也是化外之民。那新疆是不是?新疆也一样。满人是不是?满人也一样。如果基督教要“中国化”的话,难道也要“满族化”吗?要“西藏化”吗?要“维吾尔人化”吗?

西方人讲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都说 Chinese,包括香港人、台湾人,他们都说 Chinese。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分得很清楚的。我很赞同我们不应该放很多的(心思)在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上面,我们应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后现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后现代角度就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什么?你不要以为我是信儒家的,我就是主体,我就是老大,我信佛的,因为我人多,所以你就不行。或者我是信基督教的,我就是信洋教。我觉得中国到现在不应该再分那么强的夷夏观念。

资本主义是不是洋人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洋人的?共产主义是不是洋人的?佛教是不是洋人的?儒家也是洋人的!中国当时儒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鲁国来的,鲁国根本就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中心,凭什么它就变成老大了?这都是后来的观念,人很容易受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影响。就像我们看台湾的议会打架一样,其实立法院也许只打过六次架,但是因为新闻一放大,所以大家以为他们一天到晚打架。我觉得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是这样,譬如说大家一天到晚讲,很多人开始讨论儒家祭祖,祭黄帝,祭炎帝,因为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来作为国家认同,国家的主体认同。就像台湾讲要“本土化”、学台湾语一样。

我们如果要讨论中国的现状和将来,应该很清楚要搞清一点,多元主义就是不要有很强的权威,不要有很强的主体,不要有很强的中心的这种想法在里面。所以“中国化”的问题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魏外扬教授:

 

我是很认同说,有些东西不能够改变,毕竟是一个信仰,不能说为了融合就把它最重要的原则改变了。譬如说“罪”、“救赎”、“十字架”,这些在基督信仰里面是最根本的东西,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改变,真的变来变去,就变成了一个不是基督教的“基督教”了。

刚才很多位都提到,我们现在农村里的信徒,好像他们在知识方面水平较低,对圣经也不够了解,因此觉得这些数字,并不足以表明(基督教)有什么发展。可是我就想到,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从罗马帝国一路下来,其实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最基层开始的。我们看到在保罗传道的时候,也都是一些奴隶,就是在罗马帝国看来最卑微,最下层的人。可是你看到后来,罗马帝国没有了,基督教还有。

你不要小看这些“无知”的群众,教会都是这样开始的,很少说到一个地方是由最上层的人、知识分子,或者是由领导权威的人说“我们相信了!”然后下令,下面的人就都相信了。这种的“相信”,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在历史上看,都是没有根的。我个人觉得,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从社会底层人群开始接受仰,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林治平教授:

 

我补充一点点,我觉得基督教基本上是讲一个生命信仰之道,但我们现在都容易把基督教的现象,都归到文化跟社会现象去观察。所以很多做研究者,好像我们在台湾,你要去申请一个研究补助案,他就把你(你的研究课题)送到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去审查,多半都通过不了,因为你从宗教的角度去看,(他们就认为)不行。所以我们在台湾非常努力去向这些单位表达,我们不是做社会文化学研究,我们是做宗教学研究,这二个是应该不一样的。后来台湾政府就采取了“宗教学门”,可以专门去申请宗教学门的研究,因为宗教学门的研究方法内容,是牵涉到人心灵内在对永恒的意义,对价值的追求,对生命观念的追求。这跟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不尽相同,当然它可以变成社会现象的一部分,但这二者必须区分开来。

刚刚讲到“基督教中国化”,或者“中国基督教化”,我就忽然想起,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变,就是太平天国,那太平天国是“中国基督教”呢?还是“基督教中国化”了呢?我认为都不是。基本上,他是受了基督教影响,也受了中国文化影响,在清朝中叶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但是他不能算是基督教。因为既不合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老实说,也不合乎中国的基本理念,也许是个文化“怪胎”。

我们当然不希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将来成了文化怪胎,所以我还是回到一开始我说的: is Christianity,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找到基督教真正的信仰?这是从教会内部来看,是我们的神学家,是我们的教会历史学家,是我们的宣教学家,需要去重新面对思考的。你要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不要瞎子领瞎子,通通领到死亡,那就惨了!那么,我们研究者也要把这二个分辨开来,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帮助。

 

 

王志学博士:

 

时间到了,我需要做一个总结,我自己讲一句从心里面的话,我很想回应很多课题,但由于我是主持人,不能多说。现在我总结几点,希望我总结得客观又公平:

第一点,二个小时的讨论,五位讲员都对基督教在过去(200年)对中国的贡献是正面的、肯定的。

第二点,基督教面对将来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怎样融合,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三点,至于过程是怎样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比较悲观,有些人比较乐观,基督教里面本身对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特别的课题是:基督教信仰怎样与中国文化融合,而不失去她的纯度;同时又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中间有一个张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时间。

在结束的时候,我打算用林治平教授在马礼逊入华宣教200年记念文集总序中的一段话,来总结今天的对话。

他提到:“2004年1月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戴德生的传记,这本书的名字叫《带着爱来中国》。从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入华宣教开始,200年来不知已有多少宣教士是带着爱来到中国,他们把这股来自上帝的爱火,点燃在许多华人基督徒的心中。在过去200年来,一群华人基督徒决定不让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宣教士朋友专美于前,他们也用血汗热泪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岂不是爱吗?甚至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岂不是仍然是爱吗?今天谁是那位带着爱来中国的人?今天谁是那一位带着爱去到世界各处给需要爱、缺乏爱的人?”

所以我最后的话是:愿大家继续把爱带到中国,继续把爱带去世界各地,愿中国成为一个爱的大国,也愿中国成为一个输出爱的国际的巨人。当后人庆祝马礼逊来华200年的时候,但愿后人看我们这一代在回答基督教与中国的这个课题上,没有交白卷。我们对历史,对中国有了交待,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最重要是你对上帝也有了交待。

 

 

编者后记:

 

从今年二月号至十月号,我刊分五期连载了基督徒学者与非基督徒学者,在一起就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后,历史中的得与失,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所进行的讨论。

从陈怀宇教授、林中泽教授、燕青政论家这三位非基督徒学者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基督教的研究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可以看到中国的学者们脱离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谎言宣传的桎梏,面对史实与现实,从正面肯定了基督教对中国的供献。

同时,他们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上的质疑与盼望,也是今天每一位追求真理的慕道者、关切中华民族前景的探索者,心中共有的盼望与担忧。这是对华人基督教会文化宣教的挑战,也是对每一个华人基督徒的挑战。我们也更应该透过这“挑战”,听见人心灵中对上帝的呼求,因为他是照亮世界的真光。基督信仰必能进入文化、改变文化、并超越文化,因他是真理与生命。

本次讨论中,基督徒学者、主持人王志学博士,林治平和魏外扬两位教授,以谦和的态度倾听,并对非基督徒学者们部分偏误的理解作了回应;他们在基督信仰真道纯度上的坚持,少言而直指问题关键;在对知识、文化、历史、人的诠释中,传递了的圣经世界观,这一切展示了作为基督徒宣教者的胸襟与品德。“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愿我们藉着更多的对话与探讨,让传道者更知道听道者心中的疑惑与渴求;让听道者可以认识这位愿赐人智慧与启示之灵的“天父”;愿《海外校园》成为“在爱中敞开心怀,在光中认识真理”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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