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文峰
自从第一世纪基督教会启创以来，历代教会内部的冲突甚至迫害，屡见不鲜。为何强调爱神爱人的宗教信仰和信徒，竟会如此“相咬相吞”？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学到什么教训？
一、领导权威的陷阱
历代基督教会都是在内忧外患中成长的。初期教会的外患是犹太公会和罗马政权的逼迫。到了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颁布《宽容法案》后，外患则来自“蛮族”及回教军队的侵略。而教会内部，最大的隐忧则是正统教义的辨正及礼仪、组织、语言、种族、文化的差异。
为了面对这些挑战，初期教会的回应除了确认圣经正典、编订共同信经（creed）外，也必须建立领导权威。在初期300年，使徒和教父们的领导权威是因其生命、品格、殉道的榜样建立的，但到了第四世纪国教化以后，教会的领导机制和政治架构日渐相似，导致教会权力的体制化、职业化、统合化（ecumenical）。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教廷和教皇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在初期有其必要，很有贡献，但也因为人性中的野心、骄傲，陷入了“权力使人腐化”的陷阱。
教廷和教皇被赋予的权力，原是为了领导众教会共同对抗内忧外患，但当属灵权力逐渐介入政治、社会、经济、军事领域后，原先以爱的能力征服罗马帝国武力的教会，渐成为帝国式的宗教团体；原先“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的教廷，成为政、教、军、经合一的超级强权；原先代表舍己、饶恕、受苦的十字架，竟成为教廷行使老鹰（罗马帝国徽章）权力的记号。十字军和异端裁判所，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二、十字军东征和异端裁判所
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是由教皇领导的“圣战”，共有七次，长达200年。原先的目的是收回被回教徒占领的耶路撒冷，但这以十字架为记号发起的战争，却失去了“属灵争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混杂，多次藉圣战之名对犹太人及回教徒掠劫残暴，撒下了无法磨灭的历史污点，成为后代向犹太人及回教徒宣教的主要拦阻。
异端裁判所则源至12世纪起设立的主教裁判所，目的是处罚违反教廷和圣经教训的异端份子，交由地方官府执行火刑。1224年教廷正式颁布法令，设立异端裁判所（Inquistition）。
这个特别法庭的设立，也成为教会历史中常被人诟病之处。裁判所握有判断行动和意图的特权。检查员可以将任何疑犯拘捕到庭，民众可以彼此告发。在法庭上，诉讼程序不公开，裁判官可以全权定罪名。判罪后的处罚，轻者必须听弥撒、朝圣，或鞭笞、罚款，最重者开除教籍或火刑。可以想见多少私怨和权力斗争假藉异端之名加诸于对手，多少屈假冤案会在这种法庭发生。改教运动（Reformation）的先锋约翰胡司（John Huss, 1372-1415）、撒沃那柔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等，都被异端裁判所判刑烧死。
三、改教运动的反思
16世纪的改教运动，对于中世纪教会历史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虽然在新教（Protestants）发展的过程中，仍有1553年在日内瓦烧死西班牙异端学者塞尔维特的事件，英国国教对清教徒的迫害，新旧教会对重洗派（Anabaptists）的斥逐等，而且不同地区的教会也因对圣礼和教会行政的看法不同而分成不同宗派。但经过一百多年的调整后，基本上新教各宗派都按照原先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原则，各国各族及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各宗派之间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旧教（天主教）也在17世纪的“卅年战争”之后，不再以武力攻打归向新教的疆土，整个基督教界（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终于学会了和平共存，进而以海外宣教、社会关怀、文化交流、教育事业各自扩展其影响力。
四、不断前进的教会
从这二千年教会历史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我们可以看到：
- 基督信仰之可贵，在于明辨宽容与绝对。奥古斯丁早已提供了极佳的原则：“在基要的事上，合一（unity）；在次要（non-essential）的事上，自由（liberty）；在一切事上相爱（love）。”
- 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虽然真正的基督徒已经历了生命的更新，但人性中的欲望、心机、骄傲仍可能诱使我们落入权力的试探中。务必谨慎戒惧！尤其有能力，正居领导地位者更须防微杜渐。
- 教会获得人们归化的正常途径，是传扬福音、品格榜样和社会关怀，而非凭藉强力或体制。
- 教会必须有教规、教牧和礼仪、组织，但这些都是实践信仰的方式，不是绝对的，不宜律法化，不必加上太多条条框框。应容许各信徒各教会有自由选择。
-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不单是组织（organization）。历代教会中都有组织上的老化、僵化甚至腐化，但只要教会中不断有生命更新而变化的信徒，他们必可保持教会的活力。历代教会虽有起伏高低，但教会具有不断洁净、复兴的本质，她会穿过历史的长廊，在得胜与失败、合一与分裂中，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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