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审宗教谬种 , 哀惋向上之民──《祝福》宗教主题新探 /石方能
从1922年3月到1927年，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一边倒地反基督教兼及其他宗教。周作人看不过眼，联合5友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招来一片骂声。而鲁迅始终没有表态。
今天重读《祝福》，忽然觉得，这篇小说于此期间发表，其实是回应了这一运动思潮，是一种表态。只是鲁迅用了艺术的形式。《祝福》涉及多种宗教，藏着很深的宗教主题，我们就从“谬种”说起。
谁才是谬种
“谬种”是小说中鲁四老爷骂祥林嫂的词：“不早不迟，偏偏要（死）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接着写“我”旁听到这话，疑心他在含沙射影地骂“我”也是谬种。全文只两次出现这词。
谬种，取自成语“谬种流传”，指学理或教义偏离原义正解、越传越歪的传承状况。用来骂祥林嫂，似不如“晦星”、“孽胎”对路；但鲁迅让笔下人物这么骂，有很深的意思。我以为是让鲁四老爷站在宗教角度这么骂的。
宗教角度，是鲁四老爷以鲁镇的宗教权威自居。宗教的谬种，应当是指偏离原旨的教义，混信伪信的传人。祥林嫂是不是“谬种”，我们不会依从鲁四老爷的审定；倒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判断一下鲁四老爷是不是他所属宗教的谬种，而且也审审其他人，包括“我”。
儒教的谬种
鲁四老爷 “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显然，鲁四老爷属儒教。孔子讲究“敬鬼神而远之”，理学家认为“天者，理也”。
但鲁四老爷“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可见，鲁四老爷不信“天理”而信鬼神，信鬼神祭祀，而并不真信儒教。
理学家厌恶再嫁的寡妇，认为再嫁即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鲁四老爷对这一教条也没有真信、真执行。祥林嫂初寡初来为佣，他只是“皱了皱眉”；再嫁再寡再来为佣时，他又只是“照例皱过眉”，“并不大反对”。原因只为“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而祥林嫂的力气“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他说“可恶！然而……”，意思是可恶你是失节寡妇，然而你可以省钱！
他混信道教。他的书房中“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表明他崇道，崇道教长寿术。
鲁四老爷祭天地众神以祈福，披儒教之皮以保贵，挂道教之字以求寿，雇“失节”之妇以省钱──综合起来，无非“福、贵、寿、财”4字而已，当然是儒教谬种。
佛教的谬种
柳妈是小说后段才插入的人物。“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说明她属佛教。但细一推敲，这个“善女人”并不真信佛教。她对男女性事其实深感兴味，反复追问祥林嫂再嫁时为何终于“肯了”，因问而不得便诡秘地传教，用阎罗大王会把她锯分两半给两个前夫来吓唬祥林嫂，待祥林嫂面露恐怖之后，继续传教：“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免得死了去受苦。”
佛教认为人与鬼都只是“6道”之一，佛教观念中的鬼是有生有死的，她先后两个男人怎么老在阴司做鬼，老等着瓜分她呢？显然柳妈传的不是真佛教。而她要祥林嫂去赎罪的地方不是佛寺，而是土地庙。
显然，柳妈的教义是个大杂烩，因此把柳妈判为佛教的“谬种”，一点不冤。
我冒昧给柳妈信的教重新命一个名：本土杂拌教。我注意到，鲁迅小说写到的宗教场所几乎全是本土民间宗教的：《祝福》是土地庙，《在酒楼上》是城隍庙，《长明灯》是社庙，只有《阿Q正传》里有座属佛教的静修庵。但作者安排阿Q住土谷祠，土谷祠属本土宗教。
鲁迅在《吃教》一文中说：“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是杂拌儿而已。”《祝福》中鲁镇的“本土杂拌教”分“惩罚”和“祝福”两型。鲁四老爷的“祝福型”把“天地圣众”拌到一起来祭，也是“杂拌”的一种。
新文化的谬种
《祝福》中的“我”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也是作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予以审视的人物。
鲁迅在《故乡》中写道：“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即是说，“我”是以希望──希望中国后代过上“新的生活”──为偶像、为宗教目标的。
《祝福》没有用“新的生活”一词，给“我”贴的标签是“新党”：“他（鲁四老爷）……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是比康有为更新的新党，新得鲁四老爷不知该怎么骂。不用说，五四“新党”是以把中国建成科学、民主的国家为偶像、为宗教的。
但在小说中， “我”没有向守旧的鲁镇人宣战，没有宣传过一句五四新文化，倒是有多处显出新文化信仰的游移：
一是在祥林嫂问人死之后有没有魂灵和地狱等宗教问题时，“我”踌蹰一番后回答“也许有罢”、“论理，就该也有”。身为科学的启蒙者，无论如何不该这么回答；而“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也不合“新党”的口径。
二是寓居在鲁四老爷的书房里，反复自语“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但接下来的独白却是“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心思竟然只在“吃”上了。
三是结尾处写“我”在5更天被爆竹声惊醒，知道是鲁镇人在“祝福”了，这时竟感到受了“音响的浓云”的拥抱，“懒散而且舒适”，似乎愿在其中继续“暂寓”下去。
总之，“我”对自己的信仰极为暧昧，直至篇尾未见振作。可以认为，这是鲁迅把自己心中那种低落、孤独、仿徨、恋旧的部分拎出来，反省自己才这么写的，以防止自己变成信仰的谬种。
祥林嫂的真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祥林嫂具有真信者的品格。
卫老婆子向鲁四夫人讲述祥林嫂被迫再嫁时的表现，特意指出“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卫老婆子插一句话，点明祥林嫂刚烈的原因：“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这是说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受了儒教的影响，才这么“节烈”的。显然，她一信儒教就信得真。
当然，她信“祝福教”也信得真。她初次为佣时期，一人担当洗、煮、摆祭品祭器的全部工作，虽忙却反而满足得胖了；第二次为佣，不被主妇允许参与这些工作，她便“像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后来，她信柳妈的“杂拌”佛教也信得真，而且信了就行动，捐出她历年做工全部所得也愿意。捐过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
你可以说她愚昧，说她迷信，但换一个角度看，则要说她具有真信者的品格，因为她这样做不是为现世得好处，而是为来世，为某种信念。可惜，鲁镇没有纯正的、具有超越性的宗教供她信，以至于她辗转碰壁，寻觅不得，最后只好发出一句惊天动地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
她是向上之民
在鲁镇，祥林嫂走向“我”，不为讨钱，不为现世的好处，只为知道来世的真相。她的3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她的疑问表达超越了柳妈所教的层次，也超越了鲁四老爷的假儒教和“祝福教”。
细细推敲，还越出了道教、佛教的观念，因为道教无地狱之说，佛教无灵魂之说。“灵魂”、“地狱”，都是“外来宗教”基督教才用的词汇。生活在乡村的农妇竟然使用这样的词，初看有些突兀，细想却可能是作者用了“省略法”，省略的水下部分包含着她接受了些许基督教信息的可能。这位苦到极处的女人，开始发出天问，向上求索了。
这种发出天问、向上求索的人，鲁迅曾称之为“向上之民”。他在1908年作于日本的《破恶声论》中说：“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指古印度〕之民……希伯来〔古以色列〕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
也许，鲁迅当初写祥林嫂，是要写出一个有求索精神的“向上之民”，其历程是由迷到觉，由本土杂拌教到追求真正的宗教（包括广义的宗教，如科学无神论）。但五四之后的鲁迅异常清醒，他只写出她是“向上之民”的萌芽。可叹“我”只能以“说不清”来搪塞她，听任“向上之民”的萌芽夭折了。
鲁迅青年时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在日本留学时与许寿裳语），中年后仍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论睁了眼看》）。他尊重任何真正的信仰，而讨厌任何好名目下的虚伪，认为真诚的傻子比诳人的聪明人要好，真诚的迷信比伪信要好！
因此，打什么宗教或主义的旗号都非关键，泛泛地反对或赞成也无必要，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相信、真实行。我想，在那场“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中，鲁迅还是做了自己的表态，他的目光一直看到今天。
作者现居广州。
刊于OC119期 （图片来自网络）
发表回复